二十年前，我在一个叫界桥中学的学校里上初中三年级，因为中考在即，每周只能回家一次。其余时间，只能靠从家里带的一玻璃罐干盐菜对付着一日三餐。
看着日渐消瘦的我，母亲不忍，道：文，以后弄点肉罢。
虽然家里捉襟见肘，但母亲说到做到，罐子里，开始多了荤腥，油也明显添多了。为了防止变馊变质，菜一般不加水去炒。这样的干菜，我一直吃了三年，而母亲为我们哥几个整整晾晒了十年的青菜，也炒了十年的盐菜。
中考的氛围愈来愈浓，每一个同学如临大敌。母亲说，以后我叫迪迪帮忙捎带吧。迪迪是同村的一位女孩，与我同校，此时正在上初中一年级。并且，迪迪的父亲与我的父亲同在一个乡村小学任教。于是，从此以后，每逢星期四，必定会有菜带到我的寝室里。奇怪的是，我竟一直没有面对面碰到迪迪。
春雨绵绵的一个黄昏，有同学叫我：外面有女孩子找你！说着，朝我狡黠地一笑，充满暧昧。我一头雾水，暗中纳闷，本人平日只顾埋头背书，连同班女同学都没搭讪几句，哪里来什么“没有纽扣的红衬衫”？搁下书，出教室一看，果然，一位瘦小的女孩默默站在寝室前，手里提着一个尼龙网兜，最惹眼的莫过于那条乌黑的长辫子。是迪迪。她的肤色白皙，脸庞瘦削，举止像极了其父，总是不慌不忙有板有眼。
“你妈要我带的。”她平静地道。
我应了一声，竟连个“谢”字也忘了说，眼睁睁瞧着她缓缓转过身，慢慢走向女生宿舍，那长长的辫子仿佛随风起舞于湖面的柳条。
我至今也没有完全搞清迪迪的大名，只知道大家都这么唤她的小名。但是，我永世也忘不了那张纯真烂漫的脸，那条跳跃在背后的长辫。
迪迪替我捎菜的义务工作一直持续到我中考结束。在我离开家乡后，更是难得谋其面了。
厄运，却无情地降临在迪迪的头上。没有多久，她的母亲便得了绝症，据说是肝腹水，到处求医问药，终归无果。那个温和的女人，每日木然地站在马路边的屋檐下，痴痴看着人来人往车来车往，一只手总撑在腰际，似乎随时会瘫倒下去。很少能见到她的笑容，那脸永远苍白，如一张漂久了的纸。迪迪不能不辍学了，她开始帮助父母打理家里家外，支持两个弟弟继续求学。我的印象中，迪迪几乎不曾纵情地笑过一回。
那张苍白的脸不再出现，迪迪姐弟三个尚未从悲痛中缓解过来，毁灭性的打击又一次狂暴地闯入了这个摇摇欲坠的家庭。迪迪的父亲，一个本分老实的乡村教师，因患高血压，不幸也抛下了还未成年的孩子，追随妻子去了。
整个村子都失去了欢笑和血色。
淳朴的人们不知该怎样去劝慰，心软的女人早就与迪迪姐弟三个哭作一团，更多的人则在扼腕叹息，埋怨上天的不公。也许，一个家彻底解体了。没有父亲母亲的家，该是怎样的寒冷。
迪迪，那个长辫女孩，愈加沉默寡言，她开始以乡村惯有的韧劲缝补着这个千疮百孔的家。责任田变绿了，长出稻子了；菜地里，白菜生机勃勃，大蒜鲜嫩葱绿。一个少女，将所有的爱种植在土地，种植在兄弟的身上。土地，劳动，故乡的风雨，让少女步入成熟。
我没有将过多的注意力集中在那条长辫子上，偶然回乡，无非从自己的家人那儿断断续续听到关于迪迪姐弟相依为命的故事，跟着掬一把同情泪而已。一次，不经意在路上撞见她，正要招呼，她却低了头，侧着身急急而去。依然是那般瘦小，依然是垂挂着一条长长的辫子。
两个弟弟完成学业了。人们说，迪迪该找婆家了。上门说媒的络绎不绝，可是迪迪固执地摇摇头：我得等建了房、两个弟弟成家了再说。
弟弟结婚了，住上了楼房。可是，迪迪还守在村庄里。
屈指算来，迪迪已经苦苦支撑了十几个年头。没有谁真正能走入她的世界，她好像也并不希望谁走进她的世界。花开花落，春去春回，迪迪默默地走在土地上，像一位肩负重任的长者，守望着乡村的朝阳与落日。
二十年后，回头看看，我不由得想起那根乌黑的长辫和那张平静的脸，那是很多乡村都可以见到的风景，或许没有任何特殊的意义，但竟然出乎意料地持久，出乎意料地饱满。
也许，她该终于找到如意郎君了罢。
也许，她的长辫子该铰掉了罢。
2005年1月14日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