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上个月发生的事情了。
我的手机上突然出现了一个不熟悉的来电号码。接起来是一个带着浓重济南口音的声音：“是周志兴吗？我姓房啊，济南防化团的，还记得我吗？”
这个声音，一下子把我拉到了三十二年前。
我当然记得他。给我电话的是我当兵时候的最后一任指导员，叫房立泽。
一九七五年的三月十八号，是我在部队的最后一天。这天好像是巴黎公社成立一百零四年的纪念日，军营的大喇叭里慷慨激昂地读着一篇社论，我已经摘掉了领章帽徽，等着吃部队的最后一顿饭，这顿饭一般是饺子，当兵的都把它叫作滚蛋饺。
不知怎么，在部队混了六年，有两千多个日日夜夜，唯独这个场景像是刻在了我的脑子里，总也忘不了。
我在防化十三团五连当了六年兵。当然，期间没有一直规规矩矩在连队呆着，在团篮球队，军直排球队，团报道组，支左支农军管，还有个儒法斗争宣讲团。这些名词，很多年轻人恐怕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东西了。但是，日子虽然就是这样浑浑噩噩地过来，部队还是在我的身上烙下了深深的印记。有些细节，当时觉得是苦，但是回头看看，是受用终生的。比如在寒冬腊月砸开冰舀水洗脸，比如在雪地里露营，比如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看书写日记，比如穿着全身的防毒衣戴着防毒面具在酷暑中训练，比如寒风中拉练冻得上厕所连裤子都解不开，比如受到老兵的呵斥等等。都是小事，但会影响一个人的脚步。
几天以后，指导员到了北京，他说是专门来看我。
我请指导员到我家里吃饭，为的是让指导员看看当年的战士现在的家庭生活，算是他的家访吧，好做思想政治工作。而这是他的专业。指导员转业后，就在我们当兵时驻扎的县当了信访处长，严格说，还属于思想政治工作。
喝了点酒，我说出了藏在心里好久的话题。
我始终解不开的疙瘩是在部队没有穿上四个兜，就是当上干部，而同时当兵的许多北京兵都提了干，我自己觉得不比他们差啊！
指导员说，那是因为大家认为你骄傲自满。他说，我倒是没有这种感觉，只是觉得你有些不合群。他说，我对你的印象最深的是不多说话，但是心里有数。最深刻的动作是每次班长会，记得你把一个本子放在冲锋枪的弹夹后边。
这我可一点都记不得了。
有一件事我和指导员有误差。他说，当年不提你，是因为你不想留在部队。我说，是部队不留我，要是留，我肯定留下。
唉，几十年前的事情了，说说而已。没有留在部队，现在看起来对我是好事。在这一点上，指导员和我是一致的。
过了两天，我请了十个一起当兵的战友来陪他吃饭。这顿饭，大家又回到了三十多年前。那一张张经历过风霜的脸逐渐也光滑起来，仿佛又再现了当年十几岁的少年军人形象。
恰巧一位“十一”刚回过老连队驻地的战友曹志新（现在是律师）拍了许多当年营房的照片，这些照片勾起了更多的回忆，当年一排住在哪排房子，二排住在哪排房子，探亲的家属住在哪里，开怀大笑和激烈争论弥漫了整间餐厅。
除了训练，我记得指导员打篮球的样子。当年，我的连队是防化团的篮球联赛冠军。当然，防化团是全济南军区的冠军，不过那是一支专业队伍，我也在那里混过。在这样一个有篮球传统的团里挣到冠军，是不容易的事情，指导员功不可没。我在饭桌上说起指导员投篮的一个标志性动作，左腿微屈，右腿向后折起成九十度，呈金鸡独立状。大家都笑了，都记得这样一个动作。六十三岁的指导员不无骄傲地说，现在我还在打篮球呢！
战友们都五十多岁了，青春年华一去不返了，但是，军队情结还是那么浓郁。平时感觉不到，甚至战友之间的联系也不多，但是，如果有机会碰面，那几十年前的军旅生涯就会阻挡不住地跳将出来。虽然称不上金戈铁马，枪林弹雨，但也算是扛过枪，行过军，吃过苦。每一次相聚，都是一次部队生活的重温。
房指导员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谢谢了。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