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徒弟”年纪也不大，心胸可不小。他天天夜里念书念到十二点（点他自备的洋油灯）。他打算考一所出路远大的军官学堂。这个在书局里不得实惠且不为人理睬的孩子，生有一具极结实的身躯，还有一颗挺硬的心。时常冒着滂沱大雨骑车办事。即便是一封不重要的“函购”复信，他也必得把它放进信筒里才甘心。回来浑身都湿透了，也从不知道换换。天晴时，他身上常发出一种令人不敢接近的气味。然而我不嫌那气味，那是一个耿直人的气味。时常在他呼哧哧的粗大喘气声中，我摸到了一颗忠诚的心，是那抽水烟袋的人所不配有的。
这些较亲切的认识使我同他们成为契友了。在公事房里，他们仍叫我“先生”。私下里，我们早没有那界限了。
在我的校对工作中，有一次我逢到一本薄薄的社会主义的书，是书店里宣传得很卖力气的书。每个人心里都不免有许多朦胧模糊的思想，那本书却为我的若干这种思想起下了名字。由于它，我初次懂得了因利害冲突而有的社会阶级以及它们之间的斗争；我特别对罢工发生了兴趣。架上恰好有一本新到的外版论罢工方法的小书。读着它，月光在我脑里晃起来了。我忽然变成了个和风车较量的堂·吉诃德。
一个晚上，我捧出那本小书，指着两个徒弟说：
“咱们都是‘劳工’，咱们有权利要求平等待遇。”
于是，一个清早，我们把工作撂下，像是捉迷藏玩似的，偷偷跑出去了。临走，由我写下一张条子给老板：
我们要求：徒弟们不吃剩饭，每礼拜轮流休息一天。
我们在“劳工者”下面署上三个人的名字，相视而笑了。
我们离开了那黑黑厢房，呼吸到外面清凉空气时，才相互问着：“到哪里呢？”除了“白徒弟”外，其他二人都无家可归。然而胆小的“白徒弟”又不敢回家。我们虽然对所做下的事不甚明了，但幼时“逃学”的害怕心情是有的。我们的脊梁为温暖的阳光抚摸得有些发痒，我们的眼睛为门外的车辆行人所吸引，但隐隐地好像脚底下站得不很稳当。我们匆匆走出街口。
我们沿着大街的甬道走。忘掉了油墨，忘掉了绳子剪刀，我们是倘佯在悠闲中了。捋着银白胡须的卜者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便立在小桌旁，听他信口论断着一个远行者的吉凶。走过旧货摊子，我们也蹲下，望着那些皇朝缨顶挂珠出神。那时我身上还带了几吊钱，我请他们看了一阵西洋景：《杀子报》、《春阿氏》，看了一片换一片。
到了晌午，我们肚里都有些饿了。然而我们三只口袋装的钱还不够吃饱一顿的。只得蹲在一家豆汁摊前，用那酸溜溜的液体装满肚皮。一边吮着豆汁，一边想着今天的事。“白徒弟”甚至泪汪汪地问：
“咱们什么时候回书店啊？”
他把我问得茫然。
傍晚，我们走回书店去听答复了。
老板依然在抽着他的水烟袋，翘着二郎腿坐在椅子上，正看着两个脸孔陌生的伙计在工作着。
我们愕然了。
那次罢工失败后，“黑徒弟”就去广东投考黄埔军校了，“白徒弟”大概回了家。我则溜回崇实。新学年刚刚开始，恰好教务处缺个刻印蜡版的，我就又和油墨打起交道来了。想起少年时代硬充罗宾汉的那股莽撞劲儿，真是感到三分可悯，七分可笑。
“五四”运动时我还在小学，没赶上参加。1925年“五卅”惨案时，我已经懂事了。在北新看的一些新书和洋学堂里耳闻目睹的种种现象，使我的头脑里有了强烈的民族意识。工人顾正红和上海学生们在南京路上所淌的鲜血立刻同我自己肚子里的苦水流到了一起。在那股洪流里，我也是个小小的浪花。
北京学生沪案后援会成立了，全城公立和私立学校都罢了课，当时我还在工读。那是一次反英运动。洋校长是站在英国一边的。他起先想阻止崇实学生罢课。这一步失败后，又试图逼工读生照常干活。使洋校长吃惊的是：在全市学生浩大声势下，大家的胆子也壮了起来。昨天的奴隶，一夜之间统统变成了什么也不怕的硬汉子。最后，他只好带了家小逃到北戴河去了。
那阵子，我还是大黑早就爬起来，但不是去干活，而是去糊一面面写了反帝标语的小纸旗。然后就参加宣传小分队，到大街小巷去串。由于个子矮，我总爬到东四牌楼下面的石礅上，扯开喉咙喊：
“不要买仁丹，买避瘟散，万应锭！”
游行队伍走过交民巷时，路口上早已架起机关枪，穿草绿军服、帽子上有飘带的洋兵做着随时开枪的姿势，像是说：你们找死不难，南京路、沙面、万县的事完全可以重演。压迫者不能懂得的是，机关枪摆出的凶恶架势除了激起更深的仇恨，起不到旁的作用。
就在那时，我结识了四堂兄在齐鲁的一位同学李安宅。我从他那里借来不少小册子，有讲不平等条约的，也有谈全人类解放的。每次去还的时候，安宅总问问我看完的感想，并且鼓励我把小册子传给同学——传给“穷哥儿们”。这样，没经过仪式，没填什么表格，我就成了C.Y.的一员。当时我是出于一种反抗情绪，满以为这么一来，世上的不公正以及一切恶人恶事，就可以一举消灭了。
在谈话中，我常骂宗教。安宅却要我多利用宗教这个形式来开展活动。我在崇实组织了一个互助团，又经安宅介绍，参加了校外的一个通信团。我们开会总各抱着本《圣经》，说是在“查经”；通讯里，满纸都是“耶稣”、“上帝”。假日，我有时到海淀老虎洞的安宅家里去开会。有一次，他说要去外地——后来才知道他去了库伦。他又把我交给了于道泉（1939年，是道泉介绍我去伦敦的），并且告诉我，除了他们两人，谁也不知道我这个关系。
那个寒假，同学钟贻燕约我到他在清河的家里去过年。他父亲颧骨很高，是留英学机械的，在清河织呢厂当总工程师，是位实业救国论者。他家就在织呢厂隔壁，院子很大。南端是菜地，旁边有个养鱼池，接着是二十几个白木匣，装着一窝窝蜜蜂。他们住在尽北头，屋前有个小花园。一天早晨，我在旁边看贻燕的父亲披了蜂罩在整理蜂窝。他忽然斜了眼问我：
“秉乾，你长大了干什么？”
我从来没考虑过这个问题，却不假思索地回答他道：
“我要当革命家。”
他哈哈大笑起来。事实上，我当时丝毫也不理解那个答复包含的内容。
很快，考验就来到了。
那时，北京城是张作霖的天下。他把革命看作洪水猛兽，为了防止赤化，连《马氏文通》都予以查禁。除了警察，他还有保安队、侦缉队。同学中有个姓彭的江西人。后来才知道他爸爸是个侦缉队长，专到学校去抓赤化分子。
一个星期三的黄昏，当我同几个年龄相仿的学伴（我的团员）在沙土池里拍山洞玩的时候（蝙蝠正掠过我们的头飞去），忽然一个孩子喘着气跑来，把我硬扯到墙球场子后面，用至为关切的语气告诉我：
“秉乾，糟了，有人要逮你。”
“凭什么？”我两手叉着腰说。
其实我还不大懂这“逮”是怎么回事。那个字在我们“捉迷藏”时是输的意思，所以我很不高兴。
星期四下午，有人甚至悄悄地对我说，侦探连眼线都买好了：就是那个姓彭的同学。他虽已十好几岁了，个子却矮小，消瘦如一只鸡。我们平素间很要好，所以我怎样也不相信，就找个机会抽冷子问他道：
“你会不会有一天害我？”
他坦然地笑了笑，连连摇头。我满足了。
对于无家可归的我来说，最难挨的是周末。住宿生都高高兴兴回家去了，星期六下午，我孤零零地躲在操场的角落里看书。姓彭的突然跑过来对我说：
“秉乾，门房有你的电话。”
我那寂寞的心情正需要一点人间的温暖，便毫不迟疑地一溜烟儿跑去了。
没有电话，看门的老大爷也不见踪影。电话机旁把着两个面孔狰狞的人。
“萧先生，同我们喝杯茶去吧。”
一种低贱的冷酷的笑由他们嘴角溢出。
这时，姓彭的已溜得远远的了。
“我不认识你们呀！”我绷起脸来对他们说。
“走吧！”他们中间的一个已硬拽住我的胳膊，另一个便把我推了出来。我对那两个家伙记忆犹新：一个穿的是灰色短袄，留着八字胡，腿上扎了丝绸走水；另一个身穿青色长袍，为了遮掩瞎了的一只眼，鼻梁上架了一副墨镜。我尽小小的身子所有的力气和他们挣扎，无奈怎样也摆脱不开他们拦腰伸来的大手。
当天晚上，我和十六七个难友挤在一张不足六尺宽的炕上。腰带、鞋带，凡是他们认为可用以自杀的带子全给解了去。枕着自己的鞋，如猪一样地侧身躺在上面。
谁有心去睡觉啊？我的心剧烈地跳着。我一点也不知道即将发生什么事。
夜间，守夜的侦探们拥炉自在地聊着天。有的说着白天嫖妓的故事，有的谈着押宝。由那些谈话里，我还知道了我们这些囚犯的价钱：捉到一名赏光洋五块。
这时，一个人由外面进来了，腋下夹着一瓶烧酒。我斜眼一望，正是下午捉我的那个戴墨镜的。
“哥儿们，喝啊，别客气。”
“老常，你们运气，今儿一抓就是一个。”
被让者这样夸着，贪婪的眼睛却紧紧盯住那瓶酒。
“我不是说过了吗，就得趁礼拜六，没个扑空，他妈的。”
说话间，酒瓶的塞子打开了，一股浓郁的酒味点亮了他们的眼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