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怕你因所学太专门之故，把生活也弄成近于单调，太单调的生活，容易厌倦，厌倦即为苦恼，乃至堕落之根源。
最近阅读《梁启超年谱长编》，看到谱主是主张通才教育的。梁启超认为：第一，专才教育给人的知识是偏狭的；第二，知识偏狭不仅会导致胸襟狭窄，还会使人的生活过于单调；第三，单调的生活可能使人产生厌倦，而厌倦则是堕落的根源。他的这些见解值得我们注意。
这些看法是梁启超晚年时针对梁思成讲的。当时梁思成已赴美国留学，且与林徽因正在热恋之中，而徽因的父亲林长民已经去世，所以他在一九二七年五月中旬给大女儿梁令娴写信说：“我们家几个大孩子大概都可以放心，你和思永大概绝无问题了。思成呢？我就怕因为徽音（因）的境遇不好，把他牵动……”基于这一考虑，他向爱女坦言：“我所忧虑者还不在物质上，全在精神上。我到底不深知徽音胸襟如何；若胸襟窄狭的人，一定抵当不住忧伤憔悴，影响到思成，便把我的思成毁了。你看不至如此吧！关于这一点，你要常常帮助着思成注意预防。总要常常保持着元气淋漓的气象，才有前途事业之可言。”
这时的梁思成，已经有两三个月没有写家信了。为此梁启超想到这可能与他的知识面狭窄、因而缺乏生活情趣有关。八月底，他在写给梁令娴和梁思成的信中说：“关于思成的学业，我有点意见。思成所学太专门了，我愿意你（按：指梁思成）趁毕业后一两年，分出点光阴多学点常识，尤其是文学或人文科学中之某部门，稍为多用点工夫。我怕你因所学太专门之故，把生活也弄成近于单调，太单调的生活，容易厌倦，厌倦即为苦恼，乃至堕落之根源。再者，一个人想要交友取益，或读书取益，也要方面稍多，都有接谈交换，或开卷引进的机会。不独朋友而已，即如在家庭里头，像你有我这样一位爹爹，也属人生难逢的幸福。若你的学问兴味太过单调，将来也会和我相对词竭，不能领着我的教训，你全生活中本来应享的乐趣，也削减不少了。”
接下来，他又用自己的亲身感受来教育他们：“我是学问趣味方面极多的人，我之所以不能专积有成者在此，然而我的生活内容，异常丰富，能够永久保持不厌不倦的精神，亦未始不在此。我每历若干时候，趣味转过新方面，便觉得像换个新生命，如朝旭升天，如新荷出水，我自觉这种生活是极可爱的，极有价值的。我虽不愿你们学我那泛滥无归的短处，但最少也想你们参采我那烂漫向荣的长处。（这封信你们留着，也算我自作的小小像赞。）”
紧接着，他以非常感人的语气说：“我这两年来对于我的思成，不知何故常常像有异兆的感觉，怕他渐渐会走入孤峭冷僻一路去。我希望你回来见我时，还我一个三四年前活泼有春气的孩子，我就心满意足了。这种境界，固然关系人格修养之全部，但学业上之薰染陶熔，影响亦非小。因为我们做学问的人，学业便占却全生活之主要部分。学业内容之充实扩大，与生命内容之充实扩大成正比例。所以我想医你的病，或预防你的病，不能不注意及此。”
由此可见，在梁启超看来，人格的修养、精神的自由，是教育的核心所在。记得胡适曾经说过：如果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那么我会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从这个意义来看，一个民主、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堆堆人肉机器或者一群唯命是从的奴才能建起来的。
在这封信中，梁启超还对二女儿梁思庄说：“专门科学之外，还要选一两样关于自己娱乐的学问，如音乐、文学、美术等。……你本来有些音乐天才，能够用点功，叫他发荣滋长最好。”他还说：“做学问原不必太求猛进，像装罐头样子，塞得太多太急，不见得便会受益。我方才教训你二哥，说那‘优游涵饮，使自得之’，那两句话，你还要记着受用才好。”用这个标准来衡量我们那急功近利的填鸭式教育，不是也颇有启发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