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是通才，那就在课程设置方面要求学生们都学一点关于政治、文化、历史、社会，总名之曰人文科学。如果是专业人才，那就不必要有这样的要求了。
一九八一年冯友兰在回忆清华大学往事的时候说：“当时教授会经常讨论而始终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是大学教育的目的问题。大学教育培养出来的是哪一种人才呢？是通才呢？还是专业人才呢？如果是通才，那就在课程设置方面要求学生们都学一点关于政治、文化、历史、社会，总名之曰人文科学。如果是专业人才，那就不必要有这样的要求了。这个分歧，用一种比较尖锐的提法，就是说，大学教育应该是培养‘人’，还是制造‘机器’。这两种主张，屡次会议都未能解决。后来，折中为大学一、二年级，以‘通才’为主，三、四年级以专业为主。”
究竟是培养“人”，还是制造“机器”，这不仅是清华大学，也是中国教育始终没有解决的一个大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国人就会继续丧失思考和创造的能力，甚至沦为会说话的工具、任人驱使的奴隶。近年来，尽管我们对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开始有所反思，清华大学也正在改变单纯工科大学的形象，但是大家对通才教育的认识，还远远没有达到冯友兰这样的水平。更要命的是，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之后的今天，我们的教育仍然不能彻底摆脱“大一统”的管理模式。再加上整个社会长期被金钱第一、专家至上、高速发展等急功近利的观念困挠，这就使“人”的培养大受影响，“机器”的制造仍在继续。
无独有偶的是，早上世纪六十年代，潘光旦在《文史资料选辑》第七十一辑发表题为《谈留美生活》的文章，也专门谈到通才教育（Liberal Education）。他认为，自己就是因为受到通才教育的影响，才“什么都能搞一点”，并在许多领域都取得很大成绩。
潘光旦早年毕业于清华学堂，后来又回母校执教，因此他与清华的感情特别深厚。清华学堂是由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创办的一所留美预备学校。它筹备于一九〇九年，起初叫“游美肄业馆”，附属于清政府外交部的“游美学务处”。一九一二年游美肄业馆改名清华学堂以后，仍然归外交部管辖，成为带有殖民地色彩的一所学校。清华学堂实行八年制教育，分中等科、高等科两个阶段，大致各占四年，高等科毕业后便派往美国留学。该校一九二二年起改行“四三一制”，即中等科四年，高等科三年，大学一年。一九二五年设立大学部和研究院，目的是逐步改变过去完全依赖美国的体制。一九二九年，清华学堂留美预备部最后一届学生毕业，其留美预备学校的功能基本结束。与此同时，这所学校改名为国立清华大学，归教育部管辖，正式纳入国家教育体制。这意味着中国教育从此走上独立自主的道路。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清华大学虽然历经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国内战争，但依然弦歌不断，成为中国教育的中流砥柱，为国家民族培养出一大批优秀人才。但是自从一九五二年全国院系调整以后，清华大学砍掉所有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专业，成了一所单纯的工科学校。于是，冯友兰被“调整”到北京大学，潘光旦被“调整”到中央民族学院。从此，他们只有改造的义务，没有说话的权利。到了一九五七年，潘光旦居然被打成右派。我原来以为当时的潘光旦，就像他的女儿潘乃穆说的那样，对历次运动的批判斗争“采取一种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没想到潘先生后来又在这篇文章中大谈通才教育。通才教育又称普通教育或自由教育，这说明他不但没有放弃自由主义，反而有机会就要强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