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理想的大学，应该办平淡无奇的教育。
傅斯年一生，几乎完全贡献于学术研究和教育事业。他早年投身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来创办并领导了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还担任过中山大学文科主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和台湾大学校长，并留下数百万字研究成果和教育论著。对于他的学问，我心存敬意又不敢妄加评论；但读了其教育论著之后，非常感动。我以为，他当年的教育理想和办学模式，仍然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指导作用。
一、从台湾大学的傅钟说起
为写这篇文章，我先上网搜索一下，看到台湾《联合报》两年前发表的一篇通讯，标题是《台大傅钟为何二十一响》。这篇通讯不长，却很有意思，其导语如下：“台大精神象征——傅钟为何总是敲二十一响？台大校长李嗣涔昨天在新生始业上，丢出这个问题，勉励新生主动求知找答案，四年后的毕业典礼他还会问一次，希望到时大家都已知道答案。”
那么，台湾大学的傅钟为什么要敲二十一响呢？读罢全文，我才知道这与他们的老校长傅斯年有关。傅斯年有句名言：“一天只有二十一小时，剩下三小时是用来沉思的。”因此傅钟敲二十一响，是为了提醒台大的学生，应该把每天读书、睡觉、做事的时间限制在二十一小时之内，剩下三个小时，是要排除干扰用来沉思的。
该文还介绍说：一九四九年台大举行校庆，傅斯年期勉学生要做到“敦品、励学、爱国、爱人”。这八个字后来成为台大的校训。傅斯年去世后，台大为纪念他奠定台大发展基石，铸造了“傅钟”，悬挂在行政大楼前的草地上。
所谓“敦品”，是培养敦厚品行；所谓“励学”，是鼓励勤奋学习。傅斯年把“敦品”放在“励学”之前，是因为他觉得品德修养比掌握知识更重要。难怪李嗣涔校长在参观北大以后，有记者问他：“作为一位资深的教授，您心目中的合格学生是怎样的？”他回答说：我很钦佩未名湖边那些苦读英语的学生，“这在台湾是绝对看不到的”（笑）；但我以为，对学生来说，“最重要的是人格和品德”。紧接着他解释道：“台大的学生和北大一样，会有许多毕业生将成为各行业的精英和领导者，他们的见识和心胸将决定行业的兴衰成败。所以我们十分重视道德伦理教育。”
“最重要的是人格和品德”，这大概就是台大傅钟所要传达的声音。
二、在校庆大会上的讲话
上面提到的傅斯年一九四九年在台大校庆的讲话，被收入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傅斯年全集》第五卷。翻开该书，可以看到傅斯年讲话的前半部分介绍了台大历史，后半部分向学生提出自己的期望。
台湾大学原名台北帝国大学，始建于上世纪二十年代，一九四五年国民政府收回后改名台湾大学。傅斯年是一九四九年初被任命为台大校长的。出于对教育的深刻理解，他在校庆大会上指出：“日本时代这个大学的办法，有他的特殊目的，就是和他的殖民政策配合的，又是他南进政策的工具。我们接收以后，是纯粹的办大学，是纯粹的为办大学而办大学，没有他的那个政策，也不许把大学作为任何学术外的目的和工具。”基于这一理念，他进一步强调：“台湾大学应该以寻求真理为目的，以人类尊严为人格，以扩知识、利用天然、增厚民生为工作的目标。”这就是说，办大学的目的只能是为了寻求真理，如果不能把学校当作寻求真理的地方，不能把人格尊严置于首要地位，学校就会成为奴化教育的场所。
傅斯年还告诫大家：这是一个“邪说横流的时代”。由于“各种宣传每每以骗人为目的”，所以年轻人很容易上当受骗，也很可能像宣传者那样养成说瞎话的习惯。但是要想寻求真理，就不能说一句瞎话。如果大学生也养成说瞎话的习惯，科学发明与学术研究就可能造假，整个社会就会丧失诚信。所以他认为，“立信”不仅是做人、做学问的基点，也是组织社会、组织国家的根本。
傅斯年下面这句话也很有警世作用。他说：“这些年来，大学里最坏的风气，是把拿到大学毕业证书当作第一件重要的事，其实在大学里得到学问乃是最重要的事，得到证书乃是很次要的事。”然而这种风气由何而来呢？同学们为什么会把文凭看得那么重要呢？这恐怕与当局没有把学校视为寻求真理的地方有关。
三、晚年最重要的一篇文章
校庆过后，傅斯年本来想把自己的办学思想写成一本小册子，但由于事忙，一直没有完成。为了弥补这一缺憾，他在一九五〇年年初写了一篇文章，简明扼要地阐述了这些想法。文章的标题是“几个教育的理想”，内容分“平淡无奇的教育”“性品教育的初步”和“公平”三大部分，发表在《台湾大学校刊》上。
在第一部分“平淡无奇的教育”中，傅斯年首先引用老子所谓“善用兵者，无赫赫之功；善治国者，无赫赫之名”的话，向全校师生明确表示：“我只知道一步一步的实实在在的”办学，不会用盖礼堂、纪念馆等办法把学校办得很热闹。接下来他阐述了自己办学的三个原则：一是协助解决学生的生活问题，二是不能让同学们游手好闲，三是提倡各种课外娱乐活动。他说：这些意思可以用一句笑话来概括，那就是“有房子住，有书念，有好玩的东西。”校长想让同学们有好玩的东西，这话多么亲切！
在第二部分“性品教育的初步”中，傅斯年提出了对学生的期望。他说：所谓性品，就是“一个人对人对物的态度。上等的性品，是对人对物，能立其诚”；而所谓立诚，就是教育学生在考察事物、辨别是非时不要自欺欺人。不过，这种教育不是“谆谆然命之”的说教，而是“必须用环境，用知识，用兴趣，陶冶他的”过程。不是说教而是熏陶，这才是教育的真谛。
傅斯年还说：“我在台湾大学对学生的性品教育，只说了一句‘讲道’的话，就是‘不扯谎’。……这一项做不到，以后都做不到。这一项我确实说了又说，我以为扯谎是最不可恕的。科学家扯谎，不会有真的发现；政治家扯谎，必然有极大的害处；教育家扯谎，最无法教育人。……我所以重视这一个道理，因为做学问是为求真理的，一旦扯谎，还向哪里，用什么方法求真理去？没有智慧的诚实（Intellectual honesty）学问无从进步，至于做人，是必须有互信的，一旦互相诈欺起来，还有什么办法？”正因为如此，他认为对个人而言，说谎会毁了他的一生；对社会而言，说谎会毒化整个风气。而说谎一旦形成风气，社会岂有不大乱之理？基于这一认识，他号召同学们毕业以后，无论从事哪种职业，“包括政治在内，必须从立信做起”。
文章第三部分提倡公平。只因这部分内容与当时的学潮有关，而我又不了解这次学潮的来龙去脉，因此就不介绍了。
傅斯年是死在台大校长岗位上的。他死后，胡适予以很高评价，并特别提到这篇文章。胡适说：“他做台大校长的时候，就说过‘一个理想的大学，应该办平淡无奇的教育’。他有两句话，第一句是‘自己健康起来’。就是生活改善，加强功课，同时给以正当的娱乐。第二句是‘性品教育’。就是人品、人格的教育，就是‘对人对物能立其诚’‘不扯谎’。”胡适指出：基于对实现现代化的殷切希望，这篇文章表达了“他从青年到晚年根本的认识”，因此“他晚年的思想，值得大家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