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先生可分为三种：第一种是只会教书，结果是把学生当成了书架子、纸篓子；第二种不是教书，而是教学生，但学生仍然处于被动状态；第三种是把教和学结合起来，让学生学会自己学习。
一九一八年五月，陶行知留学归来不久，在安徽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和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发表演讲，阐述了他对教育的理解，并提出师范生应该具备的六个观念：
第一，教育能改良个人的天性，能使恶者变善、善者益善，能使国民识别领袖的正当与否，能使贫者变富、弱者变强，因此教育是最有效力的事业，师范生应该“专心致志，抱定主义，以教育为专门职业”。
第二，教育可以让愚昧的人变得聪明起来，让幼小的人快快长大，让落后的人迅速进步，因此教育是一种快乐的事业。
第三，与大学、中学相比，小学和幼稚园的教育尤其重要。因此，大中小学的教员应该是平等的，他们应该享受同等待遇。
第四，教育应该以学生为主，应该以学生之乐为乐，以学生之忧为忧，以学生之苦恼为苦恼。如果教师过于威严，让学生把教师当作阎罗或判官，就会失去办学的基本意义。
第五，教育是改良社会、培养人才的主要手段，学校应该与社会有密切往来，否则大家就不会了解社会的需要。从这个角度来看，学校不是寺院或洞穴，教师也不是僧侣或隐士。
第六，不要把学校当作人生道路的临时客栈，也不要把教育当作职业选择的权宜之计。只要进入师范学校，无论男生还是女生，都要把教育当作自己的终身大事，虽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与此同时，还要有“不要名、不要利，只要教育好；不怕难，不怕死，只怕教育不好”的决心，要有世世代代献身于教育的精神。
次年二月，陶行知在《教学合一》中指出，世上的先生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是只会教书，结果是把学生当成了书架子、纸篓子；第二种不是教书，而是教学生，但学生仍然处于被动状态；第三种是把教和学结合起来，让学生学会自己学习。他认为第一种最糟糕，第二种也不好，第三种最正确。此外，他还提出教师一方面要指导学生，一方面还要研究学问，以便让学生“多得些益处”。
一九一九年四月，陶行知以《第一流的教育家》为题，进一步阐述了他对教育的认识。文章开头是这样的：“我们常见的教育家有三种：一种是政客的教育家，他只会运动，把持，说官话；一种是书生的教育家，他只会读书，教书，做文章；一种是经验的教育家，他只会盲行，盲动，闷起头来，办……办……办。第一种不必说了，第二第三种也都不是最高尚的。依我看来，今日的教育家，必定要在下列两种要素当中得了一种，方才可以算为第一流的人物。”这两种要素是“敢探未发明的新理”，“敢入未开化的边疆”。
紧接着陶行知指出：“我们在教育界做事的人，胆量太小，对于一切新理，小惊大怪。如同小孩子见生人，怕和他接近。又如同小孩子遇上了黑房，怕走进去。究其结果，他的一举一动，不是乞灵于古人，就是仿效外国。也如同一个小孩子吃饭、穿衣，都要母亲帮助，走几步路，也要人扶着，真是可怜。”因此，他希望教育界同仁要有大胆的“敢于探求新理”的理想，要有“不怕辛苦、不怕疲倦、不怕障碍、不怕失败”的精神，要有“敢入未开化的边疆”的勇气，要有“把教育的奥妙新理，一个个的发现出来”的干劲。
同年七月，陶行知对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毕业生发表演讲，就有关“新教育”的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他说：“新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养成……‘自主’、‘自立’和‘自动’的共和国民。”因此新教育要用共和精神，在师生共同生活的基础上，注重启发、鼓励自治、唤起兴味、责成效率，“使学校成为一个小共和国”，使老师的责任“重在引导”，使学生明白，在学校里一定要“自己去学”，不要“坐而受教”。
关于教育与名利、教育与金钱的关系，陶行知的观点也值得注意。一九二一年七月，他在安庆暑期演讲会上发表演说时指出：“教育是无名无利且没有尊荣的事。教育者所得的机会，纯系服务的机会，贡献的机会，而无丝毫名利尊荣之可言。”一九二三年，他在《学问的要素——答程仲沂先生的信》中说：“我不承认财力是学问的要素。我以为，只要有志学问或是有志于女子的学问，经济的难关是可以打破的。”他还说“穷苦和学问是好友；富贵和学问是仇敌。那天天轻裘肥马，炫耀于同学之前的”纨绔子弟，是不会有真学问的。后来他还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今日教育之商业化，亦为不可掩饰之事实。师生间之关系，纯为知识之贩卖。此种商业化之教育，不仅根本有背于教育原理，而且使师生感情日相隔离，不能打成一片。”
陶行知的这话，对于如今把教育与金钱、名利联系起来的人们，是很好的提醒；对于借教育以牟利、甚至提出教育产业化的人们，是严厉的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