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师的秘密，是“对准了他的徒弟们抽烟”。
日前，一篇来自中国新闻网的文章在网上广为流传。文章标题是《教育界诚信坍塌，中国知识精英遭集体考（拷？）问》。该文指出：高考舞弊和论文造假事件层出不穷，表明校园诚信的沦陷。于是大家不禁要问，中国教育为什么会使我们的学生、教师甚至大学校长置诚信于不顾？
校园诚信的沦陷，除了社会体制外，主要是教育出了问题。为了说明这一点，不妨看看已故社会学家潘光旦的意见。潘先生说：人都有一种内在的智慧，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启发这种智慧，让每一个人具有应付环境、解决问题的能力。受潘先生启发，我以为如今只重视知识灌输的应试教育，就是不承认人具有这样一种内在的智慧。
面对乱象横生的中国教育，我很想知道真正的教育是什么模样。最近看到徐志摩在《晨报》副刊上发表的文章，才略有所悟。徐志摩是一九二五年十月出任该报编辑的。一九二六年月一月十四日，他编完美国大学教授利卡克的文章——《我所见之牛津大学》以后，又写下《吸烟与文化》一文。因为那是一个把吸烟视为高雅的时代，所以徐志摩开门见山说：
牛津是世界上名声压得倒人的一个学府。牛津的秘密是它的导师制。导师的秘密，按利卡克教授说，是“对准了他的徒弟们抽烟”。真的在牛津或康桥地方要找一个不吸烟的学生是很费事的——先生更不用提。学会抽烟，学会沙发上古怪的坐法，学会半吞半吐的谈话——大学教育就够格儿了。
正因为如此，利卡克教授在文章中表示：我如果有钱办学堂的话，第一件事就是造一间吸烟室，其次是造宿舍，再次是造图书室，最后有钱没处花的时候，再造课堂。
记得罗家伦担任清华大学校长时，首先要盖图书馆。为了吸引同学们到图书馆读书，他主张图书馆要比学生宿舍还舒适。没想到利卡克首先要盖的是吸烟室！至于教室，几乎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这种匪夷所思的观点，让人难以接受。
徐志摩在英国剑桥生活过两年，并写下脍炙人口的《再别康桥》。为了替利卡文作些解释，他在文章中继续写道：“我不敢说受了康桥的洗礼，一个人就会变气息，脱凡胎。我敢说的只是——就我个人说，我的眼是康桥教我睁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桥给我拨动的，我的自我意识是康桥给我胚胎的。我在美国有整两年，在英国也算是整两年。在美国我忙的是上课，听讲，写考卷……在康桥我忙的是散步，划船，骑自转车，抽烟，闲谈……”
这段话告诉我们，真正能让人睁开眼睛、热爱知识，从而脱胎换骨的是崇尚吸烟、聊天的英国教育和英国文化。相比之下，忙于上课、听讲、考试的美国教育却一无是处。徐志摩还说：英国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国家，它那“有组织的生活”与“有活气的文化”，是牛津与剑桥造就的；它那伟大的政治家、学者、诗人、艺术家和科学家，是这两个大学“熏出来的”。这就是为什么利卡克教授要把吸烟室视为学校的第一需要，徐志摩认为只要“学会抽烟——大学教育就够格儿了”的缘故。
利卡文说，牛津大学还是个奖励天才，同时也能接纳平庸、容忍愚拙的地方。只要你在牛津待几年，就会得到一个学位。这学位对于“愚拙学生”来说，“不过是表明他在这里住过，在这里呼吸过，并且没有下过监牢。……但是对于有天才的学生，牛津却给他们很大的发展的机会”。这些话对于过于重视文凭的人们来说，具有启蒙作用。
总之，真正的教育究竟是知识的灌输，还是人格的熏陶？究竟是“头悬梁、锥刺骨”的痛苦经历，还是应该在闲谈和散步中完成？这的确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教育理念。它们的区别是：前者认为智慧是少数人的专利，这些人具有改造社会、拯救人群的理想和才能，而绝大多数人只能接受他们的宣传和灌输，顺从他们的意志；后者认为每个人都有独立的人格和内在的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