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就是普遍，“通”就是通达。不“普”，自由的人格就不会大量增加；不“通”，就无法获得真正的自由。
一九四五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哈佛大学的教授们就提出一个报告，题为《一个自由社会中的普通教育》。这份报告是在反思战争、反思人类历史教训的基础上形成的。教授们发现，多年来过分强调社会分工和专业教育，有抵消人类合作、增加社会冲突的可能。这就是人类社会的阶级斗争不断，乃至爆发法西斯战争的根本原因。因为阶级立场和法西斯战争不仅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破坏，也对民主自由构成极大威胁，所以他们认为：自由社会必须由自由的人组成，每个人都是一个完整的、有机的、自动的个体，唯有充分尊重这个事实，人们才能获得自由。基于这一认识，他们提出自由人格的产生，有赖于普通教育的努力。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普通教育强调的是“普”、“通”二字。“普”就是普遍，“通”就是通达。不“普”，自由的人格就不会大量增加；不“通”，就无法获得真正的自由。
就是这个时候，在地球另一面的中国，则因为国共两党的争斗而狼烟再起，把刚刚经历了抗日战争的老百姓再次拖入苦难深渊。尽管如此，地处北平郊外的清华园里，在师生们的坚持下仍然是荷花藤影、弦歌不绝。大概是受那份报告的影响吧，清华大学类似的呼声也日益高涨。到了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日，也就是农历正月十一的下午三点，工学院的二十多位先生聚集在土木馆楼上的二三一号教室，讨论通才教育问题。会议由院长陶葆楷主持，与会者有我们熟知的钱伟长、梁思成等国内第一流专家。会议讨论的事项如下：
一、大学工科教育与职业教育不同，应使学生在毕业后可发展为有理想之工程师，并使对社会及人生普通问题有相当之认识。
二、大学工科学程为顾到本国各种情形，仍可维持四年毕业之制度。
三、属于手艺性质之训练，应利用假期办理之，在学期内应尽量减少此种性质之训练。
四、基本训练（包括理论及实用两方面）应予充实，但现有课程须作通盘之调整，使内容充实而无叠床架屋之弊。
五、各系专门课程应予减少，许多专门课程可改为研究院课程。
六、各课程之学分应与实际工作时间配合，各课程所需要学生在上课外之工作时间，应由教师先作估计，然后规定各该课程之学分。
七、普通学生每星期上课时间及课外在课程上之工作时间，应以五十小时为度，使学生有余暇可以思索各种问题，并吸收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方面之训练。
八、本院应组织委员会分组研究。
以上八条，可以概括为两句话：一是为了把学生培养成“对社会及人生普通问题有相当之认识”的有理想的工程师，“各系专门课程应予减少”，“属于手艺性质之训练，应利用假期办理”；二是为了使工科学生有时间和精力思考各种问题，还应该“吸收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方面之训练”。
五月二十八日，《清华旬刊》发表署名晓宋的文章：《严重的工程教育问题》。文章首先介绍了工学院即将举行改善课程的大讨论，陶院长希望同学们要多多发表意见。与此同时，抢救教育危机委员会也发放了调查表与讨论大纲，机械工程系的同学还发出呼吁，可见问题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
紧接着作者颇有文采地写道：“多少年来，教育部制定了大学工程院系的学制与课程。这些东西原是资本主义国家高度工业化阶段的一套成货，却被从头到尾地抄袭了过来，当作中国这个生产水准低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里的教育制度；正如联总救济的花旗高跟鞋配给一位乡下农妇一样，结果是削足适履，可笑而又可悲！同学们抱着愉快的理想跑进学校来，原是希望获得切实的知识技能的。然而在学校里，大家每天被压在繁重的功课负担下喘不过气来。微积分，普通物理，应用力学，测量实习，电工原理，水力学，结构学，热工，金工，木工……几十个Courses（课程）挤在四年里面一定要修完，结果弄得一学期二十个学分，手忙脚乱地应付着像车轮战一样逼上来的考试、报告和实习。一个夜车开到深宵、寒重的时分。清早爬起来赶快就要去对付周期性的小考，不幸领到上次的成绩全是二十、三十，于是没精打采地听完两堂演讲，下午又必须为了一个电工习题在斗室里头痛到日落西山。人家在愉快地开着夕阳草地会来消除疲劳的时候，还不能不抖起精神来赶完一张工程制图。宿舍里十点钟就灭了灯，只好拖着丁字尺去借饭厅的灯光，又是一个三更夜车。就在梦里也在担心着考试的分数。第二天疲惫得爬不起来，只好涮了一堂功课。就是这样累得连读报的时间也没有，更谈不到广泛的社会科学知识的学习。好容易三年半过去了，出路问题马上像阴云一样沉闷地压在心上。辛苦了这么些时日，上哪儿去呢？——人家并不需要工业建设，航空委员会并不要航空系的毕业生，土木系同学也不能安稳地跨进铁路局的大门。于是满心的苦闷、惋惜和恨悔，教人如何不憎恶这样的‘工程教育’！”因此作者问道：我们的教育当局“是不是晓得糟蹋教育把青年学生当成塑料是罪过”？
在此基础上，文章的作者指出：“教育不是填鸭子，教育不是压迫的工具，教育不能当作漂亮的谎骗，教育也不能当作装点门面的招牌。”他希望同学们要展开彻底的讨论，争取合理的教育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