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晕过车，特别是汽车。
每晕一次车，就等于死一回。晕车一发作，就觉得天旋地转、头昏眼花、脸色苍白、恶心呕吐，同时浑身出冷汗、四肢瘫软、无力说话，甚至连睁眼和呼吸的力气也没有了。其中任何一项症状都是致命的。以呕吐为例，发作起来体内如同强烈地震，五脏六腑剧烈翻腾，撕扯扭绞，把肠胃中的食物直往外挤。食物吐完了，就吐胃液胆汁甚至血水。那些东西从喉咙涌进嘴和鼻腔里，酸涩苦臭，和呛出来的眼泪鼻涕混合在一起，火山爆发似的喷射出来，喷出一口，嘴上拖拖拉拉、丝丝蔓蔓的黏液还来不及清理，又一股急不可待地接踵而来……一次接一次不断重复，体内可以吐出的流体都吐完了还要吐。若不是内脏固定在骨肉上，晕一次车必将变成腔肠动物无疑。直折腾得筋疲力尽，魂飞魄散，只剩一具疲软的躯壳，像未寒的死尸一般堆在车上……此时任汽车怎样颠簸摔打，人们怎样挤压踩踏，都顾不得了。
天哪，世界上最残酷的刑罚，也不过如此而已。所以每当晕车，我往往产生不想活下去的念头，闭上眼专盼阎王爷快点来请，以求早点解脱。
今生有幸享受此特殊待遇，可说是命运的有意安排。六十年代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吕梁山腹地的隰县县城工作。它离我的家乡洪洞县三百余华里，其中有二百多里非汽车莫属。开始父亲高兴地说：“你们生到新社会多好，我们年轻时只能步行……”
我听了自然高兴。等到报到时才尝到它的“好”滋味。
那里没有客车，只有解放牌卡车。车少人多，每天发一趟，头天晚上就要在售票窗口排队“熬票”。第二天一早从睡眼惺忪的女售票员手里买到上车受罪的神圣权利，便像羊群一样被塞到车上。交上好运才能坐上麦秸或玉茭秆铺的“软座”。车一启动，人如球磨机里的钢球，不停地滚动碰撞。于是腿和腿交叉扭绞，身与身扑叠挤压的运动，就一直奉陪到底，疼痛是正常的，受伤也不稀罕。
造成如此结果，路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那里的路是比马车道宽不了多少的土路。坑坑洼洼，曲曲折折，绕着数不清的山峁沟壑和季节性河流不厌其烦地转，就像缠在乱石堆中的一根理不出头绪的绳子。汽车就在这条绳子上时而歇斯底里地号叫，时而可怜兮兮地呻吟着，跌跌撞撞地艰难爬行，累得它不停地放臭“屁”。由它自己掀起的滚滚尘浪，形影不离地护送着它，亲吻着车内的旅客。
一般情况下早晨五六点钟坐车，一直颠簸到下午六七点钟才到达。十多个小时下来，浑身骨头就快散架了。再看看身上，简直就是刚刚出土的兵马俑，七窍之内都是黄泥。
汽车进站后，我只能像一条装着粮食的麻袋似的被别人从车上拖下来。此刻即使地上有粪便、有地雷也要先躺下缓一缓，等魂魄从“阴曹地府”里返回体内以后才能走动。
晕晕乎乎挪到住处，刻不容缓的事就是洗脸。洗完脸，一盆水成了可以肥田的黄泥汤。洗完头发，一盆水变成了可以抹墙的泥浆。再换水洗一次才能露出“庐山真面目”，不至于被黄头发的外国人错领回国。若要彻底恢复身体的晕前水平，尚需几天的休养生息。
为了免受这种酷刑，我只好忍痛舍弃与父母妻子见面团聚的机会，一年只在春节等重要节日回一两次家。
家可以不回，但因公出差开会和下乡的光荣任务则责无旁贷地落在我这“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身上，不能也无法推托，唯有鼓足勇气再迎接晕车。因为大学生比熊猫还珍稀，只要逮住就要给予锻炼和使用的机会。加之领导又高度信任我对晕车的承受能力，所以才肯将这种“福分”慷慨“恩赐”给我。有时一个月这种“好处”就惠顾好几次。
在难以忍受时，我也提过调出山外的要求，但领导只轻轻念一下“山区人民需要你嘛”这类冠冕堂皇的“紧箍咒”，我就只好乖乖地再为山区人民继续晕车。
七十年代虽有了长途客车，但雄伟壮丽的山河未改，坎坷曲折的路况依旧，旅客们说：晴天是“扬（洋）灰路”，雨天是“水泥路”，下了大雪没有路。北面有一条孝午路还好点，也被称作“跳舞路”……从这些“雅号”不难推测出来晕车的继续仍是不可避免了。
晕车不仅自己惨遭不幸，还严重威胁周边诸君，使“边境”局势极端紧张。坐在“马槽”边上还好些，可以吐到车外。只是偶尔防范不严时，呕吐物的残余才随风折回车内，溅到别人身上，弄脏衣服。所幸损失不会太惨重。若坐在中间，直接将酸臭难闻的秽物劈头盖脸地“惠赠”给唇齿相依的邻居的事便随时可以发生。这时罹此不虞之患的人轻则报以怒目相视，不然就是切齿臭骂，直接导致睦邻关系恶化，冷战突发。然而再刻薄恶毒的詈辞斥语，我也只好采取亲善政策，忍耐着，调动全部良性表情肌，赔以微笑和歉词。如此逆来顺受，旨在熄灭即将爆发的战火。为此，心灵深处不得不蒙上一层又一层近乎耻辱的阴影，甚至留下块块不易平抚的伤痕。
也不是没有例外，有一次当我感到胃里翻江倒海时，马上紧闭嘴唇咬紧牙关，一面示意要吐，一面往车边挣扎。众人虽急忙像避瘟疫似的躲让，但遗憾的是由于腿脚互别过死，汽车颠晃过烈，呕吐来得过快……终没有达到吐到车外的最佳预期目的，而是直接喷射到我对面一位穿着崭新衣服的青年女士身上。
我预感大祸即将临头，赶紧十分内疚地自责、自怨、道歉、赔情……同时负罪似的掏出手绢纸张帮她擦拭。她却意外宽容地一边说“没关系”、“不要紧”，一边扶我到车边继续吐，并帮我清理被污染的现场。当我知道她也是一位有晕车“专长”的旅客正在强忍晕车的巨大苦楚关心我时，泪水便不由得在眼眶里打转。
那是六十年代学雷锋时期的事。几十年过去了，许多具有轰动效应的大事都被岁月的厚尘埋葬了，而这件小事却记忆犹新。
我在山城工作了二十一年，在公路上因晕车引发的死去活来高达数百次之多。
八十年代中期，当地青年“熊猫”接上茬了，领导终于给我松绑，允许我这“下午的太阳”落到山外。我离开隰县后，那些为我制造过晕车灾难的公路全部改造为宽阔平坦的油路，四通八达、风雨无阻，而且车如流水，随时可坐，时间最少缩短了三分之二以上。我有时因公事去一趟，竟连一点晕车的感觉也找不到了。
忆起我这段晕车史，觉得既恍如隔世，又像在眼前，恰似一枕幽梦方醒。
原载《临钢报》1999年2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