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三年大饥荒
1959年秋，我离开红叶醉山、雁声催寒的家乡，依依拜别父母，踏上了上大学的路。
上大学本来是人生春风得意马蹄疾的大好时光，然而我却怎么也得意不起来，反而有点秋风萧萧愁杀人的苦涩。好几次扯不断的离情拉我回头的时候，都透过泪水看见站在村头目送我的双亲满脸忧虑，面容憔悴的“雕塑”形象，我心里就更加酸楚。我读懂了他们表情的内涵，那不仅是早已浓缩在“儿行千里母担忧”的广义概念，而且包容着担心我挨饿的更大篇幅。他们在小山村里已经直接感受到全国性物资匮乏和食物短缺的严重威胁，怎么能不考虑爱子首次出外求学的安危吉凶呢？是的，父母怕我到了另一个更加困难的环境里受委屈，临走时硬要叫我多带吃的东西。而天真幼稚的我还沉浸在“大跃进”制造的“怪胎”共产主义美妙梦幻之中，认为困难是暂时的，前途是光明的，“牛奶会有的，面包也会有的”……因此把父母精心准备反复塞进提包内的一些干粮又都掏出来，“精减”掉了。
我在晋南产小麦区出生，憨长成二十出头的小伙子了，还没有真正领教过饥饿的威力。我是个大肚汉，平时一顿饭吃三碗干面不在话下，进了山西大学以后，变成每餐一块小巧玲珑的红面（高粱面）扣糕、一勺红面稀糊糊、少许水煮的蔬菜，见不到一星半点油花儿……生活水平一落千丈，所以每天难以忍受的便是该死的饥饿。所谓扣糕，仅指以勺子为模型，挖上一勺已和好的泥状高粱面，扣到笼屉上成形的那种形状而已。美其名曰“糕”，其实是一块砖头似的死面疙瘩，与传统意义上的蛋糕年糕之类的“糕”大相径庭，色与形酷似村野路旁风干的牛粪，而比重却更胜其一筹。用力咬一口，便留下几个发白的清晰牙印，客观地诠释它不同凡响的坚硬程度。此糕入口如同嚼泥，丝毫没有彼糕的质感。在饥饿背景下，借助咸菜和糊糊的引导咽进肚里并不困难，但上火引起的便秘却并不好受，往往去厕所尚需别人帮助从肛门里往外抠……那红面糊糊类似夏季的黄河水，只是色调偏红。所以每当开饭，我那骨瘦如柴的耿建同学便在饥肠鸣叫声的伴奏下，调侃地哼着“洪（红）湖水呀，浪呀么浪打浪呀，洪湖岸边是呀么是家乡……”听了这种“生活之歌”，使人联想到洪湖岸边的大米、鱼虾、菱角、莲藕，反而刺激了食欲。所以吃下刚领到的那份象征性美餐，反而倍感饥饿。
这才是整部饥饿交响乐的序曲，后来的形势每况愈下，处境更加困难，我也进一步经受了严酷的考验。饭到吃时方恨少，这时我才意识到父母的担忧并非过分，真后悔精减了那些干粮。到关键时刻，最能衡量骨肉情深的砝码还是父母心疼儿子的心。每过一段时间，他们便会邮寄（或托人捎）来一点吃的东西……每收到一次，我就会看到分别时他们那雕塑般的表情，两泉眼泪便莹莹渗出。我知道他们是怎样从牙缝里省出这些，又怎样期盼让儿子有效地去填牙缝……
那场全国性的大灾荒非同一般，各行各业的人都严重缺粮少菜，被迫忍饥挨饿。六亿颗心在饥饿的琴弦上弹着幽怨和抗争的颤音。世世代代赤诚生产粮食，痴心养活炎黄子孙的农民，竟然也因营养不良而饿死，而且其数量还在与日俱增……这种十分严峻的形势，引起中央领导们的极端忧虑和高度关注，特别喜欢吃红烧肉的毛泽东主席也毅然拒绝吃肉，和全国人民同艰苦共患难……
举世闻名的伟人尚且如此，我只是小小一介书生，怎么敢在困难面前低头退缩呢！我们除了勒紧裤带的极力抗争，还积极利用课余时间到野外去采野菜，主动向困难进攻。凡是听说可以吃的东西，不管有多远，多难，都要极力找到，采集回来。然而很快近处可食的“野”字牌的植物已被抢挖几尽，我们不得不去长途跋涉。可是大家都已营养太差，体力不支了。尽管学校已经减少了体育课时间，取消了跳舞和一部分体育活动，节余出来的那点体力，仍然不能适应远征的“实战”需要。其实我们犯了一种左派幼稚病的错误，忘记了这是全国性的灾荒。有一次耿建幽默地吟诵道：“国难山河在，城秋野菜珍，饥荒连数月，窝头抵万金……”我警惕地环顾周围，见没有危险，就说：“你这家伙竟敢篡改诗圣的诗篇，借古讽今，快给我闭嘴！”他却争辩说：“不是吗？神州热土的野菜都被采空了，除非越过国界去找美帝苏修……”牢骚归牢骚，但他还是和大家一起积极勇斗饥饿的战士。我们一方面用红军长征吃皮带草根的精神鼓励自己，一方面千方百计找代食品。高粱玉米秸秆的瓤，玉米穗的皮和心等等都经过粉碎，加工成“糕点”充饥。殊不知这些东西迅速穿肠而过，只留下点短暂的精神安慰又原物排出，并没有多少营养。吃进去的一切都不够维持起码的生理消耗，饭后一会儿肚子里便咕咕鸣叫着“申请赈济”。而此刻我们往往是刚上课不久，还远不到进食时间，只好凭借忍耐的意志来缓解腰腿困乏、头晕、心慌等病态反应……我可敬的肌体理解了它们的司令部在“非常时期”采取的无奈措施，就奉命去透支少得可怜的“库存”。
“库存”很快便出现了赤字，再坚持到后来就感到眼冒金花，头出虚汗，身子坐不稳，手软得记不成笔记。有时眼前一黑，就什么都看不见了，大有倒下去起不来的可能。于是又强迫自己再想一想红军长征、上甘岭战斗一类的事迹，强打精神继续坚持……耿建有他特殊的办法，就是用下棋转移“饿”魔的注意力。
人的顽强意志和体质状况不同，所以坚持过程中不少同学便掉了队，沦入了营养不良、浮肿、消瘦、肝炎、贫血等杂牌军的队伍。
我并不算意志特别薄弱的人，但绝对没有苏武餐毡的决心和毅力，所以也被迫“入伍”，以严重胸膜炎的资格成为一名“新兵”。“入伍”仪式是在省人民医院的病房里举行的，那天老师同学去了不少，都鼓励我笑对人生，藐视病魔，还颇富诗意地说，风雨过后就是彩虹，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无限风光在险峰……尤其是那些“老兵”，给我讲了许多战胜疾病的宝贵经验，还特别理解国家的困难，强调说：当前药品匮乏，营养更缺，主要靠我们乐观向上的顽强精神和科学安静的休养。要挖掘和利用祖国医学中的针灸、理疗、气功等特殊疗法，达到用最低的成本从病魔手中夺回健康的终极目的……我尽力按所有好心人的建议去做了，可惜病情不但没有明显好转，而且又合并了肝炎。
在我住院期间，秋风送寒似的不断传来不幸的消息：由于缺乏营养，一直透支身体内存而生病的同学日益增多，学校成立了病号灶，选出优秀厨师专为有病的同学做饭。可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病灶的伙食并无多大改善。同时划分出病号楼，让有病的同学休养，但档次尚待提高……尽管如此，还是遏制不住日趋恶化的形势。消息说，有一个同学因身体太差，上下楼都靠别人背，他不忍心连累别人，尤其那些同样有病的人，无奈含泪退学了。临走那天，送别的人眼圈无一不发红的。另一个忍受不了饥饿竟逃回家了。大家发现时已为时过晚。还有一个青年讲师因饥饿难耐，居然抛弃了尊严，也不顾形象，趁人不备时偷拿了食堂的饭票。学校领导只得忍痛给了他处分。那是个很受我们欢迎的好老师，说起他这事，只有同情和遗憾，却很少歧视。更令人悲哀的是我们系党总支委员马大姐去世了。她是一位“调干生”，思想觉悟比我高许多，平时是带领我们跟饥饿和各种困难作斗争的勇士，体质虽一向较弱，但精神特好，我真想不到她会这样。
诸如此类的坏消息如阴霾涌动，不断涌进病房来，使我渐渐消尽了往日的朝气，深深陷入悲观的泥潭。病房外面，深秋肃杀的阴风为片片飘落的枯叶哼着挽歌。低回的流云，漫漶成苍穹的愁容。我呆望着窗外摇摇欲坠的败叶胡思乱想：过去红军过雪山草地是苦，可是一旦闯出那个地域就会有食物可吃。现在呢？如此广袤的国土，何处是饥饿的尽头？今夜悄然睡去，明晨能否见到晓风残月？天哪，为什么让我碰上这样的岁月呢？
每天都忍受着死神的威胁和无力回天的绝望，这种打上饥饿烙印的沉重日子，将我步步逼近崩溃的边缘。我无力也不敢从现实缝隙里窥视未来，唯恐万一看见它更加狰狞的面目……甚至失去面对现实的勇气。
好在医护人员和新老病友十分负责，对我苦口婆心劝解和鼓励，在精神上做到了仁至义尽的挽救，在治疗上也尽了最大的努力。我的病情终于出现了好转的迹象。因为病人不断增加，病床有限，加上病房里那种环境和气氛的压力，我赶紧提出出院的申请，好从这所无警察看守的温柔监狱里解脱出去。
我被同学们接回病号楼里时，发现那里已发展为一座疗养楼。尽管疾病不同，病因都是饥饿。何日才能走出此类“病”字牌的楼房？心中一片茫然。然而由于住院误下了功课，我顾不了这些，立即抱病去上课。
可是上了没几天，慈祥的系主任找我谈话。他从大局和长远出发，高屋建瓴地讲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道理。又语重心长地说，目前正常人正常学习都感到吃力，你要坚持带病上课，还要加班补课，精神可嘉。可是，这样继续下去，结果只能摧毁身体。你还是冷静考虑一下，万万不能拿生命作赌注！建议你休学一年，养精蓄锐。孩子，听我的话没错，磨刀不误砍柴工……
他那十分诚恳的态度让我感动，我理解了他父兄般的一片好心，违心地点了头，流着热泪办了手续。此后在我那饥饿的小村里，父母帮我“磨”了一年“刀”，又重新归队回到尚未走出苦境的学校“砍柴”。
回校那天，依然清瘦的耿建带头迎接我。他依旧幽默地说在我走后不久，他就紧步我的后尘，东施效颦似的也按一住医院二休学，三回农村四复课的程序熬过了一年炼狱。不过他却先我一步定居在那栋病号楼里，仅和我即将入住的宿舍隔一条“楚河汉界”（楼道）。在那里我俩又同病相怜，风雨同舟，直到完成受伤的本科学历。
原载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三年困难纪事》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