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宣怀生于官宦世家，其祖父曾任浙江知府，其父盛康曾任湖北粮道、盐法道，还曾在李鸿章手下当差。盛宣怀虽屡次科考不中，但却长于为人处世和经办实务，他有着超乎常人的判断力、八面玲珑的斡旋技巧、坚忍的个性和旺盛的精力，被视为百年难得一见的商业奇才。
洋务运动展开之后，洋务派所办的企业均以军工为主，李鸿章见长江航运异常繁荣，但长江上的轮船绝大多数都是英美制造，于是便想办一家造船的企业与英美抗衡。这个主张符合中国的利益，但却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难题，那就是国库羞涩，无资可用。这时，盛宣怀向李鸿章建议，不如靠民间资金来创办公司。
建议得到李鸿章的首肯之后，盛宣怀自拟了一份《轮船招商局章程》。在《轮船招商局章程》里，盛宣怀以其远见卓识认识到：国家大计必须以商业和经济为基础，如果不能在商业上自立，国家就会一蹶不振；在增强公司竞争能力方面，盛宣怀提议，让新公司保留部分利润，以便未来的发展。另外，他还在《章程》中确立了关于股票发行的原则，并且这个原则一直被后来所有官督商办的企业沿用。
盛宣怀所拟的《轮船招商局章程》，是近代中国第一个规范化的公司章程。它最大的意义在于，第一次提出了“官督商办”的公司理念。值得一提的是，时至今日，这种制度仍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经济格局。
洋务运动中第一家从事民用业务的现代公司——轮船招商公司成立以后，作为该企业的奠基人之一，盛宣怀本以为有机会参与这个企业的经营。但让他想不到的是，李鸿章却把筹建重任交给了他的另外一个心腹——浙江海运委员朱其昂，只让盛宣怀负责一些协助性的工作。
朱其昂是非常保守的人，不擅经营之道，接手公司之后，他只把业务局限于官方的漕运，而不去承接客、货运输业务，导致公司的业务一直停滞不前。有鉴于此，李鸿章决定另选经营人才替换朱其昂，并把“轮船招商公司”更名为“轮船招商局”。盛宣怀认为时机已到，主动向李鸿章请缨，但李鸿章以他资历尚浅为由拒绝了他。
经历了十三年的等待，盛宣怀终于在1885年被任命为“轮船招商局”的督办，完全掌控了招商局。从此，在盛宣怀的带领下，轮船招商局开始稳步发展，并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就。
盛宣怀一上台便颁布了《用人章程》、《理财章程》等十条制度，并正式确立招商局的官督商办体制。然后，招商局开始了接二连三的并购和扩张，其规模也越来越大。
1886年2月，盛宣怀合并仁和、济和两个保险公司，成立了仁济和保险公司；1887年，在上海开始试办中国近代第一家保税仓栈；1896年11月，招商局投资创设中国近代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并于同年投资创办了南洋公学，即现今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1899年，招商局在南京开设分局；1908年，汉阳铁厂、大冶铁矿、萍乡煤矿合组为中国近代第一家钢铁煤炭联合企业——汉冶萍厂矿公司，招商局在该公司的投资达到白银101万两。
1909年3月，轮船招商局组成了首届董事会，宣布招商局奉旨归清政府邮传部管辖。同年9月，招商局召开了第一届董事大会，盛宣怀被推举为董事会主席。
自进入20世纪初以来，盛宣怀似乎一直顺风顺水，然而，他的命运很快将发生转折。这个转折点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保路运动”。
19世纪末，为了进一步控制中国和掠夺财富，帝国主义开始参与中国的铁路投资，以此争夺中国铁路的修筑权。作为连通南北的重要干线，粤汉、川汉铁路成了帝国主义竞相争夺的目标。
为了保护粤汉、川汉两条铁路的自主权，广东、四川、湖南、湖北四省的绅商以及人民代表向政府建议，由地方政府在税收项下附加租股、米捐股、盐捐股、房捐股等以筹集筑路的资金。经过几年的筹集，不仅四省的绅商、地主成了股东，很多农民也成了股票持有者。
此时，帝国主义以清政府财政上的困难为要挟，迫使清政府与其订立了一份铁路借款合同。根据合同规定，德国等国家不仅要掌握铁路的修筑权和管理权，还要求以湖南、湖北两省的盐税作为抵押。
1911年5月9日，作为“皇族内阁”成员之一，邮传部大臣盛宣怀宣布了一条关于“铁路干线国有”命令，并于当月20日与四国银行团签订了600万英镑的《湖北湖南两省境内粤汉铁路、湖北境内川汉铁路借款合同》。这种所谓的“铁路国有”，实际上是在剥夺国人自办铁路的主权，并把川汉、粤汉铁路出卖给了西方列强。
在两路筹办时期内，四省的人民付出了大量心血，当看到清政府公然出卖路权时，他们积压已久的不满终于爆发了。于是，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就这样开展起来，并很快蔓延至南方各省，最终导致“武昌起义”的爆发。
“武昌起义”，也被人们视为辛亥革命的“第一枪”，因此盛宣怀的“铁路国有”命令成了辛亥革命的导火线，而他本人也被其他官员称为“误国首恶”。同年，成为众矢之的的盛宣怀被罢免一切官职，但仍保留其轮船招商局董事会副会长和汉冶萍公司董事长的职务，直到1916年去世。
综述其生，盛宣怀绝对是一位值得尊敬的政治家、实业家和教育家。他的一生创造了中国的诸多第一：修筑中国第一条铁路干线——卢汉铁路，创办中国第一所正规大学——北洋大学堂（即今天津大学前身）。他几乎参与了晚清所有重要的大型国营公司的创立，如轮船招商局、天津电报局、中国通商银行、中国勘矿总公司等，因此，一代“商父”对他来说可谓是名副其实。而在所谓的“误国首恶”事件中，盛宣怀不过是摇摇欲坠的清政府的“替罪羊”而已。
所谓“千秋功过，后人谁与评说”，很难说盛宣怀一生是功是过，不可否认的是，他的成就绝对称得上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
张謇“下海”：绅商渐成“时尚”
在我国长达数千年的封建社会里，一直存在一种“士农工商”的说法，即在传统的四大阶层里，“商”是地位最低的一个。“学而优则仕”，自从唐代开科取士以来，天下读书人莫不把一举登第继而平步青云视为毕生的荣耀。然而，在那个虽是波诡云谲但封建势力主导着社会的年代，竟然有放着高官不做、跑去做商人的“状元郎”，简直是“千古未有之奇”。这个人就是晚清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实业家，绅商的代表人物——张謇。
张謇于1869年考中秀才，在之后的25年里，他一直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辗转于大江南北，还曾随军远征朝鲜。1894年，张謇终于在41岁时考中了状元。然而，在入仕之路上所遇的种种矛盾与荒诞，也让张謇逐渐认清了官场的昏暗。不久后，心灰意冷的张謇便怀着“舍身喂虎”的悲壮，毅然做出了惊世骇俗的决定——“下海”经商。“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这是张謇对自己所做选择的最好注解。
事实上，早在1886年，张謇就有过“中国须振兴实业，其责任须在士大夫”的想法。那段时间，在替张之洞起草的一则奏疏中，他明确地提出了“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的观点。
张謇生活的时代，对商人来说是一个艰难的时代。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阶层，商人没有足够的社会权利，也没有好的融资环境，而国家的经济政策仍未走出小农时代的框架，商业活动处处受到牵制。对张謇这一介书生来说，没有大官巨贾的支持，想开办企业谈何容易，但他终凭自己的决心、意志与能力实现了夙愿。
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商人获准在上海开办纱厂、丝厂，这激发了张謇的雄心，他决定也办一个纱厂，以挽回民族经济的颜面。江苏一带自古便是丝绸之乡，于是张謇来到江苏南通，联络了南通当地的一些布庄老板、木材商和典当行商人，众人商定合作创办一个两万锭的纱厂，并将其命名为“大生”。
为了获得足够的资金，张謇拟定了一份《通海大生纱丝厂集股章程》，公开向社会集股。他们计划以两个月为期，在上海、南通、海门三处完成认购。然而，尽管投资回报颇为诱人，但募股结果却并不理想，因为人们都不太信任这个毫无从商经验的“状元郎”。
张謇曾在上海招股数月，不但一无所获，还花尽了盘缠，后来不得不靠摆摊卖字赚取回南通的盘缠。就这样，一年半以后，张謇才筹了不足8万两白银——这与办纱厂的资金相去甚远。
这时候，两江总督、南洋大臣刘坤一找到了张謇，他提出，可以把南洋纺织局两万多锭积压已久的纱机折成官股，与张謇进行“官商合办”。走投无路的张謇只能接受这个提议，于是重修了《集股章程》，将大生股本定为50万两，其中官股占25万两，另外25万两由他负责募集。
1899年，大生纱厂终于筹足资金，开始了正式运营。同年5月23日，第一批“魁星”牌白棉纱出厂。到1900年2月，大生纱厂实现了盈利，净赚白银2.6万两。
在大生创办之初，张謇亲自撰写了《厂约》，明确划分了自己和几个董事的职责与分工，制定了相关的奖罚措施、利润分配方式以及例会制度，甚至对招待客人等细节都做出了详细的规定。除了《厂约》之外，张謇还制定了25个章程，其细则多达195条，这被后人认为是“当时中国自办企业所能达到的最高管理标准”。
事实证明，张謇有着天生的管理和经商才能。在纱厂正常生产后，为了降低生产成本，张謇创办了通海垦牧公司，开始自己种棉花；接着，他又陆续开办广生油厂、大兴面粉厂、资生冶铁厂、阜生蚕桑染织公司、泽生水利公司、大达内河轮船公司、大生轮船公司等，用以解决纱厂的一系列问题。其中，办油厂和皂厂是为了充分利用轧棉花附产的棉子、油脂；办纸厂是为了利用大生的下脚飞花生产包装纸和印刷用纸；办面粉厂是为了利用大生的富余动力，而且可以为浆纱织布提供大量的面粉；办轮船公司是为了满足大生的运输需求；办房地产公司是为了解决外来人口渐多所带来的住房问题；办铁厂则是为了制造织布机、轧花车等设备。如此完备而精妙的产业链设计，不但在当时中国绝无仅有，即便放在今天仍不失为打造大工业战略的经典构想。
对此，后来的天津实业家范旭东曾感慨道：“在那种环境之下，他（张謇）举办的工业，居然顾虑到原料与制造的调和、运输、推销、兼筹并重，确是特色。”
张謇办厂，最大的意义之一在于，他发明了“绅督商办”的企业模式。与盛宣怀所倡导的“官督商办”相比，这无疑是更为进步的一种模式。这种模式带来的好处是，企业的管理者可以放开手脚，全权负责工厂的经营管理，充分发挥自身的才能。并且，作为直接管理者的张謇始终都在股东的监督之下，哪怕是在经营窘迫的晚期，他仍坦然面对着股东的指责和压力。总的来说，从诞生之初，大生纱厂就很有现代企业的气息。
张謇还有一个心愿，那就是凭自己的力量改造家乡，他要把南通建成一个带有自治性质的模范城市。为此，他实行的办法是“父教育，母实业”。
南通原本不过是一个3万多人口的小县城，零星分布着一些小作坊，没有任何现代化工业。张謇在城南的荒地上开始了自己的事业，并立誓把这里建成中国最好的模范城市。在张謇的管理经营下，南通的企业日渐增多，企业的规模也越来越大，原本荒芜的城南渐渐焕发出新的气象。这里道宽路广，并建有南通师范、图书馆、博物苑、剧场、旅馆、银行等颇具现代气息的企业及公共设施。而南通的北部旧城区，仍旧满是拥挤的低矮民房，道路狭窄且污秽不堪，与城南新区相比，完全就像处于另一个时代。
张謇“下海”经商，在当时的社会引起了轩然大波。在他的影响下，两年后，苏州另外一位状元陆润庠也宣布下海创办纱厂；一位咸丰朝的老状元、官居礼部尚书的孙家鼐则命他的两个儿子孙多森、孙多鑫在上海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机器面粉厂——阜丰面粉厂。
甲午战败之后，“绅商”似乎逐渐变成了一种“时尚”。这一陡然出现的士商阶层，很快便成为影响中国社会进程的一股力量。其中，很多人都在日后的社会变革中起到了不容小觑的作用。
后来的学者们在研究“张謇现象”——或者说“绅商现象”时认为，以张謇为代表的绅商阶层，“兼官商之任”，为了振兴民族经济而投身实业，他们其实就是中国最早的资产阶级的组成部分。
东南互保：企业家走上历史舞台
1900年，一场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在中国北方爆发。面对八国联军的挑衅，数十年的深重屈辱瞬间转化为民族主义的熊熊烈火，一夜之间映红了京津。数万由农民、小商贩和手工业者组成的民间团体突然发动对在华洋人的袭击。他们高喊着“扶清灭洋”的口号，捣毁教堂，破坏铁路，冲击租界，攻打外国使馆，屠杀所能看到的一切中外教徒。
“义和团运动”让一直对中国虎视眈眈的列强终于找到了向清政府施压的借口。1900年6月10日，英、俄、日、法、德、美、意、奥八国联军共2000余人，从天津向北京进犯，与义和团在廊坊附近发生了一场激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