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瑞娥说的往事，有的我记忆犹新，有的却忘得干干净净了。她说在高考的前一天，因为第二天头场是语文考试，我去给他们讲考试注意事项。我除了讲一些临场发挥的事以外，还嘱咐他们带把伞。因为他们的考场在师范，得走不近的路，那时高考在7月初，正是骄阳似火的时候，要是头被晒得昏昏的，会影响考试。再说那时天说变就变，要是下起雨来，有伞还可遮雨。第二天去师范考试了，考哪科哪科的老师照例要跟着。我见绝大多数学生听了我的话打着伞，只张瑞娥没有，我就把我打的伞借给了她。这事我忘得一点印象没有了，她说我那伞是把黑色布伞，回想当时家中就那把黑布伞，看来她说的不谬。
有古话说，最应该记住的是别人给自己的好处；最应该忘记的是自己给别人的好处。这古训分别体现在了张瑞娥和我身上。
张瑞娥还说，她在安徽曾在电视上看见过我。多年前，有一次她打开电视，突然看到我在回答人家关于书法方面的询问，她赶忙对身旁的人说：“快看，这是我老师！”好像他乡遇故知一样，十分高兴，备感亲切。
我想起来了，大约是十几年前，当时我正在北京，出于对书画的爱好，有空经常去中国美术馆看书画展。那一次去看的是“20世纪以来中国书法大展”。我正在仔细地看着，突然三四个人来到了我身边，有扛着摄像机的，有拿话筒的，我受到了“被采访”。一个中年人问我有何观感，话筒伸到了我嘴前。不说不行了，幸好我正在看的是康有为展区，康有为的书法古拙有奇趣，我早就对他的特殊风格有了体会，再加上我曾浏览过他的《广艺舟双楫》，对他的书法理论和在书法上的贡献略有所知。康有为又在青岛生活过，死后葬在青岛，作为“青岛人”对他有种特殊的亲切感，于是我就就我所知大讲了一番。采访时间已经不短，一行人正要离去，我忽然又想起了一个内容，对走在后面的一人又说起来。那中年人又把话筒伸过来，扛摄像机的也转回身来，重新开了机器，又拍下了我说的一些话。那以后，我注意电视，却始终没看见我被采访的镜头，以为是我说得不好或有不合适的地方，人家并没有播出。过了些日子，我又去美术馆，在前院里忽然看到了那个采访我的中年人，我忙问电视上播了没有，那人一边摆着手向一辆轿车走去，一边说他那次采访是临时帮人家的忙，他不知道，没说完就钻进了汽车。以后我在报纸上看到那人的信息和他写的一篇游记，这才知道那人果然不是电视台的，是个作家。
打那以后我就把这事忘了。又过了一年，我从北京回到了平度，听同事李树说，季恩浩老师曾在电视上看见过我，是在深夜，我这才知道那采访播出过。我没看见也就算了，有人看见这也就行了。没想到这次张瑞娥说她在南方也看见过，而且说播出的时间很长，我侃侃而谈，很像个学者的样子。她还说我在电视里说“别人的书法能学，康有为的没法学”，回想一下，当时我的确说过这话。
我不像名人政要经常在电视上拋头露面，一辈子上过电视没有几回。上了那么一次，在遥远安徽的我的学生竟然在电视上看见过我，她当时那高兴劲可以想见；过了多少年，她把这信息反馈给我，我也觉得很高兴，而且真正有了“桃李满天下”的感觉。
那天刘晟和刘书阁两位校长还把教过张瑞娥的王显玉、刘丰贵老师请了来，还把她的同学毛明岗、王好平也找来作陪。席间老学生又说了不少我们这几个老师的逸事，这也就叫我们很有种幸福感了。当教师的，最可悲的是教了学生一阵子，什么印象也没给他们留下，像农人播下种子不发芽一样。多少年过去了，学生还想着你的一些事，这就像投下一颗石子，能在他们心湖上激起一些波纹，而且这波纹还能长留他们心中，这也就是对我们的很好回报了！
（2010年3月22日于平度文丰居）
三舅之死
自从得知山西省王家岭煤矿发生透水事故153名工人被困井下的消息后，我和全国人民一样，就一直心焦地关注着救援的情况，一天无遍数地在电视上在电脑上看这方面的报道，盼望着奇迹的发生。4月5日，终于看到了这样激动人心的消息：
新华网山西乡宁4月5日电5日，王家岭煤矿透水事故抢险救援工作取得重大进展，截至15时，成功救出115名被困人员。
奇迹！奇迹！8天8夜，190多个小时，被困的153名工人竟然有115名生还，这绝对是奇迹！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和3000多名救援人员的全力施救有了结果，全国人民的心没有白操，这是不幸中的大幸，坏消息中的特大喜讯！
我在高兴激动之余，想起了我的三舅。1923年3月28日早5点，坊子西松林子煤井发生透水事故，包括我三舅在内的79人被困井下，因无人施救，全部死掉，无一生还。这年我三舅才22岁。
我表弟刘继庆是我二舅的儿子，他写了部回忆录《坎坷此生》，其中有写他三叔我三舅遇难的一节，我把它贴在这里：
三叔比父亲小两岁，1902年生人。父亲去下煤窑时，他也算是一条壮汉了，就跟我父亲去下井。没想到他却把年轻的生命留在了黑咕隆咚的井下！
三叔跟父亲下井，下的已不是丁家井，而是村北边数里处的西松林子井。春天的一天，父亲在上井时被铁笼子门挤着了胳膊，肿得粗粗的，与父亲一同下井的徐家大路村的徐连堂把他送回了家，两人从此结成了干兄弟。这人不错，挺古道热肠的。我称他为“爷”（我们家族叫父亲不叫“爹”、“爸爸”，叫“爷”），我叔叔们称他“大哥”，他叫我父母“二哥”、“二嫂”，两家来往数十年，直到他去世。
三叔很能干，十八九岁下井，不久就被委任为一个领着干活的小把头。还没结婚，衣裳都是我娘给他做。他人长得帅，也讲究仪表，显然已在心里考虑媳妇的事了。
西松林子井是个老矿井，从前已采过煤，在采空的大片空间贮满了水，三叔他们采煤的“掌子面”离这片水很近。这一天，他们采着采着，就听见壁缝里发出像小鸡叫一样的“唧唧”声，那是压力很大的水挤到煤缝里发出的，行话叫“水鸡子叫”。这种叫声大家都听到了，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透过来大家也都清楚，可矿井老板不说话，谁也不能停工。
父亲挤着胳膊了，上不了班，这天三叔上夜班。晚上，他去约同村的一个姓张的伙伴，那伙伴说：
“水鸡子叫了，不去了！”
“你娘就你一个儿，怕死；我娘五个儿，死个不要紧！”
三叔开着这样的玩笑，一点也没想到这话成了三叔不幸的谶语。
第二天清早，我大曾祖父家我的一个大叔急匆匆地跑来我家，张口气喘地问：
“三弟回来了没有？”
“没回来，怎么了？”
我这大叔一听，张嘴大哭起来。他也是去下这口井，他是白班，早晨他去上班来到井上，听到了井下噩耗，知道自己的堂弟是夜班，急忙跑回来问。
《潍坊市志》上记载着这次事故，时间是1923年3月28日早5点，遇难者79人。这年三叔22周岁。
遇难者家属纷纷向煤井拥来，父母、妻子、兄弟、儿女，几百人围聚在井口边，哭声震天。有的人冲开人群，朝井口冲去，要往下跳。为防止有人跳井，老板急忙叫人把井口封住。
愤怒的人群发了疯，见煤矿上的人就抓，就撕，就咬，矿上的人没敢露头的。
“找老板算账去！”
不知谁发一声喊，人群像一阵旋风，向张家柳沟村冲去。这矿井的老板叫张彭云，是张家柳沟村人。老板宅子大门紧锁，空无一人。愤怒的人们砸开宅门，把老板家砸了个稀巴烂。
我祖母哭昏过几次，哭得落下了终生的眼疾。
在胶县上学的我二姑被叫了来家，陪伴着大病一场的祖母再没回去，半途而废了她的学业。
清明前发生的事故，直到麦收以后才抽水捞尸，七八十人啊，井口边摆了一大片。人在黑水里浸泡了3个月，早已发胀、腐烂，一个个面目全非。家人们在尸体间寻找着、辨认着。我家人找了半天，确定不了哪一具是我三叔，最后叫了我娘来，三叔的衣裳是我娘做的，从那件布做的背心才认出了三叔。
事后，老板发了点殡葬费了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