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理学家朱熹解释：“独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也。”慎独并非追求空间上的独居、独处，而是追求心理、人格上的卓尔不群。正所谓“驰逐于外，修治于内”。一个杰出的人，即使功勋在外，也不能没有内心的修为。相反，一个真正有为的人，更加注重内心的修为。
曾国藩在年轻的时候，就在人格上对自己有一种很高的期望。这种期望不同于外在的功利目的，它追求的是一种内在的精神境界。为此，他的价值取向使他很自然地走上了自省、自责、自胜、自强的圣贤之路。
咸丰六年九月（1856年），曾国藩给儿子纪鸿的信中说：“吾有志学为圣贤。”何谓圣贤？曾国藩认为，圣贤不仅要能名传海内，更要能降服自心。
纵观历史，环顾现实，发现有许多人有能力征服别人，甚至征服天下，却没办法征服自己。有一句古语：“威震四海，勇冠三军；只没本事，降服自心。”在人生路上，有美人关、金钱关、名誉关、权势关……大多数人都过不了这些关，他们可以降服别人，却不能降服自己，因此，始终成不了圣贤。
在曾国藩看来，圣贤就是有本事“降伏自心”的人。曾国藩以他们为榜样，可见其志趣的超凡脱俗。“降服自心”也就是征服自己，也就是《四书》、《五经》中的“正心”、“诚意”，而用功的方法就是“慎独”。
在曾国藩四条日课中，第一条“慎独则心安”是这样写的：“自修之道，莫难于养心，心既知有善，知有恶，而不能实用其力，以为善去恶，则谓之自欺。方寸之自欺与否，盖他人所不及知，而己独知之。故《大学》之诚意章，两言慎独。果能‘好善如好好色，恶恶如恶恶臭’，力去人欲以存天理，则《大学》之所谓‘自慊’，《中庸》之所谓‘戒慎恐惧’，皆能切实行之。即曾子之所谓‘自反而缩’，孟子之所谓‘仰不愧，俯不怍’。所谓‘养心莫善于寡欲’，皆不外乎是。故能慎独，则内省不疚，可以对天地，质鬼神，断无‘行有不慊于心则馁’之时。人无一内愧之事，则天君泰然，此心常快足宽平，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乐之方，守身之先务也。”
从曾国藩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认为一个人要自修，就要养心，而要养心要寡欲，更要内省。在曾国藩看来，慎独是做到内省、寡欲，并达到养心、修身的办法。不仅如此，他还认为，慎独是可以“切实行之”的事情。
关于慎独，曾国藩不仅有理论阐述，更能自觉地实践慎独功夫，严格地对待自己，并反省自己的行为。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一（1842年），曾国藩与一位叫小珊的朋友闹了一场别扭。事后，他下定决心重新做人。初九日，曾国藩即撕下“面子”，主动找小珊认错。十三日，他又与另一位朋友请小珊吃饭，释怨于杯酒之间。
关于这件事情，曾国藩在日记中有相关的叙述，同时，他还写下了一段非常深刻的自责：“晡时，赴小珊处。小珊前与予有隙，细思皆我之不是。苟我素以忠信待人，何至人不见信？苟我素礼人以敬，何至人有慢言？且即令人有不是，何至肆口漫骂，忿戾不顾，几于忘身及亲若此？此事余有三大过：平日不信不敬，相恃太深，一也；比时一语不合，忿恨无礼，二也；龃龉之后，人反平易，我反悍然不近人情，三也。恶言不出于口，忿言不反于身，此之不知，遑问其他？谨记于此，以为切戒。”
由此可见，曾国藩的自我反省之严，行为之慎。在曾国藩的著述中，反复出现诸如“戒”、“慎”等语，其对于自己的要求之严苛，可见一斑。在去世前的第四天，曾国藩已经62岁，但那种惭愧自责的心情与他30岁初修慎独时的心情几乎一模一样，他真正做到了几十年如一日。正因为他没有一天不是如此严格要求自己，所以，他的人格为人所敬，成为后世学习的榜样。
曾国藩齐家、练军、治国，所在功绩赫然，天下瞩目。他成功的核心原因在于他慎独，心地干净，从而感动了他人。全军上下都自觉地服从他的约束，地方官民都自觉地谨守他的教化。他的后继者李鸿章接待他人时常带傲慢轻侮之色，俯视一切，揶揄播弄之。唯事曾国藩，有如严父，执礼之恭，有不知其然而然者。这种不怒而威的感化效果，充分证明了曾国藩慎独之功的深厚。
不显山，不露水，谨慎持我
真正有大智慧的人，常常会把自己的聪明隐藏起来，只有那些愚笨的人才会自作聪明，把自己的一点机巧拿出来显摆。即便有足够的聪明才智，也要适当地隐藏起来。
永远不做别人的箭靶，这不是容易做到的事，尤其对于位高权贵者来说。权力是一把双刃剑，露出锋芒的同时更要小心不割伤自己。曾国藩一向谨慎，他认为“锋芒则露杀气”。其处世之慎，第一个表现就是不轻易露出锋芒。
据民国初年的掌故称，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是当时天下奏牍三把手。胡林翼曾对左宗棠说：“天下奏牍仅三把手，而均在洞庭一男。此三子者，名次高下，尚待千秋。自问总不出三名之下。倘其抑志拊心，储精厉学，则不肖尚未可量也。”胡林翼之所以说这话，是因为前不久自己奏陈“李续宾阵亡”事，语言极沉痛诚挚，打动咸丰帝禁不住涕下。为此，胡林翼很得意，将自己与曾、左并列，称天下奏牍三把手，并说自己“尚未可量”，实则有以自己为首之意。而左宗棠则说：“当今善章奏者三人，我第一。”
事实上，从学问根底而言，曾国藩要比胡、左二人高一些。曾国藩以理学为积淀，宗法桐城派文风，不仅被誉为晚清国手，其文章还开创了湘乡派文风。可是，曾国藩从未争过第一。
深藏不露是一种生活态度，更是一种处世方式，值得人们去学习和掌握。若不隐藏，就有危险出现；若不掩饰，就可能被敌人消灭。一个人如果过于显露自己高于一般人的才智，往往会使自己处于不利的境地，甚至招来外力的攻击。大智慧的人不会争锋，只会藏锋。
曾国藩不仅不争锋，反而尽力地隐藏自己的能力，事事示人以拙。曾国藩有“尚拙”的人生哲学，他认为：“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曾国藩时常自称“钝拙”，因而主张去伪崇拙，不尚机权。守拙用浑是曾国藩性格特质中智慧的显现。尤其是到了晚年，这位深谙世事的政治老人更讲求“拙浑”二字。他说，“浑则无往不宜。大约与人忿争，不可自求万全；白人是非，不可过于武断，此浑字之最切于实用者耳。”
据很多史料传记描述，曾国藩是一个毫无情趣、生活乏味的人，即便不是如此，其行动也有点土、有点呆。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平生败仗无数，最终凭借四场有决定意义的胜仗——武昌、九江、南京、安庆而大破太平军，取得全胜。
当人们评述曾国藩的军事理论和处世哲学时，殊不知这一切都建立在“傻”的基础之上，不求于讨巧，安于守拙，这是一种大智慧。
曾国藩之所以能够守拙而不争，不显山，不露水，就出于其谨慎持我的修身之道。尤其是在湘军击溃太平军、名震朝野之时，曾国藩更是战战兢兢，避免因才华过露招人嫉妒、招引灾祸。他常用“厚藏匿锐，身体则如鼎之镇”这句话作为座右铭来教育家人及僚属。他在奏请裁撤湘军的同时，还奏请其弟曾国荃因病开缺，回籍调养。这是因为此时曾国荃攻陷天京，一时成为众矢之的。曾国藩见此就奏上此折以保全其弟。一言一行，都表现出曾国藩的谨慎。
当时满族贵族官员官文任湖广总督，与湘军发生矛盾。曾国荃被任命为湖北巡抚，官文则用计把他调离武昌，并保奏使其成为一个无权的“帮办军务”，这让曾国荃大为恼火，就写奏折参劾官文。
曾国藩闻此事后，惊骇不已。他知道，官文此举自然与清廷对汉人的不放心有关。如果湘军不肯退让，始终锋芒毕露，必招致很多的麻烦。于是，曾国藩连忙拟密折保官文，并请清廷不要深究官文之罪。曾国藩此举不仅挽回了满族权贵对湘军的忿恨，也减少了清廷对汉人官员的不放心。
与太平天国的战争进行到后期，曾国藩变得十分注意自我克制，特别注意调整自己与清廷之间的关系。他时常提醒自己“富贵常蹈危”这一历史教训，推美让功，不显山，不露水，以保全自己的身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