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律可以使人保持理智，避免一时的冲动。自勉可以让人保持动力，避免意志的消沉。自律和自勉只不过是一个人以对自己的定位来要求自己，以便其行为能够达到那个要求，最终达到那个境界。
自律是为了自治，自勉是为了自强。在修身的过程中，离不开自律；在为人处世中，更需要自勉；在求进步的过程中，也少不了自勉。总而言之，做人既要自律，也要自勉。廉洁自律，可以修身养性；勤奋自勉，可以成就伟业。
廉洁自律方能源远流长
有道是“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一句堪称清朝中后期官场的真实写照。中国进入封建社会的末期，官场越来越黑暗，朝廷昏聩、官员腐败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然而，在这种丑恶的环境中，曾国藩始终能够保持清正廉洁，殊为不易。
曾国藩虽然位高权重，却身逢残败末世，当时的官员多贪污纳贿，少有廉洁者。官位越高，贪污纳贿就越严重。曾国藩虽然为一品大员，却能够做到“出淤泥而不染”，不贪财物，更不收纳贿赂，他廉洁奉公，个人用度甚为节俭。
在生活起居方面，曾国藩非常俭朴。他平素穿着家人为其织的土布衣服，不着绸帛。曾国藩升任总督后，其鞋袜仍由其夫人及儿媳、女儿制作。总督府内，曾国藩每晚夜阅公事，全家女眷都在麻油灯下纺纱绩麻，这在当时的督抚大员中可以说是绝无仅有。他还告诫家人“平日衣服不准用丝绸”，并且强调：“衣服不宜多置，尤不宜大镶大缘，过于绚烂。”
曾国藩最好的衣服是一件天青缎马褂，只在新年和重大庆典时才穿，因此，30年过去了，那件衣服依然如新。提及此事，他说：“古语云，衣不如新，人不如故。然吾观之，衣亦不如故也，试观今日衣料，有如当年之精者乎？”
在吃饭上，曾国藩亦不奢华，简单至极。通常他每顿饭只有一个菜，“绝不多设，虽身为将相，而自奉之啬，无殊寒素”。据说他在吃饭遇到饭里有谷时，从来不把它一口吐在地上，而是用牙齿把谷剥开，把谷里的米吃了，再把谷壳吐掉，早餐时仅吃开水泡饭一碗。这些事传至民间，引得人们纷纷效仿。时人以曾国藩吃饭简单，每食仅菜一品，谐称之为“一品宰相”。
担任两江总督期间，有一次，曾国藩到扬州巡视，扬州的盐商不敢怠慢，就设宴款待。吃饭时，曾国藩面对满桌的山珍海味，只拣自己面前的菜吃，其他人还以为总督大人嫌不够丰盛。退席后，曾国藩对人说：“一食千金，吾不忍食，亦不忍睹。”
在两江总督任上，有人要为他造一艘很华丽的座船。曾国藩立即制止，说他现有座船太大了，已有奢侈的嫌疑，如果再造大船，与贪污没有什么区别，因而坚决反对。
为提倡节俭，教育家人，曾国藩于大堂上亲书一联：“惜食惜衣，不惟惜时兼惜福；求名求利，但知求己不求人。”对于自己的两个儿子纪泽和纪鸿，曾国藩更是严加约束：“不许坐轿，不许使唤奴婢做取水添茶的事情；拾柴收粪之类的事情，必须一件一件去做；播种除草之类的事情，必须一件一件去学。只有这样，才能避免骄奢淫逸，才算抓到了根本！”
曾国藩一生不爱钱、不贪财，并以勤俭二字严于律己。他虽位居高官，权倾一时，生活却始终很简朴。他出门轻车简从，在京城和长沙居住期间，曾国藩的家门外从不挂“相府”、“侯府”之类的牌匾。
为官不贪是曾国藩对自己最基本的要求。曾国藩的祖父曾对曾国藩的父亲说：“虽然宽一（曾国藩的乳名）点了翰林，但我家仍靠种田为业，不可靠他吃饭。”自此，曾国藩便将这番话作为自己一生的训示。他说：“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宦囊积金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神明鉴临，予不食言！”
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有意效法林则徐之父的粗衣淡饭，希望曾国藩能将林则徐作为榜样。事实上，曾国藩并没有忘掉父亲的教诲，而是一直秉承家风。他在写给弟弟曾国荃的信中道：“昔年林文忠公有三个儿子，分家时各人仅得钱六千串。林公身膺督抚要职20余年，其家底清寒如此，高风劲节，实不可及。我辈兄弟实在应向林公学习。”
由于为官清廉，曾国藩很少回乡。他中进士后任职京官七年，从未回过家乡。关于不能归省，曾国藩认为有“三难”：“现在京寓欠账五百多金，欲归则无钱还账，而来往途费亦须四百金，甚难措办，一难也；不带家眷而归，则恐我在家或有事留住，不能遽还京师，是两头牵扯，如带家眷，则途费更多，家中又无房屋，二难也；我一人回家，轻身快马，不过半年可以还京。第开缺之后，明年恐尚不能补缺，又须在京闲住一年，三难也。”
当时，曾国藩已经是翰林院侍讲学士，不久之后又升为礼部侍郎。这已经是很大的官了。然而，他连回家省亲的盘缠都难以筹措，清廉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曾国藩不仅清廉不爱钱，而且勤于政务。他每天很早就起来，一直工作到深夜，中途很少休息。所有的公文，他都要亲自过目。晚年，他右眼不幸失明，但仍坚持工作。在任直隶总督期间，凡重大案件均亲自审理，半年结案四万一千余件，其工作量之大，令人闻之咂舌。
曾国藩为官清正廉洁，临终前，他曾留下遗嘱：“余若长逝，灵柩自以由运河搬运回江南归湘为便。沿途谢绝一切，概不收礼。”其一生廉洁，生活俭朴，体现了其良好家风的熏陶，更展现其个人品格修养的高尚。
力戒傲、惰两字
对于自己的大富大贵，曾国藩时刻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曾有言：“大约军事之败，非傲即惰，二者必居其一；巨室之败，非傲即惰，二者必居其一。”在他看来，造成军事失败的原因，不是傲就是惰；而造成大官大贵人家的失败，也是“傲”或“惰”。因而，曾国藩认为，做人修身应该力戒傲、惰。
俗话说，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傲慢使人自以为是，处理不好与其他人的关系，使自己陷入孤立的危险境地。而谦虚让人得到尊重，戒骄戒躁则可以使头脑清醒，这对于为人处世都是大有裨益的。
事实上，年轻时的曾国藩并不谦虚。道光年间，曾国藩就已经在北京做官了。当时的他血气方刚，加之一帆风顺、平步青云，因此，傲气满怀。这个时候的曾国藩很喜欢与人争斗，尤其是“好与诸有大名大位者为仇”。
咸丰初年，曾国藩奉旨在长沙办团练，动辄指谪别人，因此，弄到后来与湖南官场不合。虽然其中有些争斗曾国藩挽回了颜面，但由于刚烈太甚，伤害了这些官僚的上下左右，无形之中给自己设置了许多障碍，使得团练工作在开展之初十分艰难。
咸丰七年（1857年）在家守制时，经过一年深刻的反省，曾国藩开始认识到自己办事常不顺利的原因。此次反省之后，使曾国藩进一步悟出了官场中的做人之道：“历观名公巨卿，多以长傲、多言二端而败家丧生。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败；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败。”
自此，曾国藩变得谦虚起来。他不止对同僚下属相当谦让，就是对权势，也常常辞让。咸丰十年（1860年）六月授两江总督、钦差大臣之后，曾国藩位高名重，多次上疏奏请减少自己的职权或请求朝廷另派大臣来江南协助他。
同治元年（1862年），曾国藩升任两江总督，三千里长江水面，迎风招展的全是“曾”字帅旗。然而，作为三四十万人马的最高统帅，曾国藩并没有丝毫飞扬跋扈、洋洋自得之态，反而处处小心，慎之又慎。
到了晚年，曾国藩总结为人之道时，把“傲慢”看做是致祸之由，认为为官傲慢轻则会导致自己的职位不保，重则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因此，他一再要求为官必须戒傲，这样才是保全自己之道。
如果说“戒傲”在于保全身家性命，那么“戒惰”则在于保全家族的兴盛。在曾国藩看来，傲、惰是家败的两大原因。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道理。从古到今，骄傲专横者都会好景不长，且常常会导致众叛亲离、身败名裂的下场；而懒惰则会出现衰败颓丧之气象。因此，必须高度警惕。
成大事者最忌犯有奢惰之心，无论是居和平之世还是处离乱之世，都不能有奢惰之心。同治三年（1863年），收复了江宁城后，曾国藩看到湘军上下一派骄矜自得、纵情逸乐，便将之全部遣散回原籍务农去了。曾国藩觉得，这些兵员已经产生了惰性，少了忧患危机意识，如果继续让他们参战，很可能导致战争的失败。
曾国藩认为，人生百种弊病，都是由于懒惰而生。懒惰则松懈，松懈就不会严格要求自己，从而不会努力做事。一个环节松懈就会导致整体的松懈。曾国藩把“勤”作为兴家立业的根本，他说：“我以有事而懒，六弟无事而懒，是我不甚满意处。若二人俱勤，则气象更兴旺矣。”
因此，做人应该有忧患意识，万不可懒惰，抛弃勤勉之心。
事实上，曾国藩的成就与其勤奋是分不开的。年轻时，曾国藩的天赋不高。有一天晚上，他在家背诵一篇文章，重复了不知道多少遍，依旧没有背下来。这时候，他家来了一个贼，一直潜伏在屋檐之下，希望等读书人睡觉之后捞点好处。
可是那个贼人等啊等，曾国藩始终没能把文章完整地背诵下来，到了很晚，曾国藩还没有睡觉的意思。贼人最后忍不住，便跳了出来说：“这种水平读什么书？”
说罢，他将那篇文章从头到尾流畅地背诵了一遍，然后扬长而去。曾国藩见此情景，不由地叹道：“这么聪明的人却只能当贼，而我天资不好，如果不努力，那只能做乞丐了。”于是，曾国藩学习起来就更加勤奋了。
有道是“一分辛苦一分人才”。一个人即便有好的天赋，若是不勤奋学习，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伟大的成功与辛勤的劳动是成正比的，勤奋可以创造奇迹。
一直以来，曾国藩都持勤戒惰，他说：“‘勤’字工夫，第一贵早起，第二贵有恒。”不独自己遵守“勤”字工夫，他还教育家人持勤戒惰，以勤兴家。
在教育弟弟的家书中，曾国藩说：“诸弟在家教子侄，总须有勤敬二字。无论治世乱世，凡一家之中能勤能敬，未有不兴；不勤不敬，未有不败者。至切至切。余深悔往日未能实行此二字也，千万叮嘱。”教育儿子曾纪鸿，他说：“尔年尚幼，切不可贪爱奢华，不可习惯懒惰。无论大家小家、士农工商，勤苦俭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败。”
总而言之，骄奢与懒惰就如同溃堤之蚁穴，蚁穴看起来并不入眼，却能毁掉千里之堤。为了消除骄奢与懒惰，曾国藩提出了“以勤医惰”、“以谦治骄”的对策，他说：“家中万事，余俱放心，惟子侄须教一勤一谦二字。谦者骄之反也。勤者惰之反也。”从曾国藩的一生可以看出，他的修身与戒傲、戒惰是分不开的，而且，他也确实做到了“勤”和“谦”二字。
君子当自强不息
有道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曾国藩也有相似的表述：“凡办大事，半由人力，半由天事。吾辈当尽人力之所能为，而天事则听之彼苍。”但从他留下的文辞之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他的思想更加倾向于“人力之所能为”。与“天之成事”相比，很显然曾国藩更加在意“人之谋事”，更注意自立与自强。
曾国藩说：“人当自强。”自幼，曾国藩就受到祖父的教诲：“君子在下则排一方之难，在上则息万物之嚣”，“人以懦弱无刚为大耻，故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在这些思想的熏陶之下，曾国藩从小就发愤图强，6岁入私塾读书，8岁随父学五经，14岁应童子试，22岁考取秀才，28岁中进士。初授翰林院检讨，后充文渊阁直学士，次年升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之后10年之中连升十级，官至二品。他能获得这么快的擢升，关键在于他的自强不息之念与刻苦修身之道。
在谈到自己的作为时，曾国藩以“挺身承担困难，以拯救天下为己任”的句子自勉。他认为，人应该担负责任，而不能躲避责任，应该像君子一样。君子不避灾难，能主动承担各种责任，并能够鼓舞世人，就在于其有自强的精神。
曾国藩所说的自强并非只停留在口头上，而是从自己做起，虚心实做。纵观曾国藩的一生，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真实写照。他立志求学，要求极严，抱负很高。他曾对四位弟弟说：“不能不趁三十以前立志猛进也。”因此，他发愤读书。同时，他还立志向圣贤看齐。他在诗中写道：“莫言书生终龌龊，万一雉卵变蛟龙。”在这种远大志向的激励之下，曾国藩终生勤俭谨慎，学修不断。由此可见，他对“自强”二字的实行坚深又恒久。
曾国藩之所以坚持“自强”，并有建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宏毅的个性以及强烈的责任感。
道光、咸丰时期，国内一直和平稳定，许多臣子幕僚都认为天下太平，因而，都按部就班地混日子。
金田起义爆发，大清国土上纷乱四起。那些身居高位的大官事到临头只会互相对望而毫无办法。当时，曾国藩只是以卿的名义奉旨治丧在家，接到命令马上组织乡兵出征，平乱定国。
他打破旧规章的束缚，自己创立军队编制与叛军孤身奋战。叛军像决堤的河水，又像草原上的大火，势头凶猛，其他人都束手无策，只有曾国藩奋起抵抗。即使孤立无援，进退两难，曾国藩仍然坚守节操，丝毫不受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