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士肃顺洁身自好，洞察时事，是当时少有的开明之臣。因此，曾国藩比较敬重他。而肃顺的幕僚，如王岂运、郭嵩焘等人，又与曾国藩的湘军交往密切。政变发生之后，慈禧要肃清肃顺一党，曾国藩多少受到一些牵连，当他看到这些位高权重的顾命大臣被处死时，心中充满了恐惧。
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十四日（1861年），曾国藩给两位弟弟写信，叹道：“昔太无权，今太有权，天下事难得恰如其分也。”二十四日，又写信说：“余自十五至二十二日连接廷寄谕旨十四件，倚畀太重，权位太尊，虚妄太隆，可悚可畏。”曾国藩这些表述大有“前车之鉴，后事之师”的意思。惊惧之余，曾国藩开始反省自己有无过错，力图避免一切缺点，使别人无暇指责，从而不授人以柄。
同治帝继位后，曾国藩受到了隆重的封赏，被加协办大学士衔。几个月间，朝廷又数次封赏他，任命他为钦差大臣、两江总督，统辖四省军政，巡抚、提督以下均归节制，并加太子少保衔。而其弟曾国荃赏头品顶戴，升为浙江按察使，赏穿黄马褂。
这样的封赏可谓恩宠有加。然而，曾国藩则受宠若惊，在他的家书、日记中，找不到一个欣喜的字眼，反而透露出一种紧张的气氛。他给弟弟曾国荃写信说：“至阿兄忝窃高位，又窃虚名，时时有颠坠之虞。吾通阅古今人物，似此名位权势，能保全善终者极少。”其中没有任何喜悦之意，读之如同遗书一般。
正是这种战战兢兢、时刻处于危机之中的心态造就了曾国藩的成就。有道是：“高处不胜寒。”越走向高位，失败的可能性越大，而惨败的结局就越多。每升迁一次，就要以十倍于以前的谨慎心理来处理各种事务。
随着镇压太平军建立的赫赫战功，曾国藩的官位越来越高，其权势也越来越大，然而，他不以为荣，反为其忧。他表示：“官位越高，权势越重，就越容易招致大祸。”
为了安全起见，曾国藩将事情尽量做得更周全，不留下缺点或漏洞，以免受到别人的指责，或避免使一些异己分子抓住把柄不放，导致自己因小失大。
于是，曾国藩常常反省自己，他曾在给弟弟的信中说：“余三年以来，因位高望重，时时战兢省察，默思所行之事，唯保举太滥，是余乱政；不办团，不开捐，是余善政，此外省不了了。”
在长期的为官生涯中，曾国藩推敲出了终生受用的观点。他说：“凡吏治之最忌者，在不分皂白，使贤者寒心，不肖者无忌惮。若犯此症，则百病丛生，不可救药。”也就是说，一个人应该有所忌惮，尤其是为官之人，没有忌惮就很容易招来祸患。
官做得越大，地位越高，越要头脑清醒，一言一行都要小心，手中的权柄越重，审批画圈时越要谨慎。有如履薄冰之感，才会珍惜自己的身家，从而保全自己，只有这样才能成就不败的人生。时刻保持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心态，绝不可有一丝一毫的懈怠。曾国藩虽身居高位，却时时如履薄冰，大功告成之日，更是益觉如踏危局。正因为如此，使得曾国藩得到了长久的富贵以及巨大的成就。
知足乃是大智慧
人都会有欲望，而欲望是与生俱来的。虽然有欲望本身并不是一件坏事，但欲望是个无底洞，如果纵欲过度很可能自取灭亡。一个人幸福与否，在很大程度上跟自己是否知足有很大关联。心不知足，天底下所有的名利都填不满自己欲望的口袋；心若知足，则幸福就会充满自己的生活。
常言道：“知足者常乐。”清朝张英曾在《聪训斋语》中写道：“富贵贫贱，总难称意，知足即为称意。”一生功名卓著的曾国藩也说：“知足天地宽，贪得宇宙隘。”由此可见，知足之重要。
知足不仅是修身之道，更是自保之术。曾国藩一生功名卓著，而不堕其功，就在于他善于从“知足”两个字上下工夫。
在给儿子的《忮求诗二首》中，曾国藩写道：“富求千乘车，贵求万顶戴。未得求速偿，既得求勿坏。”意思是说，富贵时要求有千乘车，尊贵时追求万顶戴，没有得到又要求迅速赏给，得到后又求永久占有。这两句诗描写出世人的不足之心。
曾氏兄弟平定叛乱，为清朝立下了汗马功劳，咸丰皇帝曾有过金口玉言：“攻下金陵者王之。”同治三年六月，曾国荃攻下南京城，太平天国覆灭，但清政府爽约，不仅湘军上下愤愤难平，发出“兔死狗烹”之叹，就连满清权贵也认为两宫吝啬，不合罪罚功赏之义。
对于朝廷的爽约行为，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更是牢骚频发，郁结成疾。然而，曾国藩并没有愤怒，反而约束下属、规劝兄弟，极力地避免他们与朝廷发生冲突。
在九弟曾国荃生日时，曾国藩给他赠诗数首，其中有一首这样写道：“左列钟铭右谤书，人间随处有乘除，低头一拜屠羊说，万事浮云过太虚。”此诗表达了曾国藩知足、淡定的心境，同时，他清醒地认识到不知足者的危险。他认为：“功名之际，终之始难，消长之机，盈之必缺。”他在日记中还写道：“人生才力所能办者，不过太仓一粒耳！知天地之长而吾所历者短，则遇忧患横逆之来，当少忍以待其定，知天地之大而吾所历者小，则遇荣利争夺之境，当退让以守其雌。”
知足淡定，不争不伐，曾国藩知行合一，说到做到。正因为如此，曾国藩才能保住自己的功名与地位，保全自己的身家性命。名利心太重，会让自己急功近利，而忘记了藏在底下的危险；做人太盛气凌人，就会招人怨尤，一举足便会有障碍，这些行为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不屑做的。
一个不能将名利思想彻底拔除的人，即使能轻视富贵荣华而甘愿过清苦的生活，最后还是无法逃避名利世俗的诱惑；一个受外力影响而不能在内心加以化解的人，即使他的恩泽播于四海甚至遗留给千秋万世，其影响往往也只能是花哨的表演。
追求荣华富贵，没有知足，将会越来越委顿，各种祸害往往也会纷至沓来。而知足者则能涵养精神，并且远祸避害。“知足”并不否定“取”与“得”，“知足”是说“取”、“得”有道，“取”、“得”有度。
古语云：天道忌盈。曾国藩很欣赏这句话，他认为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多使，做人更不能事事求全。他说：“我曾经考察《易》道，研究其中的盈虚消长之理，从中知道人不可能没有缺陷！太阳到了中天就会西斜，月亮满了就会亏缺，天有孤虚，地有东南陷落的时候，从来没有十全十美没有缺陷的东西。小人常常求全，而一旦得了全，吝与凶就会随之而来。如果别人常缺而一个人常全，天道屈伸的规律，会如此不公平吗？”
曾国藩很喜欢古人的“花未全开月未圆”7个字，认为惜福之道、保泰之法莫精于此。他主张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减去几成，到了晚年时渐渐可以收场。
曾国藩做人知足，为后世所敬佩。梁启超曾有一句话评价曾国藩：“文正深守知止知足之戒，常以急流勇退为心。”这一评语是极为得当的。做人最难的不是进取，而是收敛自己的欲望，懂得知足的道理。
当你为奢侈的生活而疲于奔波的时候，幸福的生活已经离你越来越远了。做人要知足，人的欲望永无止境，不知足会给自己带来烦恼、祸患，而知足则能让人心态平和，让人感受到幸福。
君子慎其独也
古代儒家君子做人讲求“慎独”。“慎独”出自《礼记·中庸》：“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
过去的读书人从小熟读《四书》、《五经》，所以对“慎独”可谓无人不知。但是，光知道慎独理论，没有实践则是枉然。而曾国藩的高明就在于对这一古老真理做了一辈子的实践，这不仅使他自己大受其益，还使他的家庭大受其益，更使社会大受其益。
曾国藩在逝世前的一年零一个月，总结了自己一生的处世经验，写了著名的“日课四条”，即：慎独、主敬、求仁、习劳。在这四条之中，慎独是根本，是“体”；其他三条是枝叶，是“用”。由此可见，曾国藩对于“慎独”的重视。
那么，“慎独”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