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独自抵抗不了死亡。
她的呼吸、血压、心跳相继衰竭。
她死的时候没有人握着她的手。
她的体温倏忽丧失。
她的手变凉了。
我再也没有母亲了。
......
kathy去世给我的真实感觉并不是我送走了她，而是我们一起走了很长的一段路，她送我到一个地方--那也就是她在这世界上的最后时刻--然后她站住了，而我越走越远，渐渐看不见她了。
这不并是我平生唯一一次，亲历一个人从生到死。
很可能我会下地狱，很可能我应该去那里。
她叫卢佩，她像我妈妈kathy一样漂亮。虽然是暗色皮肤，却十分耐看。她爱穿飘逸的长裙子，长着游泳选手一样的腿，那是照片上才看得到的卢佩婶婶。
可我们都知道她生病了，疾病缠绵不去。她的腿绑束在黄色的床单下面，骨头变得和蠕虫一样软弱。黄色的枕头，黄色的气味，瓶子勺子。她像一个口渴的女人一样向后仰着头。我的婶婶，那个长腿的爱穿裙子的婶婶。
很难想象她的腿曾经强健，坚韧的骨，劈波分浪，动作干净利落，没有像婴儿的腿那样蜷曲皱缩，也没有淹滞在黏浊的黄光灯下。那间二层楼背面的公寓，光秃的黄色的电灯泡，高高的天花板，灯泡一直在燃烧。
我不知道到底是谁来决定谁该遭受厄运，谁该活着，谁该死去？她出生的日子没有不吉利，没有邪恶的诅咒。我想她头一天可能还在游泳，第二天她就病了。可能是拍下那张灰色照片的那天，也可能是她穿着长裙子
的那天，也可能是她指着照相机让我们看可我们怎么也不肯看的那一刻。
也许上帝在她摔倒的那天没有看向人间，也许上帝很忙。也许那天她跳水姿势不对伤了脊椎是真的，也许我的朋友敏琪说的是真的，她从高高的梯子上重重地摔了下来。
我想疾病是没有眼睛的，它们昏乱的指头会挑到任何人，任何人。比如我的卢佩婶婶，那天正好走在街上的婶婶，穿着飘逸的长裙子，戴着宽沿的毡帽，一只手里是鲜花，一只手里是皮包。
有时我们会习惯病人，有时我们会习惯疾病，如果病得太久，也就********了。卢佩婶婶的情况就是这样，或者这就是我们选择她的原因。
我们每天下午都玩那个游戏，自从某天一群小孩中的某一个发明了它。我不记得是谁，可能是我。
仅仅是个游戏，我们得挑选一个人，挑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人，一个我们可以模仿，而别人都能猜出来的人。先是那些名人：卓别林、玛丽莲梦露，米老鼠……后来有人认为我们应该稍稍改变一下，如果我们假装自己是街角的高先生、或者他的妻子妮儿，或者kathy，或者别的我们认识的人，这样游戏会好玩点儿。
我不知道我们为什么挑选了她。也许那天我们很无聊。也许我们累了。我们喜欢我们的婶婶，她会听我们讲故事。她经常说希望我们再来。我很讨厌一个人去那里，要走六条街才能到那昏暗的公寓，阳光从不会照射到的二层楼背面的房子。可那有什么关系？我婶婶那时已经瞎了。
她从来看不见水池里的脏碗碟，她看不到落满灰尘和苍蝇的天花板，难看的抹了酱油似得墙壁，瓶瓶罐罐和黏腻的勺子。我无法忘记那里的气味，就像胶囊泡在了消毒水里。kathy会喂她吃饭，喂，喂，她好像掉在一口深井里。
我把图书馆借的书带到她家里，给她读那些故事。我喜欢《水孩子》这本书，她也喜欢。我从来不知道她病得有多重，直到那天我想要指给她看书里的一幅画，美丽的画，水孩子在大海中游泳。我把书举到她眼前，“我看不到。”她说，“我瞎了。”
我心里便很愧疚。
她会听我念给她听的每一本书，每一首诗。一天我读了一首自己写的给她听。我凑得很近，对着枕头轻轻耳语：
我想成为
海里的浪，风中的云，
但我还只是小小的我。
有一天我要
跳出自己的身躯
我要摇晃天空
像一百把小提琴。
“很好，非常好。”她用有气无力的声音说。
那天我们玩了同样的游戏。我们不知道她要死了。我们装作头往后仰，四肢软弱无力，像死人的一样垂挂着。我们学她的样子笑，学她的样子说话，那种盲人说话的时候不转动脑袋的样子。我们模仿她必须被人托起脖子才能喝水的样子。她从一个绿色的杯子里把水慢慢地吮出来喝掉，水是热的，味道像金属。小君笑起来，敏琪也笑了，我们轮流扮演她。我们像鹦鹉学舌一样，用微弱的声音呼喊护工过来洗碗，那很容易做到。
可我们不懂。她等待死亡很长时间了。我们忘了，也许她很愧疚。也许她很窘迫：死亡花了这么多年时间。孩子们想要做成孩子，而不是在那里帮忙洗碗涮碟，熨衬衫，喂饭。
于是她死了。听我念诗的卢佩婶婶。
此时此刻活着的总人数，比整个人类历史中死去的人都要多，但是死去的人数还在不断增加。总有一天地球上会没有空间来掩埋死去的人，所以，我们为什么不建造一幢向下延伸的摩天大楼给死去的人呢？正好可以建在生者所建造的摩天大楼的地下，我们可以把人埋葬在地下100层，整个亡者的世界都可以在生者底下。然后我们可以乘坐电梯向下，去拜访死去的亲人，就像乘着船越过岛屿，穿过大桥去见你的朋友那样；就像我们都已经离开了人世，穿过坟墓一同站立在上帝脚下那样。我们彼此平等——本该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