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整经济结构最重要的是扩大内需。扩大内需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基点。我国正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市场空间大，内需潜力大，对发展具有持久的拉动作用。扩内需的最大潜力在城镇化。
——《求是》2012年第4期发表李克强副总理文章《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深入实施扩大内需战略》
要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突出把握好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统筹做好稳增长、控物价、调结构、惠民生、促改革、保稳定各项工作。
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在城镇化，要抓紧研究制定中长期城镇化发展规划。
——2011年12月15日，李克强副总理在全国发展和改革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内需，就是一个经济体内部的需求。与这个词对应的就是外需，一个经济体外部的需求。内需和外需加在一起就构成了拉动一个经济体经济增长的所有力量。长期以来我国实行出口导向型经济政策，试图让外需扮演经济火车头的角色。当下，这种政策遇到了越来越多的问题，显然难以为继，沿着外需推动的道路，我国的发展必然进入死胡同。把经济发展的重点放到扩大内需上才是明智的选择。
外需无出路：授人以柄和发展瓶颈
怎样区别内需和外需？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作为生活在中国的中国人，买了一块钱的中国商品，这就是一块钱的内需；一个生活在美国的美国人买了一块钱从中国进口的商品，这就是一块钱的外需。从拉动经济增长这方面说，内需和外需是完全一样的，中国人在中国买的一块钱中国货拉动了中国一块钱的GDP，外国人在外国买的一块钱中国货也拉动了中国一块钱的GDP，两种需求别无二致。为什么我们要强调内需呢？因为外需授人以柄，因为依靠外需发展有瓶颈。吴敬琏先生在数年前就对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提出了质疑：
所有用这个政策（出口导向政策）的人都错了，2006年我就说过，我希望祷告上苍，（保佑）中国是个例外。
授人以柄的外需——你会送给别人一把剑，让别人拿着剑柄，将剑尖指向自己的喉咙吗？这就是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政策的结果。自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来，全世界一半左右的反倾销调查和反补贴调查都是针对中国的，从钢铁到纺织品，从汽车轮胎到光伏产品，形形色色，各式各样。这其中有很多反倾销都是无中生有，只不过是发达国家失业率升高的“替罪羊”，是政客们推诿责任的托词。然而中国的企业却不得不疲于应对，一旦反倾销起诉成立，这些企业就面临着生存危机。更有甚者，市场开放和准入成为很多发达国家与中国讨价还价的砝码，比如说美国每年都会拿贸易最惠国待遇来威胁中国。之所以这些国家有底气拿进口说事，是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市场和很多中国人的饭碗直接联系在一起。中国人耗费资源、能源、劳动力，为其他国家制造了一把利剑来威胁中国。这就是经济依赖外需的结果。
2月16日，欧委会发布公告，对原产于中国的无缝钢管发起反倾销调查。据初步统计，2012年我国涉案产品对欧出口额约为9153万美元，该案是2013年欧盟对我国发起的第一起贸易救济调查。
根据媒体报道称，在此次案件中，欧盟选定美国作为计算中国涉案产品正常价值的替代国，而美国在劳动力等多项成本方面明显高于中国，选取美国作为替代国无疑会使案子的进展对中国不利，也显露出欧盟贸易保护主义的初衷。
与此同时，加拿大边境服务署也于今年1月21日发布公告称，对原产于中国的镀锌钢丝进行反倾销调查；2月12日，澳大利亚海关和边境保护署正式立案对来自中国、印度尼西亚、日本、韩国等地的热轧钢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并对来自中国的产品同时发起反补贴调查。
短短的两个月时间内，中国似乎变成了他国贸易保护的“重灾区”，各国争相对中国的钢材产品进行反倾销调查。据了解，早在2008年，欧委会曾对我国的无缝钢管发起反倾销调查，终裁税率为17.7%—39.2%。（2013年2月23日，《华夏时报》）
面临发展瓶颈的外需——如果外需可以持续推动我国的经济发展，依靠出口导向型经济我国可以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那忍一忍外贸刁难也值得。关键是，全世界范围内，没有一个大国可以仅凭外需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出口导向型经济最终的归宿就是金融危机。例如，1982年的拉美金融危机终结了巴西、墨西哥等拉美国家的出口导向型经济，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终结了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家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从出口导向型经济到金融危机有着内在的逻辑。以泰国为例，大量的出口必然导致外汇市场不平衡，泰铢价格上涨而外币价格降低，即本币升值。本币升值会降低泰国产品在国外的竞争力，不利于出口，这显然不是泰国政府希望的，为了平抑汇率上涨，泰国央行不断发行泰铢在市场上购买外币，从而导致国内市场泰铢泛滥，资产价格普遍升值，资产泡沫由此出现。显然，泡沫是无法维持下去的，一旦出口和外汇市场出现逆转，泡沫就要破裂，从而导致经济危机。
从以上历史经验看来，中国的出口导向型战略也已经走到了尽头。中国的外汇储备从1978年的1.67亿美元增加到2009年的2.4万亿美元，增长了14371倍，年均增长率为30.9%，比泰国金融危机前外汇储备的增长率还高1.4个百分点。中国的M2也从1990年末的15293亿元增长到2009年末的606225亿元，年均增长率为19.4%。从2000年到2009年底，北京的房价已经增加了将近10倍，跟泰国金融危机爆发前的增幅相当；仅2009年一年，北京的房价就增长了70%。（2010年7月6日，《中国经济》）
除了以上这些问题，过度依赖外部市场还会带来一系列困扰，比如如何处置外汇储备的问题。长期的出口导向使中国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如何处理这些储备已经成为中国政府头痛的事情。高达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只有美国国债市场可以容纳，但购买了美国国债又不得不承担美元贬值的风险。
内需不容易：消费的“两缺”和投资的“两难”
我国政府和有识之士在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就意识到出口导向型经济的隐患了，所以从那时起，扩大内需就成为我国政府和学界达成的共识。无论是西部大开发还是地方政府投资热潮，无论是教育产业化还是住房改革，都是围绕“扩大内需”这个题目所作的文章。然而，直到现在我国的内需依然不振，内需中的消费占GDP的比重不仅没有增长，反而在降低；内需中的投资以政府为主体，民间投资疑虑重重，宁可转移到国外也不愿投资于国内。深入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消费的“两缺”和投资的“两难”。
中国消费萎靡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2009年消费占GDP的比重仅为35%，举世罕见。无数的文章论证说中国人储蓄意愿强烈，不愿意消费，深入分析我们就会发现，这种说法站不住脚。中国人不消费，不在于消费意愿，而在于“两缺”——缺钱，所以不能消费；缺安全感，所以不敢消费。
中国人缺钱吗？在储蓄率高企、人均GDP接近4万元时，中国人好像不缺钱了。然而，中国人确确实实缺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统计过，1996年到2007年之间中国居民储蓄率只从19%提高到22%，而政府和企业的储蓄率从17%提高到29%，提高了12个百分点，对总储蓄率增长的贡献高达80%。中国经济增长的很大一部分被政府拿走，从1994年分税制开始，中央政府的税收收入持续高于GDP增长。未被政府拿走的那部分分配也极不均匀，很多统计调查都显示中国的基尼系数早已超过0.5，属于严重不公平的国家。因此，中国才会出现一边国内消费不断萎靡，另一边奢侈品消费占全世界1/4以上的“奇葩”现象。
相对于“中国人有没有钱”这个问题，“中国人有没有安全感”这个问题就容易回答得多了：中国人极端缺乏安全感。中国人敢失业吗？虽然几乎每一个纳税人都缴纳了失业保险金，但好像没有几个人真正在失业的时候拿到了失业保险呢。中国人敢生病吗？虽然很多人都缴纳了医疗保险金，但我们的病好像总是需要保险以外的药品和手术来治疗。中国人敢变老吗？虽然几乎每个工作的人都缴纳了养老保险，但好像总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使我们无法拿到退休工资，比如缴纳没有达到一定的年限，比如我们换了一个工作地点，再比如退休年龄提高，等等。
来自湖南衡阳的易承芳今年55岁，她是在广州打工的第一代农民工的一员。她在广州打工22年，买了10年社保。本想着明年就退休的，她多方打听后才发现，自己根本无法在广州退休。她也无法继续以个人身份参保，直至满足连续参保15年的领取条件，因为即将退休的她并不是广东省户籍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