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向来有大一统的观念，对赵匡胤来说，摆在大宋帝国面前的一件艰巨任务，就是如何一统中国。
当时中国境内还分布许多地方割据政权，北方有北汉，南方有南唐、吴越、后蜀、楚、南汉、南平等。这些割据，有的称帝，有的称王，有的称节度使，各据一方，拥兵自重。在这些割据政权中，北汉威胁最大。北汉国家面积虽不大，但有契丹人撑腰，并不容易对付。宋太祖赵匡胤与赵普商量之后，决定先对南方用兵。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机会突然降临。
建隆三年（962）十月，割据湖南的武平节度使周行逢病逝，把湖南军政大权交给十一岁的儿子周保权。周行逢的部下衡州刺史张文表闻讯后勃然大怒，原来张文表与周行逢乃是老战友，曾经一起出生入死。他认为节度使之职，非自己莫属，岂能听一个小毛孩使唤呢？
张文表起兵反叛，挥师攻入潭州（湖南长沙）。周保权当即派遣大将杨师璠率兵讨伐叛军，并且向荆南节度使高保勖紧急求援。可是此时，割据荆南的高保勖却病逝了，他的侄儿高继冲继承其位。
湖南、荆南的节度使先后去世，对赵匡胤来说，这是扫平这两个地方势力的大好时机。
建隆四年（963），宋太祖任命山南东道节度使慕容延钊为湖南道行营都部署，枢密副使李处耘为都监，打着救援湖南的旗帜，出兵讨伐张文表。
醉翁之意不在酒。
赵匡胤的真正目的，在于乘机夺取荆南与湖南。他派卢怀忠出使荆南，表面上是外交，实际上则是刺探荆南的虚实。卢怀忠从荆南回来后，向宋太祖报告：“高继冲麾下控弦之士只有三万人，荆南谷物收成尚好，但官吏横征暴敛，百姓穷困，其势力已经一天不如一天了，取荆南易如反掌。”
这个情报相当重要，也促使赵匡胤下定收取荆南的决心。如何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成果呢？赵匡胤不愧是名将出身，他想起了三十六计的“假道伐虢”，便召见宰相范质等人，提出自己的战略设想：“江陵（荆南首府）已是四分五裂，现在我们以平定张文表之乱为由，向他们借路出师，到时顺手牵羊便可攻下荆南，有十足的把握。”大家都觉得这条计谋可行，于是皇帝把密令传达给在前线督战的枢密副使李处耘。
李处耘马上派人前往荆南，向荆南节度使高继冲提出借道通行的要求。高继冲刚刚上台，年龄比较轻，政治经验不足，把军政大事都委托给孙光宪、梁廷嗣等人。对于宋朝军队借道通过的请求，荆南内部有不同看法。
把持大权的孙光宪说：“中原政权自周世宗时，已有一统天下的志向，如今赵宋兴起，其气魄规模较周世宗更为弘远。如今宋朝兴师讨伐张文表，这就如同以山压卵，湖南很快就会被平定了。依我的看法，不如早日以疆土归附朝廷，这样不仅荆楚可免于战祸，诸位也可保全荣华富贵。”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是投降派，荆南兵马副使李景威以尸谏的极端方式抗议孙光宪的主张，这让高继冲犹豫不决。然而，宋朝大军却马不停蹄地向荆南挺进，行至距江陵百里的荆门，高继冲只得先派遣心腹梁廷嗣以犒师为名，前去打探宋军的真实意图。李处耘热情接待梁廷嗣，款待有加，并信誓旦旦地保证宋军只是借道而已。梁廷嗣眉露喜色，派人快马通报高继冲。
岂料“兵者诡道也”，李处耘完全是放烟幕弹罢了。
他把梁廷嗣挽留在兵营，自己则率数千精锐骑兵，夤夜疾行，第二天已出其不意地出现在江陵城外。高继冲大惊失色，以为宋军主力已杀到，手足无措，只得惶恐不安地出城相迎。其实李处耘只是打心理战，否则以他区区数千人，怎么攻得下江陵城呢？高继冲自投罗网，李处耘留下一批部队看守，等待主力部队的到来，自己则率其他人马入江陵城。眼看自己的首领被绑架了，江陵守军岂敢轻举妄动，只得乖乖投降。等到慕容延钊率大军赶到时，江陵城已完全落入宋军之手了。
紧接着，无可奈何的高继冲宣布荆南三州十七县全部归顺大宋帝国。就这样，李处耘以自己的智慧与狡诈，兵不血刃地平定荆南，为宋朝一统中国立下殊功。
宋朝大举发兵，是打着平定湖南张文表叛乱的旗帜。就在李处耘智取荆南的同时，割据湖南的周保权政权已经成功地消灭了张文表。
但是宋军并没有止步的迹象，李处耘没有在荆南驻足，而是调兵遣将，直逼周保权所在的朗州（湖南常德）。周保权忧心忡忡，召判官李观象商讨对策。李观象直言道：“宋师以平乱为名出兵，如今张文表已诛，而宋师不还，必定是要尽取湖湘之地。荆南已灭，湖南也难以独存，不如趁早归顺朝廷，也不失荣华富贵。”但这种投降言论同样遭到军方强硬派的强烈反对，周保权最后决定武力抗拒宋师进入朗州。
赵匡胤仍想不战而屈人之兵，他派出一位特使抵达朗州，告诉周保权：“我派遣大军拯救你等于危难之中，为何反而要抗拒王师？这岂非自取灭亡吗？”这话说得实在够厚黑，张文表从叛乱到灭亡，一个宋朝士兵都还未在前线露过脸呢。但是没关系，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明摆着俺横竖是要夺你地盘。
周保权当然不肯答应，宋太祖指示慕容延钊、李处耘，即刻发兵攻打朗州。湖南军陈兵于三江口，与宋师大战一场。慕容延钊挟平定荆南之威，兵多将广，士气如虹，一举大破敌军，攻占岳州。
岳州失守后，周保权调派主战派领袖、指挥使张崇富驻守澧州南。李处耘率军摆开作战的架式，战还未开打，湖南兵先乱了阵脚，望风而逃。李处耘挥师北逐，追到一个山寨，名为敖山寨，这里有一伙山贼，见宋军人多，撒腿便跑，被俘甚众。精于心理战术的李处耘又想出一个颇为恶毒的招数，把数十名膘肥体壮的山贼杀了，让士兵活生生地吃人肉。这可把其他山贼给吓死了，其余少壮山贼脸上被刺青后，李处耘下令放他们逃生。这伙年轻人个个吓破胆，逃到武陵城，逢人便说宋朝士兵吃人肉的事情，武陵军民也吓坏了，个个弃城而逃。
此时湖南境内，已是风声鹤唳，人心惶惶。
慕容延钊乘机发动攻势，攻入朗州。周保权麾下大将张崇富在战斗中被宋军俘虏后枭首示众，周保权则躲到一处僧舍中。李处耘的部将田守奇展开拉网式搜捕，终于发现周保权的藏身之所，将他押回大营。周保权被俘，意味着湖南战事的结束。湖南十四州、六十六县悉数并入大宋帝国。
以前有光武帝刘秀“得陇望蜀”的故事，对宋太祖赵匡胤来说，则是得荆湖而望蜀。后蜀是盘踞西南的一大地方政权，公元934年由孟知祥所建立，孟知祥去世后，其子孟昶继位。蜀地天府之国，宋太祖自然垂涎欲滴，早有夺取之心。荆南、湖南平定后，宋太祖把精明能干的张晖调任为凤州（陕西凤县东北）团练使，目的是收集后蜀的军事情报。
张晖不负所望，通过种种手段，把后蜀的山川地势险易摸得一清二楚，他把情报上交朝廷，并写了一纸密奏，细述攻取后蜀的战略方针。
对于大宋帝国的野心，后蜀当然也是心知肚明。
身为后蜀宰相，李昊预感大宋统一中国的日子不远了，他对皇帝孟昶说：“依我的观察，宋与前代汉（指后汉）、周（指后周）不同，天下乱了这么久，所有人都厌倦战争了，能够一统海内的，也只有宋了。我们不如及早向大宋进贡，这也不失为保全蜀地的长久之计。”也就是说，后蜀成为宋的藩国，仍可保持国家完整与独立。
孟昶一想，反正只要能保这块天府之国就行，就听从李昊的建议，打算派使者向大宋进贡。然而，枢密院知事王昭远力谏皇帝，说蜀地易守难攻，资源丰富，粮食充足，何必屈居人下呢？孟昶说到底当了三十年皇帝，面子还是要的，给王昭远这么一说，又把使者给撤回来了。不当宋的藩国，后蜀便积极备战，预防宋师入侵。
一年过去了，转眼间已是公元964年（宋乾德二年）。宋太祖赵匡胤并不是把后蜀给忘了，之所以迟迟未用兵，主要原因是北面遭到北汉与辽的牵制。这一年，宋在进攻北汉时，辽师救援，在石州打败了宋军。宋军的失利，对后蜀来说，无疑是一大喜讯，向来自视甚高的后蜀枢密院知事王昭远乘机游说皇帝孟昶，联合北汉，共同对付大宋帝国。
王昭远经常把自己比作三国时的诸葛亮，他也想与这位前代名臣一样建立伟大的勋业，其实两人只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所效力的国家都是蜀国。大家都知道，诸葛亮经常手持一把羽扇，王昭远别出心裁地执一把铁如意，自以为这样更风流倜傥，更为潇洒。其实王昭远并没有什么实战经验，只会纸上谈兵，说起来话来滔滔不绝。在他的怂恿下，蜀帝孟昶怦然心动，仿佛中原之地，已入自己的版图。
孟昶派孙遇、赵彦涛等人乔装打扮，打算穿过大宋地盘，进入北汉，把一封绝密信件交给北汉皇帝刘钧。这封密信的大致内容是说，蜀国已经在宋边界处增兵，约北汉共同出兵，夹击宋国。出于保密，该信用帛书写成后封装在蜡丸之中。
可谁曾想到，这封蜡书竟成为后蜀灭亡的导火索。
问题出在使者赵彦涛身上。他与孙遇等人潜入大宋国境后，心里盘计着以后蜀的实力，还幻想进攻大宋，岂非天方夜谭！于是他想，我何不以此蜡书，去博取些功名呢？这是可一不可再的机会呢。想到这里，赵彦涛把蜡丸剖开，取得密信溜了，直奔开封城去。
当赵匡胤得到此密信后，欣然笑道：“现在我西取巴蜀，可谓师出有名了。”他派人把其他几名蜀国密使抓起来，详细询问了蜀国的军情及戍守要地，与之前张晖的报告相结合，绘制一张详尽的军事地图。
该年十一月，朝廷任命忠武节度使王全斌为西川行营凤州路都部署，与刘光义、曹彬等共率步骑六万分路进讨后蜀。临行前，赵匡胤特别嘱咐说：“所至勿得焚荡庐舍，驱略吏民，开发丘坟，剪伐桑柘，违者以军法从事。”
当后蜀皇帝得悉赵彦涛叛变的消息后，知道联汉制宋的密谋已泄，不由得懊悔派错了人选。事已至此，只得硬着头皮抵抗宋师的进攻。自比诸葛亮的王昭远并不把宋师入侵当回事，在他看来，凭自己的才华，打败宋军那只是小菜一碟。蜀帝孟昶再次犯下大错，他把只会纸上谈兵的王昭远任命为西南行营都统，全权指挥前线作战。在饯别宴上，王昭远几杯热酒下肚，劲头上来了，攘臂喊道：“此行何止是抵抗宋师，我只要率二三万的健儿，夺取中原也是易如反掌罢了。”
吹牛也吹过了，那么王昭远本事究竟如何呢？
很不幸，蜀军根本不是精锐宋师的对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