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文人，是一个影子。
至少，和今天意义上的文人，是不一样的。
那天和朋友吃完饭，席间一位诗人说我开车送你吧。
夜色朦胧中跟着这位老兄走过去，赫然竟是一辆出租车。愣怔中朋友笑道：“这是我吃饭的家伙儿啊。”哦，原来诗人是靠开出租生活的。他说，这样的生活自由。
早年间的文人可不是这个样子的.那时候懂得文字的人很少，所以他们不会失业，也不会去开出租。连写了字的纸，也不敢拿来乱用的，要集了在土地庙烧掉的，那叫“敬惜字纸”。
时代真是不一样了，义务教育让我们每个人都有机会当一当文人，所以，无论大家还是文人自己，都不再把自己当回事儿。
不过当文人还是稀有动物的时代，他们是很把自己当回事儿的。
他们把自己叫做“士”。
士为知己者死。
士不可不弘毅。
士可杀不可辱。
国家养士百年，仗剑死义，正在今日。
这说的都是中国文人对自己的期望。
瞿秋白被枪毙的时候，一路用俄文轻吟《国际歌》，步态轻盈，至枪决地选好地方，席地而坐，对刽子手微笑道：“此地甚好，开枪吧。”
一声枪响，秋白死矣。
资料中留下了一张他最后的照片：手里拿了一支纸烟，神态仿佛闲余和友人聚会时候一样。
有人说，瞿秋白到死骨子里都是一个文人。
我这一篇里，就想写写这些可以称作“士”的文人们的影子。
玲音之城——闲谈好男人
一
一次，在文章中提到林徽因选择梁思成，是她的聪明。于是有朋友问，梁思成与金岳霖比，如何？与徐志摩比，又如何？
事实上，我那篇文章中还有一段话也颇容易引发争议，因为我在对张爱玲、林徽因的对比中，讲张爱玲在婚姻的选择上不及林徽因，她嫁的胡兰成只能算二等好男人。
这评价麻烦可就大了。单单说胡兰成是二等好男人就会引来完全相反的指摘——或者说那家伙可是汉奸啊，还能算好男人？或者说老萨你可得去看看《今生今世》啊，二等好男人能够写出那样的作品来吗？
一百个演员，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何况一千、一万个观众呢？
萨的看法属于绝对不权威。
这里的“好男人”，只是对嫁给他的人而言，所谓胡兰成是二等好男人，萨是有一个标准的，徐志摩与之相若，而金岳霖先生，在我看来至少是一等的好男人。而梁思成除了是一等好男人，还有一点独特的东西，我想，这也是林徽因选择他的聪明之处。
在选择伴侣的时候，或风流倜傥，或才华横溢，或有趣多情，如徐志摩，胡兰成辈，便可称得上二等好男人了。其实，很多女孩子心中的偶像，大体如此。至于胡兰成做了汉奸，对张爱玲来说，她是无心分辨的。我想，林徽因初遇徐志摩，与张爱玲初遇胡兰成，心中的感受不会相差太多。
其实，林、张的婚姻生活，谁更快乐，是很难分辨的。
张爱玲得到了胡兰成，那种快乐宛若小儿得饼。胡兰成是她的天，她在给胡兰成的照片上写道：“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作为男人来说，胡兰成的确风流，而他对张爱玲并非无情，他是这样写过的——“爱玲这样小气，亦糊涂得不知道妒忌。”这句话说得爱怜横溢，尽管胡兰成的人品颇受非议，但如果没有段正淳一样的多情，也就不是胡兰成。张爱玲对胡兰成的风流，恐怕爱和恨是很难分清的。从张爱玲的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到，张胡在一起的日子里，一丁点儿的快乐，都会被张爱玲放大到如一个大饼一样大。
林徽因与梁思成的婚姻，多年来人们议论中讲林或有感情以外的考虑。然而，我的一个朋友是梁家亲戚，回忆起家人谈梁林，那种羡慕与略带醋意的语调，即便隔了几十年仍然让人感觉扑面而来——林徽因在建筑设计上有着过人的敏感，然而，只有她的家人知道，这位才女在和梁思成一起工作的日子里，从来只肯画出草图便要撂挑子。后面，自有梁思成来细细地将草图变成完美的成品。而才女林徽因这时便会以顽皮小女人的姿态出现，用各种吃食来讨好思成。
这段轶事，是2003年的时候才知道的，以之询于中央美院参加过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组的教授，那位一贯艺术家风度极强的老先生，脸上露出的是孩子气的微笑：
梁思成不在的时候，林徽因的图并不是不能自己画。
也许，她要的就是这种被思成宠着的感觉。而宠着林徽因，只怕也是梁思成最大的快乐。
女人，有时可以不讲理一下？
女人，有时可以不讲理一下。
二
徐志摩在紧追林徽因时，发现前来寻他的张幼仪已经怀孕，便说：“把孩子打掉。”那年月打胎是危险的。张说：“我听说有人因为打胎死掉的。”徐说：“还有人因为坐火车死掉的呢，难道你看到人家不坐火车了吗？”
从这一段对话，也许可以看出徐志摩和梁思成最不同的地方。
当因了陆小曼的一个个烟泡而为钱奔忙不堪，随飞机坠落的那一瞬间，徐志摩可会想到张幼仪？
张幼仪终身不曾言徐之不是。
男人，委实没有不讲理的权利。
梁思成也罢，金岳霖也罢，都是那种有一副宽厚温暖的胸怀，可以让女人靠一下的男人。林徽因在北京城墙上的坚持，尽显一个建筑学家的执著与刚烈，但是，再刚烈的女子，恐怕也无法避免对身后有一副坚实臂膀的期待。这种说不清的东西，就是一个男人的责任。
有时候，放弃也是一种对爱的负责，比如金岳霖最后一刻的弃权。
其实，我们大多数人，虽然没有徐志摩和胡兰成的才情，心里有了这一份责任，便也可以称作一流好男人了吧。
林徽因对徐志摩的感情，可以从很多地方看出来，一如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有自己曾经深爱而又终于未能相守终生的人，即便几十年的风雨过后，依然在你心中一角深深埋藏。关于林徽因和徐志摩的评价，大概还是要用梁从诫先生的话来说吧，我以为那是最贴切的说法——“徐志摩的精神追求，林徽因完全理解，但反过来，林徽因所追求的，徐志摩未必理解……”
一个男人面对一个远比自己成熟的女子，就算他是中国的雪莱，在恋爱的季节，也不是一个乐观的兆头。
所以，林没有选择徐，几乎可说是命中早已注定的事情。
其实，我觉得将林徽因和张爱玲并列为民国的两大才女，是一个不公平的对比。从文学角度，林徽因的成就根本无法和张爱玲相比。她写诗，多半还是受了徐志摩的影响。喜欢张爱玲的人数远远超过喜欢林徽因的。林徽因真正的成就，是《营造法式》，是人民英雄纪念碑。她的成就，是在晋祠的屋顶上攀爬过程中，在肺病的折磨下伏案工作中取得的。在这一点上，与张爱玲小说上的才华相比，又显然不可同日而语。
有人说蒋百里若是专心研究文艺，其才华绝不是写一部《欧洲文艺复兴史》而已，当有成为中央美术学院院长的成就。然而，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如果去研究军事，大概就没有1923年即预料中日将决战于衡阳、洛阳、襄阳一线的能耐了。
即便是婚姻爱情上，林、张也不好做一个相比。张爱玲的爱情，在她朋友的回忆中是这样的——一天，她的朋友去看她，发现张爱玲穿了一件皮袍子，快乐异常且忍不住地告诉朋友说，这是胡兰成挣了钱买给她的。她快乐得要让朋友知道自己的男人也是能养自己的。
实际上，大多数时候，是张爱玲的钱在养着胡兰成。
看起来，当胡兰成用一块砖头把张爱玲变成被砸晕了的快乐女孩的时候，梁思成正在为林徽因清理前面路上所有可能绊倒她的杂木乱石，有时候，还会被林徽因用砖头砸一个两眼发黑。
婚姻是一座城，它可以围困你，也可以守护你。
三
梁思成究竟因为什么原因使林徽因最终投下终身？林徽因自己没有回答，她说，会用一生来回答这个问题。
无论林徽因以什么理由选择了梁思成，她的选择，我要说，是一个超越了好男人标准的选择。
其实，无论是一等好男人还是二等好男人，都不过是女性认为对自己来说，这男人是不是合适的问题。当一个男人身上闪耀出值得一个女人为之生死相许的光芒时，那，我要说他就已经超越了一个好男人的范畴。
梁思成身上的光芒，其实要到十几年后才会闪烁出来。
婚姻这种事，最终做决定的时候，往往考虑得反而不是太复杂。尤其是女性的一方，更不肯多靠理性来下功夫。
但是，这种非理性的选择时刻，正是对一个女子眼光的终极判断。
为什么会写这篇文章呢？有朋友说是不是春天来了，老萨也酸绉绉一些了？
其实是有一个契机的。
几天前，妻从朋友那儿接了一个翻译的活计，是做京都风景名胜的中文网页。女人有时候是可以不讲理的，不给一分钱就把一堆七颠八倒的文字压到了老萨的案头——萨，给校对一下。
那就只好干吧。能说什么呢？这世道，男人连讲理的地方都不好找呢。
一边校对着，萨一边对妻说——你应该提醒他们在网页最顶上加一句话呢——京都要感谢中国人——梁思成。
这句话应该在网页上保留一万年。
今天的日本，最美丽的旅游城市，就是京都和奈良，一个世俗，一个出尘。
如果没有梁思成，早就没有京都，也没有奈良了。
1944年，时任中国战区文物保护委员会副主任的梁思成，奉命向美军提供中国日占区需要保护的文物清单和地图，以免盟军轰炸时误加损伤。这份材料，是梁思成历尽心血完成的。
但梁思成希望美军能将另外两个不在中国的城市也排除在轰炸目标之外——日本的京都和奈良。
1932年，上海淞沪会战中，十九路军抗敌的前线，一个清华大学出身的年轻炮兵军官在激战中因无医无药殉于阵中。
梁思米，吃大米，梁思忠，吃大葱……
这是后来的火箭专家梁思礼先生当年写下的句子。梁家，大体就是这样一个快乐的地方。
这个年轻的炮兵军官就是梁思成的亲弟弟梁思忠。
1941年，在成都，日军利用恶劣天气，以诡异的云上飞行方式奇袭中国空军双流基地，一个中国飞行员不顾日机的轰炸扫射，冒死登机，起飞迎战，在跑道尽头未及拉起就被击中，壮烈殉国。
三年后，林徽因依然为这个战死的中国飞行员写了一首哀婉的长诗，叫做《哭三弟恒》。
这个中国飞行员，就是林徽因的三弟，“在北平西总布胡同老宅我们叫做三爷的那个孩子”——林恒。
因了国恨家仇，梁思成先生进入营造学社后从不与日本人交往。在长沙大轰炸的烈火中，谦谦君子的梁思成怒吼出：“多行不义必自毙，总有一天我会看到日本被炸沉的！”
所以当梁思成提出保护京都和奈良时，在当时的人们看来是一个难以理解的决定，而且，也超出他的工作范围。但是，他依然这样做了，而且并不是临时起意而已。他的弟子罗哲文这样记载他们从事这项工作时候的情景：“他们住在重庆上清寺中央研究院……每天，梁先生拿过来一些图纸，让罗哲文根据他事先用铅笔标出的符号，再用绘图仪器绘成正规的地图。罗哲文虽然没有详问图纸的内容，但大体可以看出，地图上许多属于日本占领区的范围。而梁先生用铅笔标出的，都是古城、古镇和古建筑文物的位置。还有一些地图甚至不是中国的。当时罗哲文虽然没有仔细加以辨识，但有两处他是深有印象的，那就是日本的古城京都和奈良。”
梁思成这样解释他提出这个建议的原因——“要是从我个人感情出发，我是恨不得炸沉日本的。但建筑绝不是某一民族的，而是全人类文明的结晶。”
也许有人会认为这是迂腐。
而我分明感到胸中的另一种感觉，那就是——高贵。
高贵到野兽也无法夺去他胸中的仁爱与责任。
至今，依然有日本人认为当年侵略中国，是文明对野蛮的战争。
那么，有梁先生这样的中国人，就是在无言地告诉后人，日本人那时是在戕害一个怎样高贵的民族。
这一瞬间，我方才感到，林徽因选择的梁思成，是怎样的一个男人。
他不一定有徐志摩的才华，也不一定有胡兰成的浪漫，但是，梁思成，是那种胸中真正有一个大海的男人。
谁能看到这片大海，谁才能配得上梁思成。
有人问梁思成和林徽因在一起幸福吗？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在抗战中，他们曾共同守在贫穷的李庄。那时，梁思成的脊椎病使他必须穿上铁马甲才能坐直，体重降到四十七公斤；那时，林徽因在日日咯血的生死线上挣扎，“几个月的时间就毁灭了她曾经有过的美丽”。那是真正的受难，没有电，没有自来水，每日伴随他们的是臭虫和油灯。
然而，当外国友人邀请他们定居美国的时候，这一对苦难中的人拒绝了。他们说，中国在受难，他们要与自己的祖国一起受苦。
林徽因在回答“日本人来了怎么办”这句话时，平静而言：“门外不就是扬子江？”
而另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情，是由于奈良附近的军事目标众多，1945年，盟军不得不作出对其进行轰炸的准备。而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护奈良的历史遗迹，盟军需要一张标明详细文物地点的地图。
这一次，画这张图的，是林徽因。
当抗战胜利的时候，人们才知道，他们竟然在李庄写出了十一万字的《中国建筑史》，两个人那时每天为了这部书工作到夜半，竟然“欲罢不能”。
我真的不知道梁思成和林徽因是不是幸福。
有人送醋亦风流
用这个题目是因为想起了徐树铮将军当年的自喻——“购我头颅十万金，真能识我亦知音”。
徐将军毕竟是丘八出身，作个诗豪迈一下也要赌上脑袋，然不免杀气太重。醋属于酸性，就是喝一坛子下去也无妨，更适于女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