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浑沌，由我所采取的方法，似乎已经渐被凿破了。我是先选定了彝铭中已经自行把年代表明了的作为标准器或联络站，其次就这些彝铭里面的人名事迹以为线索，再参证以文辞的体裁，文字的风格，和器物本身的花纹形制，由已知年的标准器便把许多未知年的贯串了起来。其有年月日规定的，就限定范围内的历朔考究其合与不合，把这作为副次的消极条件。我用这个方法编出了我的《两周金文辞大系》一书，在西周我得到了一百六十二器，在东周我得到了一百六十一器，合共三百二十三器。为数看来很像有限，但这些器皿多是四五十字以上的长文，有的更长到四五百字，毫不夸张地是为《周书》或《国语》增加了三百二十三篇真正的逸文。这在作为史料研究上是有很大的价值的。即使没有选入《大系》中的器皿，我们拿着也可以有把握判定它的相对的年代了。因为我们可以按照它的花纹形制乃至有铭时的文体字体，和我们所已经知道的标准器相比较，凡是相近似的，年代便相差不远。这些是很可靠的尺度，我们是可以安心利用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体，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字体，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器制，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花纹，这些东西差不多是十年一小变，三十年一大变的。譬如拿瓷器来讲，宋瓷和明瓷不同，明瓷和清瓷不同，而清器中有康熙瓷、雍正瓷、乾隆瓷等，花纹、形态、体质、色泽等都有不同。外行虽不能辨别，而内行则有法以御之，触目便见分晓。周代的彝器，我自信是找到了它的历史的串绳了。
大体上说来，殷、周的青铜器可以分为四个时期，无论花纹、形制、文体、字体，差不多都保持着同一的步骤。
第一，鼎盛期：从年代上说来，这一期当于殷代及周室文、武、成、康、昭、穆诸世。在这一期中的器物最为高古，向来为骨董家所重视。器制多凝重结实，绝无轻率的倾向，也无取巧的用意。花纹多全身施饰，否则纯素。花纹种类大率为夔龙、夔凤、饕餮、象纹、雷纹等奇怪图案，未脱原始的风味，颇有近于未开化民族的图腾画。文体字体也均端严而不苟且。
第二，颓败期：这一期大率起自恭、懿、孝、夷诸世以迄于春秋中叶。一切器物普遍地呈出颓废的倾向。器制简陋轻率，花纹多粗枝大叶的几何图案，异常潦草。前期之饕餮、雷纹等绝迹，而夔龙、夔凤每变形为横写之S字形。铭文的文体及字体也均异常草率，如欲求草篆可于此期中得之。文字每多夺落重复。古者同时造作各种器皿，每每同铭，比较以观，故能知其夺落重复。但这一期的铭文，平均字数较前一期为多，而花纹逐渐脱掉了原始风味，于此亦表示着时代的进展。
第三，中兴期：自春秋中叶至战国末年。一切器物呈出精巧的气象，第一期的原始风味全失，第二期的颓废倾向也被纠正了。器制轻便适用而多样化，质薄，形巧。花纹多全身施饰，主要为精细之几何图案，每以现实性的动物为附饰物，一见即觉其灵巧。铭文文体多韵文，在前二期均施于隐蔽处者（如在鼎簋之腹，或爵斝之鋬阴），今则每施于器表之显著地位，因而铭文及其字体遂成为器物之装饰成分而富有艺术意味。铭文的排列必求其对称，字数多少与其安排，具见匠心。字体的演变尤为显著，在这一期中有美术字体出现，字之笔画极意求其美化，或故作波磔，或多加点饰。甚至有“鸟篆”出现，使字画多变为鸟形，其有无法演变者则格外加上鸟形为装饰。这种风气以南方的器皿为尤甚。
第四，衰落期：自战国末叶以后，因青铜器时代将告递禅，一切器物复归于简陋，但与第二期不同处是在更加轻便朴素。花纹几至全废。铭文多刻入，与前三期之出于铸入者不同。文体字体均简陋不堪，大率只记载斤两容量，或工人自勒其名而已。
这样的分期的说明，自然是只能得到一个梗概。假使要详细地追踪，从这儿是可以发展出无数的研究出来的。例如以文字言，某一字在何时始出现，或某一字在何时却废弃了，一字的字形演变在这四期中经过如何的过程，一字的社会背景和涵义的演变，如向这一方面去追求，不用说便可以丰富文字学或“小学”的内容。又例如就花纹去研究，某一种花纹在何时始出现，某一种花纹在何时废弃了，一种花纹的形式演变经过了怎样的过程，花纹的社会背景和寓意，都同样可以追求，在这一方面便可以丰富美术史的内容。又例如器制，也是同样。有的器皿如爵斝等饮器仅在第一期中有之，以后便绝迹。有的器皿在第三期时始出现，如簠鬲之类，到第四期又见隐匿了。这里可见当时社会的风尚，殷人好饮酒，故酒器多。簠鬲之类，殷虚中已有陶制器发现，簠以盛稻粱，鬲以供烹煮，以陶竹制之即可适用，制之以铜，仅示奢侈，故仅如昙花一现而已。再如鼎类，则可以自始至终清理出它的全部发展史。我且把这一项为例，略加叙述。
鼎是由陶鬲演变出来的。普通的鼎系圆形三足，方形而四足者在第一期中偶见之，乃是变例，可以除外。鬲之三足乃空足，其起源大率由三个尖脚陶瓶（如酉字在甲骨文中即为尖脚瓶之形，与希腊之amphora相类）在窑中拼合而成。鼎为鬲之变，虽已变为三实足，而初期之鼎，其鼎身仍略如三股所合成，一足分配一股，有类于穿马裤的骑士之腿。初期之鼎除此特征而外，体深，口小而下部略鼓出，质重，脚高，而呈直圆柱形，上略粗，下略细。这样的形式到了第二期便完全变了，三股之势全失，体浅而坦（不及半球），质菲薄，脚矮而曲，呈马蹄形，匾而不平，外凸内凹。再到第三期，则体复深而宏（超过半球），平盖，颇多新鲜之花样（如有流有柄之类），脚高无定形。到了四期以后，则如常见之汉鼎，复矮塌而不成名器，拱盖素身，有纹饰时仅几道圈线而已。
问题还当更进一步追求，在青铜器时代中，何以在器物上会显出这样的波动？
这答案，毫无疑问应该求之于社会的生产方式。
在殷末周初时代是中国奴隶制生产最盛的时候。那时候有所谓百工，也就是把手工制造划为若干部门，驱使无数的工人奴隶以从事生产，而有工官管理之。这些工官和工奴不用说都是官家畜养的，就到了春秋齐桓、晋文时代，这制度都还没有十分变革。《国语》告诉我们，齐桓公时，管仲的政策之一是“处工就官府”；晋文公时，晋国还是“工贾食官”。就在鲁成公二年的时候，我们在《左传》上还可以看到，鲁国的木工、绣工、织工、缝工都还是没有人身自由的奴隶。当年楚国侵鲁，鲁国“赂之以执，执针，织皆百人”以求和，这分明表示着人工直同牛马鸡豚。但这样的情形，自春秋中叶以后便逐渐地改革了，工贾逐渐成为了行帮的组织，脱离了官府的豢养而独立。这便成为后来一直到今天为止的生产方式。
明白了这部社会生产进展的过程，便可以了解，青铜器上无论形式、花纹、文体、字体等所显示出的波动。
殷末周初是奴隶生产鼎盛的时期，故青铜器的制造，来得特别庄严典重。但奴隶制自恭、懿以后便渐渐发生了毛病，一些管理工奴的工官偷工减料以敷衍上方，而把工奴的剩余劳动榨取了来，作低级物品的生产，以换取当时新起的地主阶层（本来的农官）的米谷，于是二者之间便大做其生意。所谓“如贾三倍，君子是识”，所说的便是这回事。献给上层的器皿，既是奉行故事，偷工减料的东西，故在这种器皿上所表示着的便是堕落的痕迹。这便是第二期的颓废之所以然的实际。
工官榨取工奴的剩余劳动以事生产，农官榨取耕奴的剩余劳动以事垦辟，在社会史上是平行发展的现象。工官农官逐渐富庶了，成为工头与地主，无须乎再做低级的官，也就尽足以成为“素封之家”了。逐渐更加富庶上去，竟闹到“贵敌王侯，富埒天子”的地步。春秋中叶以后，高级的生产不再操纵在官府的手里，而是操纵在富商大贾的手里了。王侯的用品一样是商品，商品便有竞争，不能再是偷工减料的制作所能争取买主的，故在青铜器上来了一个第三的中兴期，一切都精巧玲珑，标新立异。这正是春秋末年和战国时代的情形。那时候的商业是很繁盛的，中国的真正货币的出现，以至其花样之多，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货币多即表示商务盛，花样多即表示货币之兴未久。当时的货币形式有出人想象之外的。周、秦的寰法，圆廓方孔，为后人所沿用，这自然不足稀奇。但除此之外有三晋的耕具形，所谓方足布，尖足布之类。有燕、齐的刀形，即所谓刀币。有楚国的豆腐干形，一小方铭为“一两”，四两见方即十六小方为一斤。钱也是青铜器的一种，钱的大量和多样的出现，也可以说是青铜器第三期的特征。
但自战国末年以后，青铜器时代整个递禅了，所有各项技巧已经转移到别的工艺品上去了。自然，这儿也有些例外。例如以铜为鉴，是战国末年才行开的。原初的鉴就是“监”，只是水盆，像一个人俯临水盆睁着眼睛（臣字即眼之象形文，即古睁字）看水。在春秋末年有青铜的水监出现，传世“吴王夫差之御监”便是盛水鉴容的镜子。后来不用水而直接用铜，在我看来，就是水监的平面化。大凡铜镜，在背面不必要的地方却施以全面的花纹，这是因为盛水之监的花纹本是表露在外面的，平面化了便转而为背面。积习难除，故于背面亦全施花纹。假使限于铜鉴来说，那是只有第四期才有，而且花纹是十分精巧的。不过这是例外，青铜已经不再是一切器用的主角了。
关于青铜器时代的研究，我所得到的成绩，大体就是这样。这在我认为是相当重要的一件事。因为要把这许许多多的古器的年代定妥了，然后那器物本身和它的铭文才能作为我们研究古史的有科学性的资料。时代不分，一团浑沌，除作为古董玩器之外，是没有方法利用的。当然，中国的考古学上的地下发掘甚少，我所得到的一些断案，有的也还需要将来更多的资料来证明。但我相信，我所得到的成绩，有的也很可以作为日后发掘的参考。文献学的研究，应该也要借鉴于这儿，不在第一步上把时代性弄清楚，那是不能开步走的。
一九四五年二月十日
注释
[1]本篇初收入重庆文治出版社1945年3月出版《青铜时代》一书。现据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编入。
[2]新中国成立以来，先后出土了一批春秋、战国时代铁制兵器。如，一九五二年九月湖南长沙东郊龙洞坡春秋晚期一座楚墓中出土了一件铁匕首（顾铁符《长沙52·826号墓在考古学上诸问题》，《文物参考资料》一九五四年第十期）；一九七六年在长沙杨家山春秋后期65号楚墓中发现了一柄钢剑（文物编辑委员会编《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第四十一页）；一九六五年十月，河北易县燕下都44号战国晚期墓葬出土了剑、矛、戟、刀、匕首等铁兵器五种五十一件（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河北易县燕下都44号墓发掘报告》，《考古》一九七五年第四期）。
[3]参见王国维《遹敦跋》（《观堂集林》卷十八）及作者《谥法之起源》（《金文丛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