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不少地方壮族自认为是古代汉族的后裔，韦姓说自己的祖先是汉时韩信，莫姓祖先谟威烈，覃氏祖先谭三耀等。[72]这种“壮族汉裔”和“土话汉人”的现象，是不是折射出了自秦至隋唐入桂汉族被涵化于少数民族土着族群了呢？从族群互动的观点来看，那时或避乱，或放谪，或经商，零星入桂的汉族，在汪洋大海的少数民族土着族群面前，很快就被土着化了。所以，自秦汉至隋唐入桂的汉族必有相当一部分涵化于土着族群。但这种涵化也是互相的，这些人桂的汉族虽然认同了少数民族土着族群，但在经济文化上一直较先进的汉族的思想观念却不可避免地被带入了土着少数民族族群之中。因此，上述的文化认同现象，正好又折射出了入桂汉族土着化的互动现象。
广西的桂柳人成墨渍式主要分布在桂北及桂西北、桂中和桂东北部分县城。桂柳人的认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自我认同，这是桂柳人区别于其他族群的核心要素。众所周知，桂柳话是西南官话中桂林话和柳州话的俗称，桂柳人因以这种方言为基本特征而得名，这是其自我认同，也是语言认同的最主要表达方式。第二，外部认同。桂柳人的外部认同与其形成有直接关系。有明一代，广西各族人民始终没有停止过反抗明王朝统治的斗争。在这样一种态势下，与广西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相对的就是明王朝政府不断派军队入桂屯兵驻守，围剿镇压。据《明实录》载，与桂柳人的形成有直接关系的桂北、桂中，以及桂西北的桂林、柳州、庆远、南丹等地大多是明朝卫所驻军之地。据统计，仅明代后期在广西的卫所就有8卫20余所，并且一直“许携家属”。[73]这就是今天桂柳人大多聚居在城镇历史根源之所在。与此同时，明统治者还大量地从中原移民入桂屯田。
这样，明王朝的政治统治和军事镇压与广西壮、瑶、汉等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构成了明朝广西，尤其是桂北族群互动与认同的主线，一方面，这种操西南官话的入桂卫所驻军及屯田军民（即桂柳人）与周边少数民族族群由于畸形的互动而产生许多方面的边界；尤其有趣的是，这批汉族移民与明以前人桂的平话人虽同属汉族，却因操不同的汉语方言，而界限分明，在交往互动中其心理认同意识也是迥然有别，从而不被其他族群所接纳或认可，并因上述特征而被称之为讲“军话”的“军人”。
（2）语言的认同
除族源认同外，语言认同也是华南族群认同的又一重要指标。限于篇幅，本文仅就五种主要汉族族群的方言的形成来探讨其与其他族群语言认同变异的规律。
粤语。早在公元前401年，楚悼王平百越时，入粤的楚人就把楚文化带到了包括广东在内的百越地区，与此同时，他们所讲的楚语与先秦岭南少数民族土着族群的语言，即语言学上所称的古台语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互动和涵化，从而形成了既保留了岭南土着越人族群古台语的语词、语音和语法特点，同时又吸收了许多楚方言成分入内，从而构成了“先秦粤语”。换言之，“先秦粤语”是古台语与楚语相互认同的结晶，古台语与楚语的互动认同为粤语的形成奠定了第一块基石。在秦汉自三国的三百余年中，先秦粤语又受中原汉语的影响而逐渐认同于汉语，从而蜕变成一种既受中原汉语强烈影响，又保留了先秦粤语基本特点的汉语方言——“秦汉粤语”或“秦汉白话”。进入魏晋南北朝后，随着汉族以及秦汉时更大规模地入粤，粤语认同于汉语的趋势更加明显，主要表现在：第一，接受更多的汉语共同语的特色；第二，受北方书面读音的影响更多；第三，对汉字的认同。北方人虽不懂粤语，但写成汉字却是相通的，这就是“南朝粤语”的特点。唐宋以后，粤语以其自身的特点极其明显地向两极发展。一方面，受北方汉语的影响，进一步形成一支既有相对独立的语音体系、词汇系统及语法结构，又与北方汉语共同语的语音有较为严整的语音对应规律[74]的方言，使得粤语日趋成熟。另一方面，“先秦粤语”的特点却使它在与北方汉语的差距在越来越大的方向上发展，“从原来的‘求同’（受中原汉语的影响，接受它的同化）转而向‘求异’（自身的演变）的方向上变化了”[75]。
闽语。闽语源于春秋时的吴越语，春秋战国时的楚语及古台语。先秦时，先秦闽语脱离吴语的影响而开始接受中原汉语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时，闽语一方面接受吴语的影响日趋减少，另一方面直接接受中原汉语的影响日渐增多，到唐代时已完全脱离吴语，而形成一支与吴语有明显差异的独特的方言。宋时，其作为一种独特方言已频频见诸记载，如《集韵》“沝”字注：之诔切，闽人呼水也。可见世人已认同了闽语的存在。
闽语在与汉族其他族群语言认同的同时，又作内部自我亚族群认同，仅在福建省内就可分为闽南话、闽东话、闽北话、闽中话和莆仙话等次方言，同时，它还向南扩展，分化出了潮语、雷州话和海南话。所谓潮语即为落籍潮州地区的福建人所操的闽南话与当地人所操的方言涵化而成；而落籍雷州半岛的福建人与雷州半岛上从秦汉至宋元以来迁入的汉族所操的“黎话”的方言涵化则形成了雷州话。同样道理，入琼被称为“福佬人”的福建所操之闽南话，受海南土着族群黎族等少数民族语言的影响而发生涵化，脱胎而出形成海南话。
客家话。客家语既是一种语音面貌处于南方方言与北方方言之间的“中间型”方言，又是一种处于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之间的“过渡型”方言。[76]但从总体上说，客家语比较接近江西赣方言，但较之广东的粤语、潮语等，它又比较接近北方方言。清人郑昌时在谈到潮州地区的语言情况时说：“潮音仅方偶，依其山而居者，则说客话，而且潮音而为白话……而客音去正音为近。”[77]从现代客家话的语音系统来看，它保存宋代中原汉语的语音特点比较多，多合于“中原音韵”。
西南官话与平话的认同在上文中已有论述，在此不复赘言。
总之，在华南，保留了少数民族族群边界的壮、瑶、苗、侗、黎、畲、毛南、仫佬、京、回等民族的互动与认同自成一个体系，他们自有互动与认同的规律。华南汉族族群的互动和认同又成一个体系，他们互动与认同的规律是：从中原向华南迁徙一一进入华南后与少数民族土着族群互动一一在互动中涵化部分少数民族土着族群的文化而认同为不同的汉族族群。这两个体系组合构成了华南族群的结构图。
这就是本课题的历史背景。
三、本课题为什么选择贺州市作个案
在华南族群的历史背景下，我们选择了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贺州市作为个案。
贺州市位于广西东北部湘、粤、桂三省（区）交界地带，东经111°12′～112°03′，北纬123°49′～24°48′。东界广东连山、怀集、封开诸县，西连钟山、昭平，南与苍梧接壤，北与湖南江华毗邻。境内东西宽74公里，南北长约108公里，总面积为5147．03平方公里，占广西总面积的2．18％，是广西第二大县（市），辖20个乡镇。市治八步镇，作为湘南、桂东、粤西北边陲公路交通的枢纽，其东距广州407公里，西达柳州301公里，南至梧州170公里，北距桂林216公里，距自治区首府南宁市565公里。
贺州市历史悠久，汉元鼎六年（前111年）于今贺州地置临贺、封阳二县，属苍梧郡。三国吴黄武五年（226年）增置建兴县，与临贺、封阳同属临贺郡。南朝变动频繁，宋永初三年（422年）改临贺郡为临床郡，泰始六年（470年）又改郡为临床国。齐建元二年（480年）又复称临贺郡。隋开皇九年（589年），废郡置贺州，治所临县。
隋大业初，废贺州、桂岭改属熙平郡，封阳改属苍梧郡，并临贺、荡山入富川，改名为贺川县，属始安郡。唐武德四年（621年）再置贺州，五代、宋、元因之。明洪武十年（1377年）降贺州为县，称贺县。清末分贺县置信都厅，与贺县同属平乐府。民国初年改信都厅为信都县。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1951年8月，并信都入贺县，县治在今贺街镇。1952年9月县治迁八步镇，1998年5月改贺县为贺州市。
贺州山清水秀，物产丰富，是广西的粮食、林业生产基地县（市）之一，盛产大米、甘蔗、花生、蔬菜、水果、木材、白毛茶、冬菇、笋干等农产品，并拥有森林面积22．6万公顷，活立木蓄量有1，400万立方米，年产优质木材10多万立方米，松脂2万多吨。还有黑色金属、有色金属、稀有金属和非金属4大类27个品种的矿产资源，其中黄金、银、钨、锡、铝、锌、铁、大理石、花岗岩、锰、铜、水晶等矿种储量丰富。锡锭、锡砂为大宗出口商品。此外，贺州水能蕴藏量为42．3万千瓦，可开发量为16．7万千瓦，境内装机容量为6．84万千瓦的合面狮电厂及近1，000个大小电站并网运行，是全国首批百个农村初级电气化达标县（市）之一。土特产品有八步红瓜子、信都三黄鸡、开山白毛茶、芳林马蹄、鹅塘青梅等；汉白玉大理石、通花罗汉碗、星光牌工业硅、官潭香酒是畅销国内外的名牌产品。
贺州交通发达，八步镇素有“三省通衢”之称，东襟珠江流域，西接大西南通道，北扼楚湘山水，南屏梧州口岸，历来是湘粤桂的商品等散地。国道207线、323线横穿境内，距梧州机场仅150公里，当天可直达香港和飞抵新、马、泰等地区和国家。
贺州经济发达，1998年全市国内生产总值38．11亿元，农业总产值17．54亿元，乡镇企业总产值58．63亿元，分别比1997年增长12．11％、16．65％和21％，全市财政收入1．68亿元，职工年平均工资5，148元，农民人均纯收入2，675元。
自1988年，我们到贺州南乡镇考察壮族开始，十年来，我们目睹了贺州市的巨大变化，深切地感到贺州确实是一个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政通人和、经济繁荣的风水宝地，故在桂东北一带贺州市素有“小香港”、“小广州”之美称。
从学术上来说，我们选择贺州市作个案考察的理由主要是：
第一，贺州民族繁多，族群复杂。贺州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除汉族外，还有壮族、瑶族，以及苗族、回族、侗族、仫佬族、土家族和蒙古族。据1998年统计，全市人口约868，039万人，其中汉族人口为791，643万人，占总人口的91．20％；壮族人口为38，019人，占总人口的4．38％；瑶族人口为37，928人，占总人口的4．37％；其他少数民族人口为441人占总人口的0．05％。
重要的是贺州的壮族和瑶族极富特色，在华南地区有着一定的代表性。1989年我们在贺州南乡镇考察时，就对桂东壮族的情况作了分析。
桂东历史上曾是壮族先民之一苍梧人生息繁衍之地，由于桂东大部分地区河流纵横、交通比较便利：水路方面东北沿桂江可通荆湘、汉水以达中原；东南顺临江东下到珠江口，再沿海北上与闽、浙、苏、鲁各省相通。陆路方面富川麦岭、贺县桂岭等皆为古代岭南与岭北人民往来的重要通道。因而，桂东壮族先民与中原汉族接触较多，在汉族先进的经济文化的影响下，大部分壮族先民已逐渐被汉族同化。因此，加紧对桂东壮族的考察和研究，对于了解桂东壮族的历史发展和传统文化，及其社会文化变迁的轨迹，从而探索整个壮族发展变化的规律，就显得独具学术价值，这是考察和研究桂西壮族所不能替代的。
当前的现状是桂东壮族人口已较少，以梧州地区为例，1988年全地区有少数民族273，590人，占全地区人口总数的9．03％，而其中壮族有79，046人，只占全地区少数民族总数的28．8％，占全地区人口的0．027％。具体分布是，贺县31，934人，富川173人，钟山17，982人，昭平16，368人，蒙山2，589人，主要聚居于贺县的南乡、钟山县的清塘乡，昭平县的走以乡和蒙山县的新圩乡。此外，桂林地区的平乐县有壮族17，000人。这样，相比之下，贺县的壮族人数最多，而南乡又是贺县壮族的聚居之地，有15，904人，显然，南乡壮族在桂东具有代表性。
更有意思的是，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大，将广东和湖南的壮族与广西桂东的壮族联系起来看，广东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的壮族有36，901人，主要聚居在靠近广西贺县加田、上帅、福堂、小三江、永丰等地；湖南的江华瑶族自治县与贺县毗邻，有壮族9，000多人，是湖南惟一有壮族聚居的地方，其中有1／3居住在清塘壮族乡，他们大部分是从贺县、富川迁移去的。这样，我们把桂东与广东、湖南的壮族作为一个整体，那么，贺县南乡的壮族正好处在这个整体的中心点上，因此，南乡壮族就具有代表性，考察和研究南乡壮族社会文化的变迁就具有典型意义，这是桂东其他地方的壮族所取代不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