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之时，历史又出现了与三国两晋南北朝相似的宋辽夏金的分裂时期，在353年的历史中，其间先出现了北宋西夏的鼎立，后金与南宋的对峙。在这动乱的时代，北方汉族以更大的规模向南方迁徙，特别是靖康之耻后，又经由了南宋与金的对峙，南宋与元的对峙及南宋灭亡等一系列变故，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大迁移，影响较大的有：
第一，向广东的迁移。北宋末年，金兵入汴后，随宋高宗南逃；南宋末年，元世祖大举攻宋，江西、湖南等地的汉族人民被迫纷纷举家人粤。第二，向广西的迁移。北宋皇佑年间侬智高起兵反宋，狄青领数万大军南征，事平后，留下的戍兵“逾两万四千人，以四千人屯邕州（今南宁市），两千人屯宜州（今宜山县），千人屯宾州（今宾阳县），五百人屯贵州（今贵港）”。[54]对当地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第三，向海南的迁徙。两宋时，迁入岭南的汉族有的渡过琼州海峡而进入今海南岛。第四，向福建的迁徙。宋元时，远离中原，重山阻隔的福建成了人民逃避战乱的好地方，尤其是南宋时，因其距离南宋的首都比岭南近得多而迁入便捷。第五，向台湾的迁移。汉族人台的记载，虽然较早，但大批人台却始于宋元时期。《台湾通史》载：“历更五代，终及两宋，中原柏荡，战争未息，漳、泉边民渐来台湾，而以北港为互市之口，故台湾旧志有台湾一名北港之语”。[55]
自秦汉以来，中原汉族入主华南后一般就地落籍，很少进行第二次迁徙，进入宋元以后，入粤南雄珠玑巷的汉族揭开了第二次南迁的序幕。南雄珠玑巷位于中原进入广东的交通要道上，南宋绍兴年间，闽、粤、赣、湘边连年动乱，元军人粤，闽、粤、赣军民在雄、韶、虔、汀一带奋力抵抗，南雄成为中心战区，加上自然灾害频繁，：“天灾地劫，民不堪命，十存四五，忧虑难周”[56]而纷纷南迁。与此同时，人闽聚居在汀州的汉族也开始进行第二次迁徙，迁往广东梅州者成客家人，迁往潮州的主要是称为“闽人”的福建人。
以上材料表明：一方面不同时期迁入华南的汉族与少数民族土着族群发生了互动，极大地影响了少数民族土着族群的经济文化生活，促进其发展。另一方面，他们又吸收了华南少数民族土着族群语言及文化的精髓，在不同的地理环境及迁徙来源、迁入时间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至宋之时，其内部又初步形成了相对独立的若干不同族群，主要有分布在广东、广西东南部的广府人；福建、广东梅州的客家人；广东潮汕地区及雷州半岛和海南的福佬人；广西的平话人；福建福州一带的福州人；福建泉州、漳州一带的闽南人；福建莆田、仙游一带的兴化人；福建建瓯、建阳一带的闽北人；福建沙溪一带的永安人；两广江河上的蛋家人等10个各具语言文化特点的族群，从而基本上构成了华南汉族族群体系。与隋唐前迁入华南的汉族发展情况相比，宋元时华南汉族在历史的风雨中，在互动和涵化中，其内部发生了深刻的社会文化变迁，从而形成了各具不同文化人类学特征的族群。
明朝之时，迁入华南的汉族以军籍移民稍具规模。明初，统治者为加强其统治，实行卫所制，卫所驻军成了许多地方最大的移民集团。此外，镇压农民起义后的留守驻军也构成了不小的势力。如明时，广西壮瑶人民发动了八寨起义、古田起义、大藤峡起义，朝廷派大军围剿镇压，事后留军戍守。屯田作为汉族移民的主要形式，其规模更大，人口更众。总之，明清两朝迁入华南的汉族已呈减弱的态势，但以广东南雄珠玑巷汉族移民及福建客家人再次大规模入粤、入桂为主的迁徙则成了这一时期移民的主流，改变了不少地方的族群结构。如现今的贺州地区，咸丰四年（1854年）时已是“土弱客强”[57]了。再如钦州地区，“雍正初地尚荒而不治，自乾隆以后，外府州县迁钦者，五倍土着”。[58]至此，华南族群在两千多年历史的风风雨雨中，在互动和涵化中，自宋元开始出现的族群认同到明清时基本上宣告完成，广府人、客家人、福佬人、闽南人、福州人、兴化人、桂柳人、平话人、蛋家人等汉族族群都以独特的方言，别具一格的文化人类学特征而屹立于华南大地；与此同时，通过与汉族族群的多元互动，壮、侗、水、毛南、仫佬、瑶、苗、畲、黎，以及台湾的高山族等少数民族族群也以语言、服饰、婚姻、宗教信仰及其他生活生产习俗等边界形成有别于其他族群的独立族群。
3．华南族群的认同
华南族群是一个外延广泛的概念，大而言之，它包括汉族族群和少数民族族群，即土着族群和客居族群；纵而观之，它又可分为古代族群和近现代族群。动态地看，古代族群是近现代族群的始源，近现代族群是古代族群的延伸或再生，汉族族群与少数民族族群又互为涵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方面，汉族自古以来就并非一单质族群，它是由许多古代族群在不断地互动中混血而成的。进入秦汉，华夏民族在其完成了向汉民族的转化过程后，更以其强大的吸纳力和凝聚力涵化了更多的少数民族族群，表现在华南地区也是如此；另一方面，也有一部分汉族南迁后在周围少数民族土着族群的汪洋大海中，受其感染，在互动中逐步涵化于少数民族土着族群，如今广西部分壮族高栏人，少数自称为“山子瑶”的瑶族等即是。
在复杂多变且又动态发展的华南族群中，少数民族的族群认同已有不少专史作了论述，笔者在此仅以汉族的南迁为基本线索，以汉族族群间的认同为基本内容来探讨华南族群认同。
（1）族回族称认同
华南汉族族群中之所以会形成广府人，是与汉族的入粤，以及入粤汉族与粤地少数民族土着族群的互动有密切的关系。前已述及，先秦之前聚居在粤西北、桂东北和湘东南的苍梧，春秋战国至秦相交时逐渐南移到珠江三角洲一带，西汉初年赵佗在此建立南越国，苍梧人遂认同于南越国，改名为“南越人”。之后，入粤的汉族又定居在珠江三角洲等地，并以番禺（今广州）为中心聚居，从而构成了与苍梧南越人的长期互动，秦汉以后，这些少数民族土着族群渐次销声匿迹，在互动中认同于汉族了，现今粤语中既有先秦岭南土着族群古台语的底蕴，又有古汉语的留存，原因盖出于此。另一方面，岭南的土着族群俚人也在入粤汉族的互动中认同于汉族而“同之齐人”了，[59]此其一。
其二，众多族群合流为一形成广府人而认同于“广府”这一俗称，是由广州在广东的中心地位决定的。当元末明初南雄珠玑巷人大量迁往珠江三角洲后，与这一带的族群逐渐融为一体，而他们聚居的南海、番禺、顺德、东莞、新会（今宝安）、三水、增城、龙门、香山（今中山市）、新会、新宁（今台山）、从化、清远、连州（今连县）、阳山、连山等1州15县改路为府而统辖于广州府，“广府”之名遂成为这一地带汉族的俗称。而由于广府人以讲粤语为特征，故粤西南、粤中，以及桂东南讲粤语的汉族均被称为广府人。可以说，广府人这一族称是地域认同与语言认同合力的结晶。
客家人的族源认同又是怎样的呢？“客家”名称的由来与客家人的形成有密切的关系，是其族群自我认同与被认同的高度体现。陈支平教授认为：“明中叶以后，随着人口对于土地的压力增强，以及商品经济的发展，逐使客家人冲破闽、粤、赣三省交界边区的界限，向广东南部扩展，从而与这里的原有汉民发生严重的冲突。闽、粤、赣三省边区居民为适应外移过程中所发生的矛盾冲突的需要，他们自身团结和族群凝聚的意识空前高涨，族群的自我意识和标榜便有了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于是，闽、粤、赣边区居民索性利用当时逐渐俗成的名词，自称为‘客家’，从此以后，‘客家’这一名词逐渐见诸于各种文献记载之中，客家人的群体也从这一时候开始形成。”[60]这是自我认同的一种体现。同时，它也是外部污名认同的残存。“十六十七世纪之交，粤东的居民向西南迁移，进入广东南部的海丰、归善地区，继而博罗及广州府北部，于是，当地居民与移民的摩擦冲突不断出现，并且爆发了许多次大规模的械斗冲突。随着这种冲突的出现，原先广东南部的当地居民，蔑称外来移民为‘客民’。也正是大约在这个期间，‘客家’这一名词开始出现，并逐渐在地方和政府的文献中引用。”[61]
由此可见，“客家”名称是明中叶出现的，开始是作为他称而出现，但是，随着官方的使用，加上在族群冲突中族群自我意识的强化，“客家”之称遂得到了其自身的认同而演化成了自称。
而闽南福佬人的族称认同则比较复杂。闽南福佬人在福建和台湾称为“闽南人”，在广东、海南则称为“福佬人”，在香港又被称为“鹤佬”。[62]一般认为这一族称是由“福建佬”转化而来的。但也有人认为，“福佬”一词与“河洛”有关。河洛二水之名，其地在古都洛阳一带。从西晋永嘉之乱到五代中原大乱，中原汉族大批迁徙到福建，他们从河洛地区带来的语言沉淀在福建形成的闽南话，亦称“河洛”话，音转为“福佬”话。故“福佬”并非“福建佬”，而是讲“河洛”（福佬）话的人之意。[63]笔者认为，闽南福佬人在福建之所以被称为“闽南人”，是因其操闽南方言而得名；在广东被称为“福佬人”是因潮汕等地的闽南人是从福建迁入广东的，而“福”却源于“福山”，[64]故被广府人称之为“福佬人”。[65]
众所周知，闽南与整个福建一样本是秦汉之闽越，三国之山越等土着少数民族族群聚居的地方。汉代入闽者甚少，汉武帝征服闽越后，汉族才开始成批量地迁入，但三国时仍基本上是山越的天下。所以，自东晋至唐入闽及至闽的中原汉族势必与这些土着少数民族族群发生互动。[66]在这个互动的历史时期，由于迁入闽南中原汉族先进的经济和文化的影响，迁入的汉族虽然在互动中也吸收了不少少数民族土着族群的文化，这在闽南话中有沉淀，在闽南风俗中也有遗存，但终因文明程度高低的决定性影响，这些土着少数民族族群逐渐丧失本民族的特性而汉化了。而迁入闽南的中原汉族却因吸收了少数民族土着族群的文化，也就开始形成为一个独具特色的闽南福佬人。正如林惠祥先生所说“闽人多来自中原，吾侨亦承认；但必须与土人杂婚之结过果，乃成今日之闽人。”[67]随着时间的推移，土客族群在往来互动中又形成各自独特的认同规律。一方面，北方土民不断南下，为取得生存空间，获得生产资料和经济利益，他们以宗族势力作为后盾与土着族群相抗衡，宗族组织成了文化与社会冲突，族群互动的结果；另一方面，原先的土着社会，为了适应新的社会环境，躲避“文化高、政权大、武力强”[68]的汉人社会压力，亦多改称中原汉姓，虚构、附会家族渊源，借以提高社会地位。[69]
福州人的族群认同比较单纯。福州人分布在福建闽江流域及闽东一带的福州、闽侯、闽清、永泰、连江、罗源、长乐、福清等8个市县，其形成始于汉代，成于唐末五代。秦汉之际，福建还是土着族群的越人聚居的地方。从东汉末年自唐末五代汉族大批入闽经过了孙吴时期、两晋时期、南朝时期及唐末五代时期四次高潮。特别是孙吴时期，对福建经过五次用兵，数十年的经营，在基本上建立和巩固了对福建统治的同时，也将一批将士留驻福建，其中相当大部分集中定居在福州平原一带，如孙吴在福州设置典船校尉以监督谪徙做工做船。[70]这些驻军或带家眷，或与当地人通婚，互相认同，开始了福州人形成的历程。有唐一代对福州人的形成最有意义。开元十三年（725年）改的州置福州，因州西北福山得名，[71]于是，这一地域内的族群以其居住地而作地域认同，将其族群冠之以“福州”二字。
广西平话人的认同一方面以语言认同作为族群自我认同的主要指标，讲平话的即为平话人。另一方面，平话人在作本族群认同的基础上又作亚族群认同。对外时，共认是“平话人”这一群体，对内作各自不同的亚族群认同时，却是多姿多彩：第一，语言认同。由于桂南、桂北各地对平话的称呼不一，故南、北各地的亚族群族称也各有千秋。罗城、融水一带称平话为“百姓话”，故平话人俗称“百姓人”；宾阳、上林、横县一带称平话为“客话”，故平话人俗称“客人”（不是指客家人）；灵川、永福一带称平话为“土话”或“土拐话”，故平话人俗称“土人”或“土拐人”。第二，地域认同。因其所居住的地域而名其族。由于宾阳讲平话的人多，故平话人又俗称“宾阳人”。第三，经济生活认同。左右江一带因平话人多种甘蔗和蔬菜，故称其为“蔗园人”。
在这里，令人不解的是从历史上看，平话人人桂的历史比白话人、桂柳人都要早得多，大约从秦汉汉族入桂起，直到宋代，广西汉族几乎都是平话人，尚无白话人，也无桂柳人，更无客家人。而绝大多数县志在记载汉族入桂的时间时多言宋代，如果仅从这些记载上去看，自秦汉至隋唐，入桂的汉族真是寥寥无几，但事实上又不完全如此，那么入桂的汉族到哪里去了呢？这就是广西族群认同中的一种不同于其他地区族群认同的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