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不花，管住品行。“政者正也。”心术正方是正其根、正其本。心术不正，做一个好人也好，做一个好官也罢，一切都将无从谈起。自己品行端正，才有说服力、号召力和凝聚力。
嘴不馋，管住嘴巴。一方面不能光说不做，虚报政绩；一方面不能随便吃，吃人的嘴短。教训告诉我们，光说不练，群众反感；吃吃喝喝，失掉原则。
手不伸，管住双手。牢记手中的权力来自人民，一是不义之财手不伸，二是权力面前手不伸。一些贪污受贿腐败官员落马的事实告诉我们，“手莫伸，伸手必被捉”。
腿不软，管住双脚。坚持走正路，防止走歪道。不要走错门、上错床，一些不该去的场所不去，不该玩的地方不玩。让理智战胜欲望，别让欲望带动行为。
人生有两个出不起事，一是安全事故出不起，有时候常常是毁灭性的，给自己和家庭造成极大的痛苦，这一方面的事故有时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再就是腐败事故出不起，身败名裂，遭人唾弃，不仅给家庭蒙上阴影，同时也使国家和集体遭受损失，这方面的“事故”完全是靠自己把握的，也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廉洁从政是“不出事”的根本。人生短暂，为官更是暂时的。
当上领导，是组织的信任也是个人价值的体现。“不出事”是组织的要求，也是家庭的期盼。只要不为色欲所累，不为权力所累，不为地位所累，不为名利所累，不为私情所累，就能为官平安。
李源潮对各级领导干部提出为官“不出事”的要求，道是无情却有情，是组织对干部的最大爱护，是肺腑之言，也是经验之谈。
“天地之间有杆秤，那秤就是老百姓”。具备“不出事”的官德，才会甘当人民公仆，具备“不出事”的素质，才能廉以洁己，慈以爱民，才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具备不出事的品行，才能为老百姓做大事，做好事，才能德泽天下，声望远播。
6.勤政之德，惠及民生
“勤政为民”四个字所说的不是为官者的政绩，而是为官者的政德，这四个字从方向上和宗旨上解决了为谁而“勤”、为谁而“政”的问题。
勤政是官德的重要组成部分。政者，正也。勤政就是勤于做有益于国家有益于人民的正义之事、正当之事、正派之事、正确之事。人正才能权正，权正才能国正。官员首先做到“德正”，才能真正施之以“德政”。“德政”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上很多政治家都是践行德政的典范，他们的执政理念也颇值得今天的为官者学习和反思。
雍正帝是清入关后的第三代皇帝，在大清一代，可谓是勤政之典范。
雍正帝在位只有13年，但就在这13年中，他除旧布新，大胆改革，制定和推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政策。鉴于康熙末年吏治颓废，贪污成风，雍正帝首先下大力气整顿吏治。登基伊始，他便清查亏空，设立会考府，严厉惩治贪官污吏；进而实行“耗羡归公”和“养廉银”制度，力图从制度上防止官员贪污；同时严格要求各级官吏，严禁朋党，从而使吏治大为改观。针对康熙末年的种种社会问题，雍正帝以积极进取的精神，不停顿地进行了一项项的改革。他推行“摊丁入地”的政策，把丁银纳入田亩中统一征收，从而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促进了生产的发展。这在中国封建社会赋役制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他下令“豁贱为良”，使数百年沦为贱民的人从国家法令上得以改业从良，从而使生产力得到了某种程度的解放。他还采取种种重农措施，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如组织垦荒，设营田水利府，兴修水利，推广田法，授老农顶带，提倡社仓等等；他积极推行边疆地区地方行政制度的改革，努力经营青海和西藏，并在西南数省实行大规模的改土归流，不仅促进了边区各省经济、文化的发展，同时对于巩固祖国的统一起了积极作用。他推行密折制，建立军机处，加强了皇权，有利于对地方的控制。他实行了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秘密立储方法，通过暗定继承人，避免了历史上屡见不鲜的争夺储位的斗争，减少了政治混乱，有利于政局的稳定。所有这一切，使得雍正朝政治比较清明，国力较为强盛，他自己也因此而成为一个杰出的帝王，一个“好皇帝”。
雍正帝能够进行如此多方面的改革，这与他勤于理政是分不开的。雍正帝从政，日日勤慎，戒备怠惰，坚持不懈。用他自己的话说：“唯日孜孜，勤求治理，以为敷政宁人之本。”
雍正帝处理朝政，自早至晚，没有停息，大体上是白天同臣下接触，议决和实施政事，晚上批览奏章，常至深夜。即使在吃饭和休息的时候，他也“孜孜以勤慎自勉”，不敢贪图轻松安逸。他的这种工作作风，年年如此，寒暑无间。经雍正帝亲手批阅的奏章，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就有二万二千余件，这还不是其全部。雍正帝自己所写的谕旨及对大臣奏章的批示，现已选刊者即不下数十万言，其未刊者尚不知凡几。这确实是两个惊人的数字。雍正元年正月初一，雍正帝连续颁发十一道训谕，对总督、巡抚、督学、提督、总兵、布政司、按察司、道员、副将、参将、游击、知府、知州、知县等各级地方文武官员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十一道谕旨，若非勤政之君，实难办到。
雍正帝之勤政，又与他以治天下为己任是分不开的。他在位期间，一直以“万机待理”的责任感而勤奋工作。他自己曾明确讲过，他之所以“夙夜祗惧，不遑寝食，天下几务，无分巨细，务期综理详明”，并非“以此博取令名”，而是“钦承列祖开创鸿基，休仰皇考付托至意，为社稷之重，勤劳罔懈耳”。就是说，他是感到治理大清江山的责任重大，故而勤于政务，不敢稍有懈怠。正是因为雍正帝以社稷为重，以国事为先，他才能够以朝乾夕惕自勉，唯日孜孜。
他深感登基七年，民风未淳，自己身为一国之君，责任未尽，因此朝夕戒惧，不敢怠惰，尽管大自然的变化很大，然而无暇也无心去欣赏春色的美好，花木的繁荣。
雍正帝“唯日孜孜”的精神，以及持之以恒的毅力，在封建帝王中堪称楷模，即使是一些有作为的帝王也实难与之相比，更不必说那些昏庸荒淫的君主了。清史专家孟森先生曾说：“自古勤政之君，未有及世宗者”，“其英明勤奋，实为人所难及”。这一评价，对雍正帝来说是当之无愧的。
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封建统治时期，皇上自然要爱自己的“王土”，也自然要爱自己的“王臣”，因为是“自己的”，所以他们要爱。一个“自己的”就是他们要爱的理由，也是他们施以德政和仁政的理由。我们当今的官员们在秉持着“为人民服务”宗旨的时代里，境界应该更高了，理念应该更新了。但很遗憾，有些官员连把人民当成了“自己的”这种简单的封建帝王的境界都不如，而是把“人民”当成了别人的，当成了大家的，甚至当成了对立的，利用公权公器欺压他们，贪占他们，搜刮他们，糊弄他们。有些官员自己在做人方面尚且乏善寡陈，更遑论施以德政、仁政了。“勤政为民”四个字所说的不是为官者的政绩，而是为官者的政德，这四个字从方向上和宗旨上解决了为谁而“勤”、为谁而“政”的问题。为人民而“勤”，为人民而“政”，而不是为自己而“勤”、为自己而“政”，这样的官员才符合“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要求。只有在解决了为谁而“政”的问题之后，才能解决“勤政”的问题，才能解决“廉政”的问题，才能解决“德政”的问题。
7.按百姓的要求为官
社会上出现的徇私舞弊、以权谋私、玩忽职守等不称职的官员，不但来自于管理制度的有待完善、社会的不良风气以及传统文化中不健康因素的影响，而且从根本上是官员的自身道德素质修养不够的结果。
历朝历代，做官都是令人羡慕的，为官者本人更是觉得脸上有光，但是要问一问做官为什么会令人羡慕，感觉自己脸上有光呢？
许多人答得出但未必答得对。其实，要真正成为一个让人敬慕的官却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个好官所拥有的不单单是荣光，而更多的是责任，因为任何一个政府存在的意义，官员要服务的唯一对象，就是国民的福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政府和国家官员之所以存在的唯一理由和存在的意义所在。为此，一个公务员是否有存在的必要、是否活出了他之所以成为官员的价值和意义、是否称职，就取决于他是否做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有才无德不可用”。“德”是一个人的根本，它决定着一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大凡有为人民服务品格的人，都需具备以下一些特点：
（1）放弃自我，不为私利服务
常常阻止或困扰着一个人，使其不能做出慷慨奉献的东西，就是自私。自私是为他人服务的最大敌人。“官”最大的特点就是要有“公”心。“官”的存在代表着“公”或“大众”。如果“官”失去了“公”心，就等于“盐”失去了“咸”的味道一样，就失去了它之所以存在的意义。“私”心是不能让人做“公”事的。想要成为“公”家人，就必须要放弃自私的心。私心使人把自己的利益放在首位，而忽略了对他人的服务。私心甚至可以使人打着服务他人的旗号，损害他人的合法利益，为自己牟取私利。自私的人，心里只有自我，没有大众，他所拥有的公务员的职位和手中的权力，正好是他能够牟取私利的优越条件和资本。他会辱没公务员的尊严，失去人民公仆——“官”的威信。他们分明是在拿着国民给予的公权力，去反过来伤害国民。历史事实证明，大凡好官、清官，都一定是能够大公无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都是把人民的利益作为最高利益的人，都是淡泊名利、克己奉公的人。相反，那些不称职的官都是自私自利、以“官”为资本而贪图享受、鱼肉人民的人。
为此，大公无私，是当“官”的首要道德修养条件。人民不应当、也不会把自己的福祉和命运托付给“心术不正”的“骗子”。
（2）具有同情和怜悯之心
“公务员”来自于大众，所有的父母都应该是他自己的父母，所有的孩子也都应该是他自己的孩子。“官员”是大众福祉的责任人，他应该和大众同享福、共患难。为此，具有同情和怜悯之心，是“官员”必备的做人的基本道德修养素质要求。他能从痛苦人的身上看到自己的痛苦、从患难人的身上看到自己的灾难、从需要帮助的人身上看到自己的需要、从无助人的身上看到自己的无助。
在“官员”的眼里，百姓就是自己的家人。他就是百姓中的一员，百姓的儿女、百姓的父母官、百姓的代言人。他的命运就是百姓的命运，他的存在就是为了百姓的最大利益。没有同情和怜悯之心，他就不能把自己的心和百姓的心紧紧连在一起，就不能和百姓同甘苦、共命运，就无法把百姓的福祉作为是自己服务的最高宗旨。
（3）努力实践为人民服务的诺言
诚信对官员尤为重要。百姓给予了官员很大的权力，甚至把自己的福祉完全托付给了官员，官员必须要尽职尽责地为百姓服务。以“服务”的名义而得到的权力要不折不扣地用在“被服务”人身上。如果不忠于或不实践为了得到这公权力所作出的承诺，对百姓而言就是“欺骗”，对公权力而言就是“践踏”。作为官员，光有“无私”还不够，还应该“尽心尽职”。“不作为”也是对百姓利益的损害、也是没有实践为人民服务的承诺、也是不忠信的仆人。具有正义感的官员以“公”为特点。“公”就要一视同仁，就要正直、公平、公正。官员手中的权力来自于全体的百姓，所以，这个权力必须要为团体中每一个人公平、公正地服务。要本着人人平等，把人人都视为是自己的父母、亲友、恩人一样去公平善待，克服私欲和偏情。正义感也包括对善恶的分辨，倡导美善正气，遏制歪风邪气。社会的正义也要求对于社会的边缘人士、弱势群体、老弱病残、无家可归者、遭天灾人祸者给予特别的关爱和呵护。
（4）当“官”应该具备的管理或领导技能
“有德无才，不能用”。为了成为一名合格、称职的人民公仆，光有基本的人品和德行还不够。不是所有正直、忠信、无私、充满同情和怜悯之心的人都可以胜任官员，好人不一定就是“有作为”的人。
作为官员，在具备了基本素质的基础上，还需要具备当“官”的管理或领导技能。这个“管理”重在“理”而非“管”。“管”的运作形式是“发号施令——服从——奖罚”。这样的工作模式具有被动性和强制性，不但不能培养和提升百姓的公民素质，而且容易改变官员“服务”的本质。“理”就是疏通所有的关系，人事的管理，其实就是人际关系的疏导。任何问题的出现，都是人际关系出现紧张或没有疏通的结果。为此，作为官员，必须具有耐心而谦虚聆听他人意见的能力、分析判断的能力、明智作出利弊权衡的能力、慎重作出决定的能力、和上下级沟通的能力、与群众亲和交流的能力、应急能力和纵观全局的驾驭能力。总之，“官员”作为公家人，一定要时时处处站在“大众”的“公”利上来看待、分析和处理问题，要以大局为重。不但要做到有所为，也要做到有所不为。
要接纳人世间的有限性和不完美性，努力做自己权限范围内力所能及的事，也接纳能力和条件不允许做到的事。
我们可以看到，原来做官也需要从做人开始，从人格的成长过程做起。社会上出现的徇私舞弊、以权谋私、玩忽职守等不称职的官员，不但来自于管理制度的有待完善、社会的不良风气以及传统文化中不健康因素的影响，而且从根本上是来自于官员的自身道德素质修养。为此，胡锦涛总书记倡导的“八荣八耻”正中要害，是从根本上提高官员以及公民素质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