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小学的时候，语文和数学成绩差不多，都比较好，从来都是班上的前三名。初中以后，学校搞教育革命，不按常规开课了，抽了一些学生，组成特长班。我被抽到写作班去了。那个写作班，高年级和低年级的学生混在一起，也没有正儿八经学个什么，只是间或写一些被称为“革命大批判”的文章，批刘少奇，批****，批孔老二。这些文章有两个用途，一是在批判大会上宣读，而是用毛笔誊写以后，贴在墙上。有时候墙上贴满了，就用绳子挂在走廊里。
这些勾当，满足了一个少年的虚荣心。因此，我干得很起劲。这样一来，我远离了数理化，亲近起语文来了，并做起了作家梦。
那个泥南中学折腾得特别厉害。分了班，但进教室很少，要么搞劳动，要么开大会，回家以后还给我们布置任务，要我们以生产小队为单位，办什么政治夜校。学校要我们办夜校，本来是想要倡导农民参加革命大批判的，但是我们一个十一二岁的娃娃，哪敢去找成年人？我们就组织了一些年龄相仿的小朋友在一起，唱歌，演样板戏，搞诗朗诵等等，有时候也做一些“官兵捉强盗”之类的游戏。我在胜利五队组织的政治夜校坚持了很久，天天晚上搞活动。有一次，我们搞得很晚了，几个骨干份子还不肯离去，我们就到生产队的禾场上去玩。在生产队的队屋傍边，有一个猪屋，养着队里的猪。我们在禾场上玩得正起劲，不知谁说：“你们听！什么声音！”我们静下来，都听见猪屋那边传来有节奏的沉闷的敲击声。
又不知是谁说：“该不是强盗在偷生产队的猪吧？”
敲击还在继续。过了一会儿，我们一直认定：肯定是有人在偷生产队的猪。
我们都紧张起来。
那时候，我们的课文上有一篇故事，说有个少年英雄刘文学因为制止地主偷生产队的辣椒，被地主害死了。我们又想学英雄，又怕被害死，最后形成了一个决议：到附近的胜利学校去喊老师，请他们来帮我们抓强盗。
我们一路猛跑到学校，有一个青年教师还没有睡。他叫王林，是新厂镇上下放的知识青年。他一听说有强盗，提了一根木棒就往外跑。快接近猪屋的时候，敲击声还在继续。他指挥我们匍匐前进，这是我们在学校里搞军训学过的，现在实战派上了用场，很兴奋。很快我们到了猪屋前面，敲击声还在有节奏地响着。
王林一声断喝：“有狗胆子的跟老子出来！”
敲击声似乎停了片刻，很快又响了起来。这个强盗胆子真大啊！我们紧张得拳头捏得紧紧的。王林觉得奇怪了，猫着腰蹑手蹑脚地走近去，再走近去，到了猪栏前，没有看到什么强盗，只有几头猪稀奇古怪地望着我们。
我们以为强盗跑了。王林又大喊一声：“给我搜！”虾兵小将们迅速散开，正搜索的时候，声音又响了起来！我们再次踅回去，竟然看到是一头猪在木栏上使劲擦痒，那声音听起来多熟悉！就是这声音！哪有什么强盗！原来是猪在擦痒！
王林哈哈大笑，把木棒一丢，回去睡觉了。
我们多失望啊。第二天，我们的政治夜校开始活动的时候，还在失望。原来没有偷猪贼，我们也没有当成英雄。消沉了一会儿，想起我们又要排演节目了，过几天学校还要我们去参加演出呢。我突然灵光一闪——怎么不按照样板戏的样儿，写一幕剧本呢？不过不能有唱的，因为我们不会谱曲啊，再说样板戏里唱歌唱得我们心烦，我们只喜欢看打仗的。那就叫话剧吧，只说话，不唱歌。名字就叫《深夜擒盗》？对。说干就干，我回去以后挑灯夜战，设计了人物，场景，情节，台词，顺手得很。只是把猪擦痒的情节略去了，改成了一个地主份子心怀不满，来当偷猪贼，被我们抓住了。
写了就排演，也不需要谁审定，而且边排边改，灵活机动。小伙伴们的积极性都很高，几天就排演成功了。
记得到泥南中学去演出的时候，我们还化妆了的，几个女孩子找来牙膏和红墨水，在我们的脸上涂出两块圆圆的红色，就成了。我们兴冲冲一路招摇，走了七八里路，赶到学校汇演。那个节目被评了最高奖。
后来，老师动员我将剧本寄给文化馆，还要我把题目改成了《深夜擒敌》，以突出表现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过了很久，我收到文化馆寄来的一本书，叫什么《湖北通讯》，是一些通讯员讲自己怎么写广播稿的，我从头看到尾也没有看到我的作品印在上面；我将信封翻过来看，也再没有看到里面还有别的东西，比如写给我的信件什么的。我尽管有些莫名其妙，有些淡淡的失望，还是很振奋的，这是我人生中收到的第一封信啊，而且还是文化馆寄来的，还寄来一本书。这对于一个农村的初中生来说，已经很有冲击力了。
现在想起来，那应该是我的处女作了，但是我已经无法复原这件“作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