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在报社，我和原林、永刚一起结伴驴行的时候比较多。
我们三人有些共同点，其中最大的一点是，我们都是副刊编辑。我是第一任，原林是第二任，永刚是第三任。
我们三人相识，也是因为文学。我当副刊编辑的时候，原林在文峰中学当老师，他教书很认真，把学校的文学社也搞得很红火。有一次他跑来请我去给他们的文学社讲课。我那时候在外面讲课还不多，有人请讲课，觉得挺光荣的，就在一个漆黑的晚上，我从山南小区的宿舍去给一群少男少女讲了一通，报酬是两包香烟。其实那香烟是买来招待我的，我在讲课的时候，原林就不断给我递烟，一根接一根，把一包烟很快烧完了，另一包在我离开的时候被他强行塞入了我的口袋。那时候我应该还不到30岁，不断向一群娃娃吞云吐雾，想来有些不成体统。但是那烟不是我要抽的，我已经抽得满嘴麻苦了，无奈原林还是殷情地递。他也没有什么招待，只有这个；我呢，好像有些紧张，只好来者不拒。
永刚来报社当副刊编辑的时候，我已经做了总编辑，原林做了副总编辑，我们不约而同，三个人呆在一起的时候比较多一些。我和永刚除了读书写作，还喜欢唱歌喝酒，原林则不搞这两样。我就喜欢逗他喝酒唱歌。有一次他被激将着喝了三杯啤酒，很英雄地要给身边的女士带酒，我就常笑他三杯下肚，豪气冲天。他还吹牛说原来在文峰中学教过音乐的，懒得开口唱歌，一开口会把你们都盖了。我们就越发激励。有一次他终于开了金口，唱的是《青藏高原》，调子很准，但声音很直。
我们三人都乐此不疲的，是驴行。
我们总是在一些陌生的乡村驴行。有一次我们走到了高基庙镇忠义庙村西边的一个国营农场，在一所小学旁的一家餐馆里点了几个菜，开始斗地主。我们的规矩是开始几把赢的钱用来买单，而后谁赢了归谁。正在兴头上，来了好多人把我们围着。我们没在意，以为是看牌的，就继续玩。谁知道酒店的老板找我们谈话了。自我介绍是旁边那所学校的校长。他问我们是哪里人？我们说是石首的；又问我们干什么工作？我们说我们都是报社的；再问我们带记者证没有？我们说今天不采访，没带。他说：那就很难说了。我们觉得蹊跷，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他很友善地说，你们得想办法证明一下你们的身份。我们就摸出了名片。问：这个行不行？校长大喜：行！遂遣散了众人。
等那些人走后，校长告诉我们，他们前几天被三个人偷走了几百只鸭子，以为是你们偷的，要找你们的麻烦呢。我们问：我们看起来像是偷鸭子的吗？他说，很像。那三个偷鸭子的穿着也很光鲜的。幸亏你们有名片。
名片还有这作用？那天我们很得意，多喝了几杯酒。
我们驴行的时候干的最多的勾当是放野火子。我们都已经人到中年，不好意思当着别人的面玩自己小时候玩的游戏，就常常跑到很偏远的野地里去玩。这样也不保险。有一次在一片坟地里烧茅草，烧到了一个老头割了摞在那里的，大火熊熊，终于引来了放牛的老头，把我们一顿臭骂。我们很羞愧，只有逃之夭夭。还有一次，我们放的火烧得很大，又起了风，很快烧到了一户人家的篱笆墙，还烧向了一片树林。我们急了，找来水桶灭火，搞得全身泥水才扑灭。
我们很喜欢找农户吃饭。但是这总是不容易成功。他们总是要求我们去餐馆，并指给我们看“酒家何处有”。有一次我们走到南口镇的街河子村，永刚拿着50元钱一家一户央求人家随便做几个菜，可是别人都拒绝。
报社撤销以后，我们还在一起走了几次。后来几年过去，终于抵不住生活的驱策，我们还是分开了。原林去了卫生局，当一个工会主席，永刚起初在烟草局，后来憋不住，去了武汉，西安，现在南昌。我呢，像做梦一般，跑到了深圳。我相信，等到我们投闲掷散，还是要在一起的，还是要结伴驴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