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童年的那个村子并不偏僻，房前一条大路，屋后一条小河，交通很便利的。但是我似乎一直没有出过村子，直到上了初中，才到了泥南中学，算是见了世面。泥南这个地名，是因为一个叫做泥巴坨的小集镇而得名。泥巴坨则是蛟子河上的一个小码头，河的南边叫泥南，北边叫泥北。其实我们的泥南中学过去叫鸳鸯中学。学校叫鸳鸯中学，在那个全面禁欲的时代，很不妥当，于是就改成了泥南中学。这所学校为什么叫鸳鸯中学呢？因为学校起初是在一座寺庙里开办的，这寺庙的名字叫做鸳鸯寺。佛门禁地，怎么可以叫这么个情色意味甚浓的名字呢？我也一直是丈二和尚。后来在报社工作，看到一篇来稿，说是有一对青年男女在此殉情而死，遂建寺祭奠。我疑心这是作者杜撰，但又找不到更合理的解释。把庙改成了学校，庙就不存在了，名字也走进历史，不过是乡村野史，没有人考究了。不过我们的学校过去是一座庙倒是千真万确。我们读书的时候，学校决定办一个窑场，全部工程由学生承担。我们像一群小小劳改犯，在老师的监督下，用稚嫩的双手和柔弱的双肩，艰苦卓绝地将校园挖地三尺，垒成了一座窑；又艰苦卓绝地挖地三尺，烧出了第一批砖。我们在艰苦卓绝的时候，曾经挖出了很多石菩萨和石碑。
我们学校做的稀奇古怪的事情还不仅仅是办窑场。在我看来，最不可思议的事情是让我当了校革委会委员。
那时候我还在读初一。在村里的小学读书的时候，我是班长，到了泥南中学读初中，两个村的学生合成了一个班，另外一个村的那个班长就做了初中班的班长，我则做了个副班长。班长可以喊起立，学习委员可以收本子，副班长好像有一点徒有虚名。好在我从小对权力的念想就不是很强烈，完全满不在乎的样子。可是不久学校折腾着改革，把一个年级分成一个连，一个班分成一个排。我因为当副班长当得水欢鱼跃，一点情绪也没有闹，老师夸我能上能下，就推荐我当了连长。其实连长也是个虚的，也是不喊起立不收本子的，但是一下子成了个大官，管了一整个年级的学生，心里还是很美。过了一段时间，我的官越当越大，竟然当了学校革委会的委员，这就让我感到有点惶惑、有点惧怕了，因为严格说起来，那就成了老师的领导了。我少年的心胸，还装不下这么一场闹剧。
其实学校的领导就是要学生造老师的反，就是要学生当老师的领导。惟其如此，他们才吸纳了学生进革委会。全校一共两个，一个高年级的女生和我。
这下轮到我倒霉了，从此我的苦日子就开了头。那点虚荣心的满足抵补不了我的损失。所谓委员，在我看来，比个副班长还不如，比不当学生干部还不如。因为很多次在课外活动的时候，你玩得正起劲，来了通知，要你去开会。自从当了委员，总是开会，开会。那是些多么枯燥无味的会啊！那些会议，一般都和我没有任何关系，有好多次我都趴在桌上睡着了，又被叫醒。只有一次会议上，校长（其实那时候他不叫校长了，叫校革委主任）点了我的名，要我积极一点，给老师写大字报。我就思谋着要给我的老师写一张什么大字报。我挖空心思，搜索枯肠，终于想起一件事。有一天放学后，我还在学校的乒乓球台上打球，我的班主任老师在旁边观看，我就让给他打，我当观众。谁知他们一直就这么打下去，天都快黑了，我只得回去。但是他们打的乒乓球是我的啊。别看一个小小的乒乓球，在那时候可是我的一份巨额财产。我想起更小的时候，我有了一个乒乓球，宝贝似的。我们家里来了工作组，一个工作组的人开玩笑，要用他的手表换我的乒乓球。我坚决不肯。现在那个用手表都不肯换的球只得放弃了，因为老师在打。后来这个球到哪里去了我就不知道了，老师可能早就忘记了。我因为要写大字报想了起来，写了一张题为《一个乒乓球》的大字报，意思是说老师借东西不还。大字报并没有贴在墙上，但是学校广播室很快把这篇稿子播出了，而且一遍一遍地播。老师一定听见了，他从来没有说我什么，但是我相信，这个举荐我当连长的老师现在至少是不喜欢我了。
不仅如此，还有一件事情让我终生难忘。有一天放学了，我又被告知要开革委会。那天那个校长在会上一直发脾气，批这个，批那个，当然他批的都是一些他不喜欢的老师。慢慢地，他把时间忘记了。等会议散了以后，我走出会议室，发现天全黑了。学生全部走光了，那个高年级女生的家就在附近，也回去了，其他的革委会成员没有一个管我的。我的家离学校有七八里，我小小年纪，还从来没有单独地走回家过，何况是在夜间？我坐在我的教室门口，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终于，我吓得哭了起来。
那个被我写大字报的老师正好从教室门前经过。他问：“你怎么还在这里？”我说：“我在开革委会。”他有点尴尬，我猜他一定不喜欢革委会。过了一会儿，他又问：“那你怎么还不回家呢？”我哭声更大了：“我不敢回去了，我怕鬼。”他笑了起来，说：“哪有革委会领导哭鼻子的？来，我给你找地方睡觉去。”他把我领到一个大寝室，那里睡了一些从下面学校抽来的田径运动员，正在训练，准备参加公社的田径运动会的。他指着一张床，要我就睡在这里，就走了。而那张床上，已经睡了一个人。我畏畏缩缩地爬上床，刚躺下，就被那个人踢了下来。他是个大个子，很凶，把我这个革委会委员全然不放在眼里。我给他说好话，他也不理睬，径直睡去。等他有了鼾声，我又畏畏缩缩地爬上去，蜷曲在一角，苟且偷安了一夜。
第二天我继续上学，直到晚上我才回家。家里的人好像都不知道我一夜未归似的，没有谁问我。我主动告诉母亲，她才说：“我是说你怎么没有回来的！那个校长，太不像话！”
这是时代的差异吧，现在的孩子，要是一夜不回家，家长还睡得着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