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我被四十年前的自己吓着，更因为一系列技术性的原因。
翻翻这部书，读者难免会产生疑问：全世界两千多年来的戏剧学经典，直到今天仍然没有多少翻译成了中文，那么，在那个荒凉的年代，究竟是怎么收集、怎么翻译的？
记得这本书刚刚出版一年，复旦大学的著名英语专家陆谷孙教授就带领着加拿大的一名华裔戏剧教授来找我。这位加拿大教授盯着我说：“为找您，我飞了半个地球。只想问您，怎么会做到这么齐全？”
新加坡首席国家级戏剧家郭宝昆先生对我说：“我到美国和香港的几个图书馆都去查对了，全世界主要的戏剧学著作，您都没有遗漏。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总是笑笑，不作回答。因为，太难回答。
从事学术研究的朋友都知道，这样一部著作的成败关键，在于选择。在全世界，为什么只选这十三个国家？那就必须接触更多国家的资料。在这些入选的国家中，为什么只选了几位戏剧家，而不是其他几位？对于每一位戏剧学家，在他们一辈子的无数言论中，为什么只选了这几个观点？……
总之，这部《世界戏剧学》的背景资料和备选资料，应该是写出来的好几倍。
这么大规模的工作，即使在今天，申请为一个资金充裕的国家项目，又有各种语言背景的工作团队，也未必做得起来。而我一个人，在造反派暴徒、极左派打手、大批判斗士的环视下，居然像“蚂蚁啃骨头”一般，偷偷摸摸、鬼鬼祟祟地做到了。
首先要感念的，是上海戏剧学院图书馆的外文书库，那是我的资料基地。说起来，在“文革”灾难前，北京人民出版社也曾出过《古典文艺理论译丛》，质量很好，对我极有帮助，可惜内容零敲碎打，诸艺混杂，不成系统。但在上海戏剧学院图书馆的外文书库里，戏剧的主题非常明晰，而且由于老一代教育家的几十年搜集，达到了“专业性齐备”的标准。但这些书，我们的学术前辈几乎都没有系统读过，只是静静地存在那里，等待着阅读者。“文革”灾难开始时，图书馆被造反派们查封，我们很快也被发配到外地农场劳动去了。直到一九七一年周恩来总理主持教育恢复工作，我们才有机会回上海参加教材编写，可以进图书馆了。
值得庆幸的是，当时身边的极左派打手和大批判斗士，都不懂外文。图书馆管理员中，原来有几个懂，都已年老退休，那时也没有人懂了。其中有一个叫蔡祥明的先生，农村来的，文化程度不高，却喜欢书，也算是我的朋友。他只要见到我，就把外文书库的门轻轻打开，再送进来一条小木凳，供我在书架前爬上爬下找书。我进门后，他会快速把外文书库的门关上，让我一个人在里边，不要引起那些人的注意。
当然也会遇到外语上的障碍，那就不能不感念孙珏老师了。孙珏老师是我读中学时的英语老师，我在《文化苦旅》里曾写到他，被台湾的著名出版家肖孟能先生看到了。肖先生对我说，孙珏老师是他大学里的同学，英语极好，奇怪怎么只做个中学老师。我说，他在抗日战争时曾进入过一个美军翻译机构，而这个机构是蒋介石亲自挂名领导的。一九四九年之后，孙老师在填写履历表的“证明人”一栏时，在这段履历上竟填了蒋的名字，那当然就出了问题。能教中学，还算好的。
他的“落难”，给我带来了方便。我在外文书库研读各国戏剧学资料时，凡是碰到需要自己翻译又吃不准的地方，就去请教他。记得有一次在上海静安寺的二十一路电车上与他巧遇，我乐不可支，连忙从口袋里取出半页纸，上面抄着一段正在翻译的论文，请他指正。我本想过两天到他家去听回答，没想到他一见英文就兴奋，竟在拥挤的电车里读了出来。我连忙环顾四周，因为按照当时的社会政治气氛，这太像两个“美国特务”在接头了。
另一位需要特别感念的人，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担任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的丁景唐先生。他德高望重，突然听手下的编辑说，有这么一部稿子，便要来翻阅了一遍。他居然一点儿也不在乎书的篇幅太大、我的年龄太轻、宣扬西方太多，居然签名同意出版。这在当时，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不可思议。
……
感念这个人，感念那个人。不管怎么说，这项工程总算完成了。
没有想到，此书出版至今三十年，又出现了一个漫长的“不可思议”。
记得我在两度领奖的时候，都断定它很快就会被同类新书追赶、超越、替代。但是，三十年过去，这种情况没有发生。
不仅没有出现“同类新书”，而且，连我写到的那些经典，知道的人也越来越少，包括很多从事电影、电视、戏剧的专业人员。偶然也会在传媒间看到一些艺术争论，似乎很激烈，却是前人早在几百年前就已经完满解决了的，而且解决的等级远远高于今天的争论，我在书里详细写过。但大家都不知道，好像世界刚刚诞生，历史刚刚开始。
这种状况，显然比我们的年代，显得更加愚昧无知。
渐渐我明白了，人文领域的创造和思考，其实与条件无关。古往今来，都是如此。不错，我写这部书的条件，不管怎么算都非常恶劣。但是，作为一个当事人，我有资格在三十多年之后告诉大家，当时也有一些优势是现在所不具备的。例如——
第一，心无旁骛的充裕时间；
第二，无视生死的艰苦劲头；
第三，毫无名利的纯净心态。
这是一种在极度艰难中不羼杂质的专注。写每一句，都不想让别人知道，只在内心作着艺术裁断和理论选择。
听说复旦大学图书馆里可能有某本书，立即背一个包，换三次车，走一段路，然后在宿舍楼下呼喊一个“朋友的朋友”的名字，请他帮忙……；
再过一个星期，坐廉价火车到南京，除了找书，还找两位老人……
从南京老人那里知道，上海的一个弄堂里，住着一位早年的法国留学生……
早年的法国留学生又神秘地提示，最重要的几份德文资料，在同济大学图书馆。而能够真正读解这些资料的人，却在上海外语学院……
五
为《世界戏剧学》写新版序言，竟然引出那么多回忆，这是事先没有想到的。我不知道，世上还有哪一部学术著作也能够拥有这样的序言？
读了我的序言，有些读者也许会对这部书投以不信任的目光。但是我要告诉他们，几十年的历史证明，这书是可以信任的。继续做教材，也还称当。
我更要告诉读者的是，这本书虽然标着“戏剧学”的书名，但内容却广及整个艺术、整个美学。
原因是，世界各国的智者们在很长时间内，把戏剧当作“最高艺术”来论述。因此，他们的其他艺术观念也都汇集到了戏剧学。随之而来，更多与戏剧关系不大的哲学家、宗教家、政论家、法学家也都挤到这里来高谈阔论，精彩勃发。因此，如果把这部《世界戏剧学》的书名，改为《世界经典艺术学》，或《世界感性美学》，也未尝不可。
以我自己为例，我写作此书那么多年，获得的精神成果就远远超出戏剧专业，使自己完全成了另外一个人。从那个时候起到现在，我被广泛认知的身份是中华文化的阐释者，但是在我的精神基座上，却牢牢地烙刻着亚里士多德、狄德罗、莱辛、歌德、黑格尔、席勒、雨果、尼采。这些大名，都与这部书有关。从这个精神基座出发，通达对我更重要的康德、荣格、罗素、萨特，也不难了。
一个人，如果能够尽早获得全人类最高星座的审美默契，然后返视自己立足的土地，投入全新的创造，那就是真正的生命尊严。
二〇一三年春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