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研究背景及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2011年的GDP总量已增加至471564亿元，人均GDP增加至35000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此同时，农村各项事业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1978年我国农业总产值为1117.5亿元，2010年的为36941.1亿元，净增长32倍；农民人均纯收入也由1978年的133.6元增加到2010年的5919元，净增长近43倍；粮食、蔬菜、水果、肉类、禽蛋、水产品等产量连续多年居世界第一，结束了主要农产品长期短缺的历史；农村贫困人口由2.5亿减少到2688万；2678个县（市、区）开展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工作，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率达到96.3%。
但是，在“三农”快速发展的同时，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逐步扩大。1978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43.4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133.6元，二者的比例为2.57：1；200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6280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2253.4元，二者的比例为2.79：1；到了2011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1810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6977元，这一比例进一步扩大到3.13：1。同时，中国长期以来执行的是“工业化主导、城市化现行”的改革战略，致使农村资源一直不断流向城市，农村金融市场渐渐形成了农村信用社“一枝独秀”的困境。当前，正值我国新农村建设的加速时期，如何更好地促进农村各项事业稳步推进，克服传统农业小规模不经济的短缺效应，为积极发展市场化、现代化的新农村提供有效的资金支持就显得更为关键。为此，2005年之后的中央连续6个一号文件都强调要推行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切实提高农村金融服务水平。2008年10月《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也明确指出，“发展各种微型金融服务，能有效、全方位地为社会所有阶层和群体提供金融服务，尤其能为目前金融体系并没有覆盖的社会人群提供有效的服务。”与此同时，2011年中央提出的“十二五”规划纲要中进一步明确提出，要“鼓励有条件的地区以县为单位建立社区银行，发展农村小型金融组织和小额信贷，改善农村金融服务”。
事实已初步证明，微型金融的诞生对激活农村金融市场、完善农村金融体系和改进农村金融服务产生了积极影响。到2011年底，全国金融机构空白乡镇已从工作启动时的2945个减少到1696个，比年初减少616个。全国已有24个省份（含计划单列市）实现了全覆盖。其中农村信用社肩负了全国67.7%和73.5%的金融服务空白乡镇服务覆盖和机构覆盖任务。此外，截至2011年末我国共有组建786家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其中开业691家，筹建95家。已开业机构中村镇银行635家，贷款公司10家和农村资金互助社46家。已开业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实收资本369亿元，资产总额2473亿元，负债总额2072亿元，各项贷款余额1316亿元，各项存款余额达1706亿元，分别比年初增长了112%、122%、122%、120%和127%。其中，发放农户贷款431亿元、农村小企业贷款605亿元，分别占各项贷款余额的32.7%和45.9%，比年初分别增加230亿元和309亿元。甘肃、新疆、吉林、宁夏、福建、河北等省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农户贷款占比持续在50%以上，较好地填补了农村金融支持的缺失，及时缓解了农村金融的“贫血症”。
总的来说，这一研究的理论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现代农村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经济与金融的关系日益密切，农村金融在农村经济发展中也逐步处于核心地位。相应的，微型金融也正是在农村这种崭新的形势之下得以逐步建立和发展。其次，按照国际标准，当前我国农村贫困人口数量庞大，打造一个具有包容性和高效性的金融体系，逐步提高金融支农的“输血”功能，将成为振兴农村地区经济、构建全面小康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随着新农村建设的不断推进以及农村生产经营方式的转变，许多农户已从传统的农业生产中摆脱出来，农民的消费理念也得到进一步升级，迫切需要多样化、优质量和高效率的资金与之相匹配。
从实践来看，在中国这样一个区际、省际、甚至省内发展都极不平衡的大国，经济金融发展是不可能平衡的。因此，针对我国区域农村微型金融发展中所具有的差异性这一“先天性”事实，并且又有别于传统正规金融风险管理的特征，如何勾画出有针对性的风险控制路径，就成为本书研究的关键意义所在。首先，分析了我国各类农村微型金融机构发展的现状；其次，从宏观和微观双重层面阐述了我国农村微型金融机构金融风险的生成机理，并运用指标分析法和VAR方法对各地区的金融风险进行了度量和评价；同时，运用计量模型研究了我国农村微型金融机构发展绩效，即支农效应和农村微型金融机构风险与经营绩效之间的动态关系两个方面；最后，在借鉴国外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事前防范和事中控制双重层面提出具有针对性和较强的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在后危机时代的特殊历史时期，这无疑对更好地保障各区域农村微型金融机构稳健有效运行，发挥应有的可持续性扶贫功能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这将对于我国农村地区经济崛起、逐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全面构建小康社会是有所助益的，同时这也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面临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更是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因此，本书的最终成果可以为中央政府及各级地方政府、农村微型金融机构等部门在如何更好地发展农村经济、保持农村金融市场健康稳健运行、解决农户融资难等问题上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和决策参考。
第二节国内外研究现状
解决好“三农”问题是党中央各项任务中的重中之重。然而，“三农”问题的解决除需要充分利用农村地区的资源优势、劳动力优势外，更需要强有力的金融支撑。2012年1月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强调，在金融业处于内外风险交织的当下，防范风险、服务实体经济成为金融业的重中之重。可以讲，防范和控制微型金融机构风险是关系到农业和农村经济长期协调发展和农村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现实问题，并且金融风险具有较强的不确定性和传染性，控制不当必将导致危害性的逐渐加深，甚至会进一步引发全面性的金融危机。在此，本书试图从金融风险问题和微型金融问题两个方面对国内外有关文献进行梳理，从而更好地把握相关研究脉络和最新动态，以求对我国农村微型金融机构的风险问题研究有所启示。
1.2.1金融风险问题研究
1.2.1.1金融风险生成机理研究
上世纪90年代世界金融危机的频繁爆发，逐步引起了人们对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进行深入探讨。Kodres和Pritsker（1998）认为信息不对称和跨市场的套期保值投资能力是金融危机传染的根本原因。Allen和Gale（2000）指出，一个地区微小的流动性冲击会很快蔓延整个经济领域，不同区域银行之间的信贷有助于银行系统抵御区域流动性冲击。国内学者陈松林（1997）分别分析了金融风险的外部生成机理和内部生成机理，认为政府不合理行为必然导致金融风险增大，而商业银行自身行为如何是决定非系统性金融风险大小的主要因素。周才云（2007）从国际收支失衡引发的汇率危机、经济结构失衡引发的金融危机、资本借贷失衡引发的借贷危机三个方面系统分析了金融危机的生成机理。顾海峰、奚君羊（2009）认为在企业申请担保贷款投资项目中，大多数中小企业（特别是科技型中小企业）缺乏可抵押标的，这导致了中小企业信贷交易中担保风险的生成。企业申请担保贷款投资项目的平均成功概率与企业提供的担保标的的价值成正相关关系；企业提供抵押是有效抑制或消除担保机构与中小企业之间信息不对称及由此而引发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的关键和必要条件。孙玲（2010）分别介绍了周期性理论、货币主义学说和金融资产价格波动论的金融风险生成机理。
1.2.1.2金融风险水平测度研究
Cordella和Eduardo（1998）研究了竞争的加剧对银行利息变化和银行方面的行为所产生的影响。Berg和Pattillo（1998）运用模型预测了泰国1997年发生货币危机时的概率不到10%，而墨西哥、阿根廷发生货币危机的预测概率分别为18%和8%。Claudio Romano（2002）利用Copula模型对意大利股市收益率进行了风险分析。Christoffersen和Goncalves（2005）认为VAR方法越来越多地应用于组合的风险计量中，通过估计一般动态模型的精确性，并建立置信区间将估计误差的大小予以量化，最后针对参数估计误差方差组合的动态模型提出一种重采样技术。Peter Demerjian（2010）检验了金融契约在私人债务合同中的作用，发现契约的相关措施与借款人的收入有直接的关联，并且金融契约会降低借款人未来不确定性所带来的违约风险。
国内学者贺思辉、王茂（2006）通过对Weibull分布的小样本拟合技术的研究，给出了一种可应用于金融市场风险管理技术的风险测度技术方法，同时利用实证数据分析例示其应用价值。姚京、李仲飞（2010）比较说明了概率和分位数作为风险度量方法在管理风险中发挥的作用，分析结果表明，从管理风险的角度出发控制损失发生的概率要比控制损失的水平更为有意义；并且选择的VaR置信度水平越高，监管的效果会越好。杨青等人（2010）采用极值理论（EVT）解决VaR方法的尾部度量不足问题，利用CVaR-EVT和BMM模型分析美国、香港股票市场和我国沪深两市指数18年的日收益数据，研究发现：（1）在95%置信区间及点估计中，分位数为99%的CVaR-EVT所揭示的极端风险优于VaR的估计值，且BMM方法为实施长期极端风险管理提供了有力的决策依据，其回报率受分段时区的影响，期间越长，风险估计值越高；（2）模型采用ML和BS方法统计估值显示，我国股票市场极端风险尾部估计值高于香港和美国市场，但是国内市场逐步稳定，并呈现出跟进国际市场且差距缩小的发展趋势。
1.2.1.3金融风险预警机制研究
1996年，LP·戴维斯（Davis）提出了“监测预警论”。他认为：“金融脆弱性是用来描述金融市场上出现这样一种冲击：他们可以导致信贷市场或资产市场上价格和流量发生无法预测的变化，使金融公司面临倒闭的危险，这种危险反过来又不断扩大蔓延以致肢解支付机制及金融体系提供资本的能力。”他建议引进更多的金融监测和业绩评估系统，以促使基金经理们形成从众心理，而不是一意孤行地仅相信自己的判断，从而避免由于个人投资决策的失误而引起金融资产价格的大幅度波动“监测预警论”更加重视对单个金融机构的预警工作，认为发生危机的金融机构与健全的金融机构之间在财务表现和行为模式上必然存在一定的差别，只要找出一些提前反映金融机构危机的显著变量指标，对其进行严密关注，就可以对金融机构加以预警。目前，在这一领域具有一定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是美国的“骆驼评级体系（camels rating system）”。金融稳定与安全事关一国的经济安全、国家安全与主权安全，是维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基本条件。在金融改革提速与渐进开放，以及两者的互动的背景下，中国金融稳定问题受到了学术界与决策层的广泛关注和重视。陈守东等人（2006）运用Logit模型分别建立宏观经济风险预警模型和金融市场风险预警模型（包括货币危机和国债危机预警模型）。对2006年我国金融风险进行了预警，结果表明整体金融状况良好，宏观经济运行稳定、货币危机发生可能性较小。与之结论不同的是，陈秋玲等人（2009）提出一套具有强警戒功能的金融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并建立基于BP人工神经网络模型的金融风险预警模型，对1993-2007年我国金融风险情况在MATLAB软件中进行模型的训练、检验和预测，得出我国2008年预警结果为：国家综合金融风险处于危险状态，财政贸易风险处于警惕状态，宏观经济风险处于警惕状态，银行风险处于危险状态，其他风险（主要指股市风险）处于警惕状态。周宏等人（2012）从国际金融危机的传导途径入手，构建包含宏观经济、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和微观企业层面的中国国际金融风险预警指标体系。
在区域金融风险预警问题研究上，仲彬等人（2002）遵循“科学性”、“可操作性”和“广泛的适用性”的原则，从预警指标体系、统计模型的选择和系统用途的设定等方面对构建区域银行体系风险预警系统进行阐述。之后，周才云（2006）通过构建宏观先行指标和微观审慎指标体系分析了影响区域金融安全的各种有关因素，并提出了金融风险的事中控制和事后治理措施。谭中明（2010）构建了由外部影响因素和内部影响因素2个分系统、8个子模块组成的区域金融风险预警系统，运用科学方法遴选出一套有效的预警指标体系，确定了相应的临界值和风险监测预警区间，采用主客观综合赋权方法确定了各指标的组合权重，构造了区域金融风险预警指标体系的综合度量模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