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威尔曾说：“我发现在我缺乏政治目的的时候我写的书毫无例外总是没有生命力的。”在一个标榜艺术独立性的时代，能够说这样的话，需要多大的勇气！奥威尔挣脱了这些普遍观念的束缚，从而塑造了自己鲜明的写作个性。但奥威尔之所以成功，并不是因为他强调政治，否则任何作家就可以因自己强调政治而成名，任何政客也可以因强调政治而成为知名作家。奥威尔成功的原因在于他能够“使政治写作成为一种艺术”。
在作品《一九八四》中，奥威尔曾对未来的1984年的世界进行了预言。他说道：“我并不相信我在书中所描述的社会必定会到来，但是，我相信某些与其相似的事情可能会发生。我相信极权主义思想已经在每一个地方的知识分子心中扎下了根，我试图从这些极权主义思想出发，通过逻辑推理，引出其发展下去的必然结果。”这就是奥威尔何以写出《一九八四》的原因所在。当别人仅仅注意到某种现象，抑或视而不见，甚至故意回避的时候，奥威尔却已经把握住了本质的东西。他所反对的对象永远不会背离自己这一逻辑；而他不仅将其去向看在眼里，还对所要到达之处了如指掌。
奥威尔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不回避那个其实谁都无法回避的问题。他必须对这个世界负责，必须把所看到的和所想到的及时地讲出来。用《孟子》的话说，就是“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奥威尔显然是在有意像圣徒一样活着，其实他更立志成为先知。不写《一九八四》，奥威尔死不瞑目！在奥威尔生命的最后阶段，他给一名工人写了一封绝笔信，再次预言：“我相信，某些与其（指《一九八四》中的情景）相似的事情肯定会在其他地方发生”。
可惜的是，这位先知的预言几乎没有实现过。虽然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但历史不会简单的重复，正如马克·吐温所说：“历史不会重复，但历史又确实有章可循。”
在西班牙内战的前后时期，斯大林在国内国际政治上的政策失误深深地刺激了奥威尔，促使他开始思考“**”问题。他认为斯大林的作法是对社会主义的破坏，而且会使“苏联正在与真正社会主义的方向背道而驰”。然而在当时，欧洲的进步知识分子普遍认为苏联的一切都代表着社会主义。奥威尔把这种现象称为“**神话”，因此，“为了反抗**，捍卫**社会主义”，他于1944年写了《动物庄园》。
小说采用寓言的形式，讲的是有个庄园主对他饲养的动物进行虐待，于是动物们以要求平等为理由发动革命，推翻了庄园主的统治。可是，革命的胜利成果后来被猪窃取，它在动物中推行极权统治，动物们的生活反而比以前更糟糕。猪的口号是：“所有的动物生而平等，但是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一些。”他在1947年为乌克兰文版的《动物庄园》作的序言中写道：“在过去十年中，我一直确信，如果我们想使社会主义运动恢复生机，就必须得摧毁**神话。”
当《动物庄园》里“所有靠两条腿行走的都是仇敌，所有靠四肢行走的，或有翅膀的，都是亲友”的逻辑仍然有市场时，当种种原教旨主义轮番登场给人们描画“美丽新世界”时，我们就该意识到，奥威尔并未远去，倒是具有了宽泛的批判价值和预言价值。他在一封信中写道：“对于我们这样一些怀疑苏联有某些严重错误的人来说，我认为是否愿意批评俄罗斯和斯大林是对知识分子诚实与否的一次测验。”奥威尔确实看到了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所存在的一些弊端，并不断呼吁做出改变。就这一点而言，便足以反映出奥威尔的先见之明，体现出他所追求的“先知”的影子。
奥威尔的政治寓言《动物庄园》激起了两大阵营间的矛盾对立，引来了截然不同的反响。西方热烈欢迎这部寓言，奥威尔因此也被抬得极高，被看作是“那一时代的代言人和仲裁者，他的语言风格和道德观点深深影响了五、六十年代西方许多小说家和剧作家的创作”。于是，《动物庄园》风靡西方，被译成14种文字，甚至被改编成儿童读物和动画片。到1961年，仅在英美就印行了100多万册，以致在西方，特别在英美，凡受过一些教育的人几乎无人不知奥威尔其人和他的《动物庄园》，影响可谓大矣。而在原苏联和前社会主义阵营的各个国家里，《动物庄园》及其作者的其他作品则长期遭禁，被列为反苏***主义的东西，讲授英美文学亦极少提及，成了文学研究的**。
一部寓言所引起的反响之差异竟如此天上地下，可见奥威尔的这本著作影响之大，早已超出了文学领域之外。在奥威尔的眼中，政治与文学形影不离，这一点，奥威尔确实做到了，而且做得是如此完美。奥威尔不是政治家，然而其对东西方政治的影响却又胜过了多少自称为政治家的人！
当然，应该看到，奥威尔的思想也有很大的片面性。他既不是哲学家，也不是政治学家，他对生活的感受是出于一种敏感的直觉。当他鼓吹“平等、正义”的“不伤及自由而又消除了贫困”的社会主义时，他的社会主义“远不是一种明确、清楚的政治或思想体系，而是一种深刻的心理经验的粗糙归纳”（潘尼彻斯语）。而奥威尔在思想上对所谓“**社会主义”的追求也因此反映出了他的某些褊狭，这种褊狭也许是他那个时代的局限吧，或许不能归罪于奥威尔一人。
关于乔治·奥威尔与帝国主义的关系，西方存在着两种对立的声音。一种认为奥威尔反对帝国主义，是帝国理想的叛逆，另一种认为奥威尔赞同帝国主义，是帝国主义的同谋。通过分析奥威尔的第一人称散文、纪实作品和第三人称小说，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奥威尔在对待帝国主义的态度上本身具有矛盾性：他既反对它，又在一定程度上拥护它。
奥威尔懂得帝国主义的本质，以及这种制度给普通民众带来的苦难，在道义上不能认同殖民话语及其逻辑。他一直把自己看作是一个**主义者，反对**集权，追求自由平等。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的一位朋友的回忆中窥见一斑。一次，他的朋友去奥威尔位于伦敦工人区的破公寓去做客。奥威尔亲自从四楼走到地下室取了一些煤用作燃料，然后再走上来。这位朋友感到十分惊讶，问奥威尔为什么不让专门做这个事的工人去取，这几乎是不要钱的。奥威尔回答说：“这是剥削无产阶级，我不能这样做。”可见，奥威尔在骨子里是十分痛恨剥削制度的。
但他同时也有赞同帝国主义的一面，难以摆脱其与宗主国的血肉联系、难以摆脱欧洲文明优越论的思想束缚。他实际上是一个孤独的游魂，一个在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两边都找不到依附的游魂，没有自己安定的居所。这个孤独的游魂究竟飘向何方，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只能等待后人的裁断。在这种居无不定的漂泊之中，奥威尔仿佛失去了自己，陷入了极度的孤独。然而，他却用自己的燃烧，照亮了不知多少人的心田。
奥威尔也许从未想过解决他难以捉摸的性格中的矛盾之处：伊顿公学（英国的一所著名中学）毕业的无产者，反对殖**义的警察，中产阶级的流浪汉，保守派无政府主义者，批评**的**，作风严谨的私通者，和气的独断专行者。将这些彼此矛盾的称谓集于一身仿佛是不可能的，奥威尔却都具备了，他将这些不可调和的矛盾一一化解，并将由此转化来的新的统一以独特的个性方式进行着张扬。
奥威尔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无论是文学、历史、还是政治，他发表的见解现在已成为箴言。威根码头一座高大的仓房上，用大字标着“威根码头奥威尔酒吧”，奥威尔的半身雕像也镶嵌其间。人们不会忘记奥威尔，即便是在喝酒之余，偶尔瞥见他那忧郁的眼神，想想他曾经在此徘徊的身影，酒客们的声音自然也就小下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