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爷跺着小碎步跨进了1968年。
对于黑龙江农垦系统来说，1968年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备战备荒、组建兵团等等头等大事平息了群众运动的混乱。李东山以崭新的面貌向“革委会”的军代表报到。他穿上旧式军干服，手持红宝书，一脸正气。那时，“革委会”中的军代表正在忙着组建兵团。经过盘根错节的内查外调后，他被列入预选干部名单。军代表的调查结论是：第一，该同志没有重大历史及现行问题，可免于处分；第二，该同志逃避文化大革命、逃避群众运动，政治觉悟存在严重问题，不可重用，原东北农垦总局党委对其任命应予撤销；第三，该同志有一定的工作能力，可择机、适当使用。
是年10月，汤河口农场正式改编为兵团第117团。117团党委任命李东山为第5连连长。
接下来说说王旭文。
王旭文1937年参加红军，那时，他才16岁，是山西与陕西交界地带一个小镇子里的一个铁匠的儿子。他参军后学了一些文化，以前目不识丁，名字也是后来起的。
王旭文参加了抗日战争的全过程，解放战争的全过程，也参加了抗美援朝。他身上留下了六处枪伤，跟日本鬼子、国民党、美国鬼子都硬碰硬地拼过刺刀。他曾经带领一连人马阻击了一个联队的日本鬼子加上两个连伪军的进攻，成功地掩护了旅部机关安全转移；曾经带领一个营的兵力击溃了一个整团的国民党部队，并攻克了一座要塞；他荣立过一次一等功，三次二等功。1955年，他被授予少校军衔，担任某师教导营营长。
一件小事，芝麻绿豆那样的小事颠覆了他的军旅生涯。
有一天，师政委下部队视察，中午在他的营部机关食堂吃了顿便饭，饭后拍拍屁股扬长而去。
第二天食堂管理员找到王旭文说：政委没留下伙食费，共计一毛五分钱。他请示王营长是不是应该去要回来。那个管理员举手投足都带着点娘们儿气。王旭文说：“还要个球，算啦！”
第三天，那个管理员又来找王营长啰唆，说了一箩筐话，大意是：他考虑了很久，觉得这样很不好，一方面，食堂有严格的财务制度，另一方面他作为管理员确实不好下账。再有就是，政委同志作为首长应该处处以身作则……。王旭文听得不耐烦了，淘出两毛钱，往那“娘们儿”手里一塞，没等他啰唆完就把他推出门外去。
第四天，王旭文急着出门办事儿。不料，那个“娘们儿”又堵在门口，他是来找给王营长五分钱的，又是没完没了，说他很抱歉，很内疚，这餐伙食费实在是不应由王营长代缴……他的表情十分难过，脸上湿乎乎的，好像是汗水又好像眼泪。王旭文一边推推搡搡地夺路而逃，一边安慰他说：“没关系，没关系，我交也应该，就当政委是我亲戚。”
这件小事本来到此为止，谁料想半年后，本应顺理成章地晋升为中校团长的王旭文却被一个荒唐的否定意见绊了个跟头。
这个跟头让他此后一生的路都没走好。
否定意见是这样说的：王旭文同志在部队中散布他与师政委王怀兴同志是亲戚，经查证核实纯属谎言，王怀兴同志与王旭文没有任何亲属关系，王旭文同志这样的做法有极其不良的思想动机。
当师政治部主任对王旭文传达如此意见时，王旭文气得山崩地裂。他向那位主任发问：“这是我不能晋升的理由吗？”
“是的”主任答道。
其实，这位主任心里明白，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个王旭文有些居功自傲，素有抗上的倾向，但一般都抗得有理有据，不能成为阻止他晋升的理由，这件事倒是真正抓住了他的把柄。
这事儿之后，王旭文就干脆宣布那个政委是他小舅子。人前人后，没完没了，不亦乐乎。
事情终于有了结局。1958年，王少校摘掉闪着金光的肩章，佩戴上红花，扛着行李卷开赴北大荒。临上火车，他四处寻找，向送行的人问道：“我小舅子没来送我？”
王旭文被安置在伏尔基河农场第3生产队当一名普通农工，第二年当上队长。
两年后，全国闹起大饥荒。汤河口农场场长——铁道兵第9师的大校师长温士俊饿得浑身浮肿，被送往佳木斯看病。汽车途径伏尔基河农场时抛了锚，他不得不就地借宿在场部招待所里。王旭文赶巧到场部办事也住在招待所。他以前就听说过温士俊的故事，此人一往无前，刚直不阿，最大的特点是体恤下级。王旭文对这位温场长十分敬仰，能有机会见到他真是太好了。他不知从哪里弄到一盆热气腾腾的野菜粥作为见面礼。温士俊一饮而尽，抓着王旭文的手说：“谢谢啦！”
王旭文看到这位戎马一生的老英雄这般惨状，悲从中来。他知道温场长的病其实就是饿的，只要每天能吃个八分饱就能很快康复。他于是把温士俊动员到了他的领地，天天供足饭菜，自己不吃饭，一天喝一斤白酒，省下粮食给温场长吃。一个星期过后，温士俊身上的浮肿消了下去，人也挺起个来。他拉着王旭文的手，执意要求他亲自护送自己回汤河口。王旭文只好跟着去了，结果有去无回。第二年，他当上汤河口农场的生产科科长。
三年饥荒熬过之后，温士俊命丧黄泉，于1963年初冬谢世。第9师的官兵一片哭声，感天动地。王旭文悲痛之余，竟然放出一句反动透顶言论：“要是再打仗，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吹破了哨子我也不去上阵喽。”
1966年到来了。文化大革命风暴席卷到汤河口大地，王旭文这个满口胡说八道的坏蛋被革命群众揪了出来。这个铁匠的儿子宁死不屈。革命群众发誓要把他打翻在地，再踏上千万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他被打得死去活来，当成死鬼扔在牛棚里，命悬一线。
温士俊曾经的司机用一块毯子把他卷起来，扛到40里路外一个单身老兵的窝棚里。老兵叫杨三奎，是温士俊从战场上的死人堆里救出来的。他身上落了残疾，不能娶妻生子，单身一人负责看护汤旺河的水坝。杨三奎在水坝边上搭起个窝棚，一支猎枪，一张渔网，一条老狗，四壁萧然。他说：温师长是他的恩人，老王既然对温师长有恩，那么，老王也是他杨三奎的恩人。
就这样，王旭文在相三拴的窝棚里潜伏了一年多。等到了农场组建兵团的时候，他迈着沉稳的大步走回场里。
军代表的调查结论是：第一，该同志出身贫苦、根红苗正、屡立战功，本质是好的，其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应该摘掉；第二，该同志居功自傲，言语失当，在群众中造成极坏的影响，应深刻反省，饮水思源，建议暂不宜重用；第三，该同志有长期基层工作的经验，意志坚强，可考虑担任连长一职，以观后效。
两个月后，王旭文被任命为117团第6连连长。
再说说汪文清吧。
汪文清是知识分子，念过私塾，教过私塾。他很年轻的时候就参加了地下党，后来暴露了，转移到革命根据地，一直在部队作政治工作，转业的时候担任第15军45师后勤部政委，中校军衔。温士俊病逝后，汪文清晋升为场党委书记。
汪文清的资本不是战功而是文化。他有学问，说说写写都是文绉绉的，之乎者也。就凭着这一手，全场人都敬重他。他有对上级文件精神的解释权，像个圣人。1964年，全国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东北农垦总局党委要求各农场认真组织学习。汪文清主持场党委会。他给学习毛主席著作划定了一个原则——利用业余时间学。什么是业余呢？汪文清进一步解释道：“夜为昼之余；阴为晴之余；闲为忙之余”。哪成想，汪书记的指导意见给他自己埋下了万劫不覆的祸根。
1966年，当汪文清这个汤河口农场的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揪到台上的时候，革命群众是这样说的：毛主席著作是粮食、武器、方向盘，是我们的生命。学习毛主席著作是头等大事！饭可以不吃，觉可以不睡，毛主席著作不可一日不学、一时不学！而汪文清这个十恶不赦的走资派却压制我们如饥似渴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情，让我们在黑天学、阴天学、闲着时候学，汪文清的用心何其毒也！是可忍，孰不可忍！
那时，这位汪书记已经深深地认识到自己罪孽深重。他夜不能寐，以泪洗面。他一遍一遍的忏悔，一次一次的认罪。但是，他过不了关。大半年过后，他的大脑麻木了，像一个能动的植物人，没有感情、没有诉求、没有愤怒、没有识别力、没有任何反应，任人摆布。同时，革命群众的激情也慢慢的平息下来。造反派头头决定：把汪文清送到生产队劳动改造。
汪文清像一条破麻袋一样被抛到5队。他在5队待了一年多。5队的群众没有专门开会斗争他，但是，在批斗其他牛鬼蛇神的时候也免不了让他陪斗。
一个突发事件打破了短暂的平静。
5队有一个叫胡大林的职工，四年前从部队复转回乡，又投亲靠友来到汤河口农场。他四年前初次见到汪文清的时候，是在一辆大轮子拖拉机的车斗里。汪文清往旁边挤了挤，挤出一个位置，让他坐下。他后来知道：这位给他让座位的人是场党委书记——汪文清。
胡大林对汪文清的感觉特别好。在一个大吉大利的日子里，胡大林娶媳妇，办婚礼。他毫不顾忌汪文清当时的处境，竟然把汪文清拉来喝喜酒。汪文清受宠若惊，一下子乱了方寸，不由自主地说出一句惊天动地的疯话：“大林呐，我祝你万寿无疆！”
汪文清此言一出，举座哗然。接下来就是一片惨不忍睹的景象——他被愤怒的群众打得血肉模糊、遍体鳞伤。
万寿无疆一词在当时是极其规范的专用语，只能用于伟大领袖一人，连党章规定的接班人也只能称“永远健康”。汪文清说胡大林万寿无疆无疑是犯了天条。胡大林的婚礼便成了现场批斗会。会散之后，汪文清血淋淋地瘫在地上。胡大林把他抱上炕，擦拭伤口，喂水，盖上被子。
第二天，义愤未平的人们又在黄半斤的带领下找上门来，胡大林把他们挡在门口，说汪文清已经被什么人架走了，他的新娘子受了惊吓，在里边躺着，见不得人，希望大家伙今天就放他一马，别再进来闹腾了。人们交头接耳的议论了一阵子之后，悻悻而去。
汪文清在胡大林的新房里一直潜伏到农场军管，整整80天。
军代表接手的第一个案子就是汪文清。
经反复甄别，军代表做出如下结论：第一，该同志没有任何历史问题，群众揭发的各种现行问题也大多属于不实之词，应予平反；第二，该同志能够深刻的认识自己所犯过的错误，正确地对待群众运动，态度良好，应给予重新工作的机会，使其在今后的工作中继续改正错误，为党和人民做出更大贡献。
车队突然鸣起汽笛。我扒开通风口窥视，原来已经到了两个连队分道扬镳的时刻。车队一分为二，南北各自。接下来，我们感到剧烈的颠簸。我猜想：一定是没有路了，我们在荒草地上行进，说明接近目的地了。这时候，大家不约而同的激动起来。
卡车爬了一阵子坡，终于停住。
大家欢呼着跳下车来，鸭子河已经活灵活现地展现在我们眼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