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夜之间，汤河口农场发生了奇迹般的变化。由于117团的正式组建，汤河口农场的“革委会”就在我们进驻集贤镇的第二天宣布撤销。117团以屯垦戍边的神圣使命结束了汤河口农场“革委会”不足半年的寿命。黄唤金那顶“委员”的官帽子不翼而飞，飞得无影无踪。并且，团干部股任命他为排长都算是权宜之计。由李东山通知他，林参谋懒得管这些小事儿。
当李东山宣布黄唤金为二排排长时，那位黄委员一脸晦气。
后来得知：这个黄唤金还真是个人物。他在新中国成立前曾经当过几年兵。至于当的是什么兵，已经全然无从考察。他自己一口咬定是“八路军”。可谁也说不清为什么，他后来又回家种地了。他家没有地，是租地主家的地种。土改时划定为雇农。这位黄雇农对地主阶级苦大仇深。斗争地主的时候，他抄起一根大棒子，朝准地主的脑壳就是一抡。那地主二话没说，“咣当”一声，撒手归西。六十年代之初，他吃不饱饭，盲目流窜到汤河口农场。那时候，人们习惯于称呼这类人叫：“盲流”。不曾想，黄盲流在文革开始后已然成为造反派头头。他那只疤瘌眼儿并不妨碍他的枪法。在一次武斗中，他在千米之外，将对方的一个小头目一枪毙命，肝脑涂地。
他眼睛上头那道伤痕一直是个谜。一个版本的故事说：他在战斗中光荣负伤；另一个版本则说：他在家庭武斗中，被其生猛无敌的婆姨用炉火钩子划成这副模样儿。
黄唤金对哪种说法都予以否认。他没说实话，也没说假话。此外，汤河口农场的人都管他叫“黄半斤”。所有人都这样叫。
我的班长叫罗立华。一个结结实实的小个子兵，大大的眼睛，亮晶晶的，闪烁着忠厚、进取、和快乐的光波。他原是某初级步兵学校的战术教员，因为二姐嫁错了人而受到牵连。他二姐在四川的一个村庄里当小学教师。小学一共只有两个教师，她爱上了另外一个。那另外一个是从城里下放的右派分子，他二姐义无反顾。文革开始后，村里的革命群众恍然大悟：教育革命后代的阵地怎么由一对右派夫妻占据着？于是就革了他们的命。部队领导知道了这事后忍痛割爱，将罗教官处理转业了。罗立华几经周折落户到汤河口农场。
毛子跟我分到同一个班。他寸步不离地跟着我，什么事儿都问我。他跟我说：听汤河口的老职工说，麦收和秋收的时候都得扛麻袋，180斤重，还要上四节跳，我俩这付身子骨肯定扛不动，这可咋办好呢？他无限惆怅。我鼓励他说：没关系，还早着呢，咱俩好好锻炼身体，到时候准行。但他这次却没有点头，眼神离开了我，低着头，沉默不语。
班里有个大块头的北京知青，名叫洪飞。凭我几天的观察，他是北京知青的头儿，浓眉大眼，落落大方。罗班长招呼不动大家的时候，他帮助招呼，他一招呼大家就行动了，极有领导能力。
还有一个叫韩志伟的上海知青，头发稀疏，走起路来晃里晃荡，两道眉毛之间的距离比一般人都宽，样子有点滑稽。据说这种面相的人心地宽大。果然，他开朗豁达，三天来，喋喋不休地发表各种言论，有时用上海话，有时用上海普通话，活泼可爱，但也常常被人奚落，成为笑料，而他从不恼怒。再就是，他有个嗜好——动不动就弄出几分日本人的模样儿来，见人的时候，立定鞠躬，坐着的时候，上身挺直，两只手落在膝盖上。结果没多久，他就获得一个日本名号：韩本五十六。
我很庆幸被分配到5连，因为能跟左琳在一起。只要跟她在一起，我就能准确地找到人生的坐标，不会迷航。
临行之前，我爸给我提出四条要求：一是不要学抽烟喝酒；二是慎重交友，不要跟坏孩子来往；三是有功夫多看书，将来有机会继续上学；四是要听左琳的话。还是爸能说到点子上，不像妈，尽说些好好吃饭、好好睡觉之类的事儿，极其幼稚。
李连长把一切都安排妥当，事无巨细，样样都有章法。我们吃过
晚饭就开始准备行动。想到明天要起大早出发，我就干脆先把行李打理起来，枕着背包，穿着衣服睡。
那晚上我半睡半醒，外边下起大雨，雷鸣电闪。我好像是做了梦，外边的雷电变成了敌人的炮火，李连长率领我们英勇前进……
我被轰轰隆隆的汽车声音吵醒。
粮库里的人都被叫起来，打着哈欠，伸着懒腰。我不用整理行装，比他们都快，洗漱过后就跑到院子里去。这时候，天还没亮。十几辆军用卡车在粮库外头排成一字。车厢用军绿色苫布包着。车的前大灯射出煞白的冷光，银白色的光辉从院墙顶上弥漫过来，把整个院子照得雪亮。车没熄火，马达的轰鸣声催促着粮库里的人。
最先站在院子里的人是汪文清。他拎着行李，安静地，呆傻地，诚惶诚恐地等待着，等待命运的发落。林参谋走到他面前，向他敬礼，用请示的口吻对他说：“副政委同志，您是跟5连走还是跟6连走？”
汪文清说：“我听组织的，都行，都行。”
林参谋说：“在这里您的职位最高，您就代表组织，我们按照您的指示办。”
汪文清说：“我听组织的。都行，都行。”
林参谋说：“您得赶紧决定一下，到底跟哪个连走，我好安排。”
汪文清说：“都行，都行，我听组织的。”
林参谋无可奈何地低下头，叹着气，向后看去。这时，李东山走过来，对着汪文清说：“跟5连走吧，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
他说着伸手去拎汪文清的行李。汪文清紧抓不放，用一种恐惧的眼神地看着李东山。李东山松开手，转身向卡车走去，昂首阔步。汪文清扛起行李跟在后头，弯腰驼背，一路小跑。林参谋自言自语：“哎，人咋整成这样了。”
这时，大家伙都出来了，先是把行李装上车，然后回到院子里领取路上吃的烙饼。
烙饼是刘嫂的作品，憨厚、淳朴、结结实实。我把它抛向空中，它在空中旋转起来，然后，我再跟随它自由下落的路径将它接住，重新抛起来。同伴们觉得这样很好玩儿，于是都抛起来。不一会儿，上百个烧饼便在院子里腾空而起，又从天而降，起起落落，欢声一片。大家嬉戏着，追逐着，直到被林参谋严厉制止。
接下来就是整队，依次上车。只听林参谋喊了声：出发！车就启动起来，渐渐加速，越来越快。
苫布遮住四周，我们什么都看不见了。大家坐在软绵绵的行李上，眯起眼睛，昏昏欲睡。可能要走三四个钟头的路程，不如乘此机会简要介绍一下上面提到的那些人吧。
先说李东山。
李东山是跟着父母闯关东的山东人。他念过书，1945年东北光复时参军，聪明过人，精明能干，英勇杀敌，跟着四野部队从东北一路打到海南岛，再折回东北参加抗美援朝。1955年，他被授予大尉军衔，担任某炮兵团副参谋长。
这以后，李东山看上了团政治处主任漂亮的未婚妻，于是就与那位主任较起劲来，一阵猛打猛冲，那位主任的未婚妻竟然成了他的新娘。那位可怜的主任呢？他还没清醒过来就被拉去喝了喜酒。等到真相大白于天下，他差点儿背过气去，恨不得一死了之。
说话也就到了1958年。中央军委命令选拔一大批军官去开发北大荒，李东山名列头榜。他扛着行李，拉着爱妻，失魂落魄地离开美丽的大连，也是乘着北上的专列到达佳木斯，再辗转到云山农场，从地窨子住起，开荒建点。
这个结果有点像报应。一种说法是那位主任痛心疾首之下，找到老首长告状，老首长发了功力。另一种说法是上级首长对李东山这种不道德的行为痛恨至极，决定将这个巧取豪夺的道德败坏分子披上红花、发送北大荒，为我军正名。
那年，李东山刚满30岁。
李东山到云山农场的第二年就当上生产科科长。他潜心研究农业生产技术，深入田间地头，挑灯夜读、勤勤恳恳，云山农场的人说到他时个个都跷起大拇指头。
就在文革前夕，东北农垦总局要给汤河口农场配备一位副场长，经过反复考察，最终选定了李东山。
一个暴风骤雨的前夕，李东山风尘仆仆来到汤河口。他踌躇满志。
汤河口农场党委书记汪文清穿着朴素的旧军装，在他朴素的办公室里接待了李东山。汪文清用深邃的目光打量着这位精神抖擞的副场长，平静地传达了一项对他工作安排的决定：享受副场级干部待遇，暂时在农机科挂职，担任农机科科长。李东山听后没有任何不愉快的表情，他郑重其事地表示：绝对服从组织安排，愿做一块革命砖，东西南北任党搬！
等到出了汪文清的办公室，李东山腾云驾雾般地回到招待所。他直挺挺地躺在硬板铺上，卷着烟叶，凝视着天棚，直到深更半夜才拿定主意：暂不去农机科上任，以搬家为由，回云山农场，收拾东西、处理家具、给孩子办转学、老婆调工作等，还真是有好多准备工作要做呢，都是必要的，非做不可，换了谁都得做！之前怎么都没想到呢？
第二天一早，李东山急急火火地离开汤河口，好像逃离了一块是非之地。
回到云山，他一泡就是两个月，云山农场不催他走，汤河口农场不催他去。这两个月里，李东山看小说、种菜、打猎、给儿子制作玩具枪，与世隔绝，悠闲自在。
就在这时，中国大地吹响了文化革命的号角。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日子里，李东山整日盯着报纸，吸着卷烟，皱着眉头。他在房前的小道上走来走去，思路豁然开朗。他决定：带上老婆孩子到汤河口去，立刻出发，刻不容缓。
整整两年，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农场的领导干部像韭菜一样，一茬一茬的被割下来。他们站到群众之前，脸上涂着墨汁，脖子上挂着牌子，牌子上写着各自的大名，大名上画了鲜红的X字，好像要拉出去枪毙。他们的罪行被一件件的揭发出来，就连给孩子带饭时用了一张印有伟大领袖照片的报纸包咸菜，污染了伟大领袖光辉形象的事儿也都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然而，雪亮的眼睛错过了一个陌生人，一个场部高干。
李东山在政治暴风雨到来之前完完全全地消失在云山，携妻带子来到完全陌生的汤河口。他躲过了人生中的一场灾难，躲过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汤河口农场那时已经乱成一团，他通过一个15军转业到汤河口农场的老乡，乘乱在第5生产队的畜牧班里谋取了一份差事。5队离场部30里路。那个畜牧班离5队还有3里多路。畜牧班养了一大群猪、一大群羊，由一个叫单大爷的人带领几个老弱病残的职工照管。
单大爷是从甘肃投亲来的，政治上的事儿啥也不懂，啥也不参与，整天埋头干活。他手下几个人也都是稀里糊涂的和尚。李东山把军装藏匿起来，弄了身老贫农制式的行头穿在身上。他抄着手，两手一抄，腰就自然弯下去，走起小碎步，一步等于军人标准步伐的四分之一。小碎步一走腿也自然弯曲起来。他诚惶诚恐地当起了猪倌兼羊倌，成了李大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