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报纸发展的实践证明其公共性与商业性的双重属性并不仅仅是相互依存的关系，随着报纸发展成为“大规模的事业”，公共性与商业性的矛盾日益突出。基恩即指出将商业性作为新闻自由的保障纯粹是一种理念上理想化的推演。他认为市场机制能确保公民在媒体中进行公开沟通的观点，显然是过于乐观了。因为这一观点没有看到媒体市场从多种方式对新闻自由进行限制，没有考察市场投资者和财富者的选择自由与公众接受和发表的自由之间不可避免的紧张关系。换句话说，它没有意识到，在国家保证的市场竞争机制下，建立—个公众积极参与的、传统的新闻自由的困难（基恩，2003：41）。
为了应对由此引起的对媒介专业地位的质疑，客观性理念逐渐成为新闻业的职业意识形态，它确立了新闻生产的逻辑和新闻业的使命，最准确地体现了新闻业的制作精神和新闻记者报道新闻的心智习惯（Phillips，1977，转引自黄旦，2005：91），而信息模式即是客观性理念在新闻实践中的表达。媒介专业理念的形成使得媒介在与社会需求的互动中以一种更加自觉的姿态出现，就这一点而言，德弗勒和丹尼斯所谓的“不管我们给报纸下什么定义都无关紧要，报人怎样为报纸下定义就事关重大了”（德弗勒等，1989：121）可谓切中肯綮，他们看到了媒介自我角色认知对其社会实践的影响力。
然而，信息模式并不能化解报纸公共性与商业性的结构性矛盾，它恰恰是这一矛盾的产物，它一经产生就备受争议，它更因民主政治幻象的破灭而如履薄冰，但因为信息模式既符合报纸建构专业权威的需要，又能保证媒体在新闻生产中降低成本，谋求最大经济效益。所以，信息模式一直驳而不倒。关于媒介自由与责任的争论还在继续，哈钦斯委员会的报告《一个自由而负责任的新闻界》及社会责任论的出台就是社会为了应对报纸结构性矛盾的一次努力。但是，媒介对此并非欣然领受，而是出于维护专业权威和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权衡利弊，部分妥协。于是，解读模式应运而生。
由此可以看出，媒介公共性和商业性的双重属性是美国报纸在社会中发挥作用的前提，却又是其存在的悖论，它也是美国报纸报道模式流变的最终动因，报道模式的流变过程是媒介为了应对其自身存在的结构性矛盾而不断寻找动态平衡的过程。报纸在应对社会需求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就存在于此，它会从报纸组织的利益出发，利用报纸组织的规范和文化传统对社会需求进行消解。公共新闻即是个很好的例证，在结构性矛盾框架之内试图修正这个框架都只能是“善意的尝试”（麦克切斯尼，2004：408）。赫伯特·甘斯即认为客观性原则并非不可取代，只是要发展替代性的标准，新闻界必须培养更多具有较高知识层次、能够融会贯通并能评估新闻资料的记者及编辑，以取代一些纯粹以搜集、报道新闻为主的一般新闻人员，而这将会大幅提高新闻制作的成本。因此，在社会大众或其他人(例如政府)愿意提供必要的经济支援之前，我们只得继续仰赖低成本的新闻。就为这个原因，“客观性”恐怕仍将是新闻业最主要的一项专业准则（转引自Roshco，1994：91）。
那么，到底该如何应对这样的结构性难题呢？舒德森认为虽然目前在新闻界尚无一个新理论取代客观性，还是有希望产生新理念的，因为毕竟，对客观性的不满始终存在。但这种不满如何生出新的理念，舒德森并未加以说明。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根据目前舒德森的保守对策，这种新的理念怕是很难产生，他要求记者们“既不怀疑一切，也不相信一切”（Shudson，1978：193），这种对策具有的更多的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道德力量。凯瑞认为现代传媒在这个国家的大部分政治危机中的表现都是好的，它应造就它的环境而变，应对新政治的挑战，无愧于最高法院给予它的保护。但是，就像生活中的大部分事情一样，它也被自己的成功所损毁。为了对抗现代政治权力和适应现代经济形势，传媒不得不增强其规模和实力。为了更好地代表公众，传媒却不得不与其代表的公众日益疏远了。然而在过去50年中，不断有改变这种局面的尝试出现。第一次是《一个自由而负责任的新闻界》，第二次是新新闻主义，第三次是国家新闻委员会的建立，第四次即是公共新闻（Carey，1999：58）。在凯瑞看来，媒体挽救自身公信力危机的尝试肯定还会继续下去。
但是，只要这种结构性矛盾还存在，对于媒体是否可以担当公共事业的角色的怀疑就不会消失。李普曼已经认识到考察报刊的作用不应仅停留于理论层面，而应从现实报刊的体制和结构入手，“一般说来，都承认报刊是接触超越视野以外的环境的主要工具。实际上，无论在哪里都假设报刊应该自发地为我们办事，就像原始的民主政体所想象的我们每个人都能为自己所做的那样，每天和一天两次为我们提供我们所感兴趣的所有现实世界的真实情景”（Lippmann，1965：203），但媒介服务于民主的这种假设现在需要在现实中可以证明，否则政治科学，特别是民主政治科学的一个重要前提就得不到解决。因为，当人们面对一个超出自己视野的环境时，真理和民主是自发的假设就是错误的了。遥远的事物或者复杂的事物的真相并不是不言而喻的，而汇集消息的机构是需要技术和财力的（李普曼，1989：212）。
当然，也有人将手术刀直指媒介的结构性矛盾。麦克切斯尼认为要挽救处于危机中的美国媒体，就必须进行以左派政治运动为基础的媒介结构性改革（麦克切斯尼，2004）。虽然麦克切斯尼找准了病灶，但对媒介体制的改革在美国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能否落到实处实在是个未知数。然而，对于媒介结构性矛盾的辩论和分析毕竟是解决这一难题的第一步。
最后，再次回到芝加哥学派，以杜威的一段话作为人们对理想媒介的期盼而为本书作结。在杜威那里，传播不仅是信息在不同的空间和不同的人们之间传递和扩散的过程；同时它亦是对有序、有意义的文化世界的建构和维系，而这一文化世界控制和保存了人类的行为（Carey，1989：15、18－19）。所以，传播被杜威视为“唯一的手段和唯一的最终目的”，“它是共同生活的方法和报偿，于是也有了一个值得人们热爱、赞扬和忠诚的社会”（转引自切特罗姆，1991：117）。
在经历了上个世纪黑夜一般的迷茫与虚无之后，或许不能再将芝加哥学派的乐观简单地认定为不切实际，而应该因其作为人类思维所表现出的深度和作为人类理想所企盼的高度而给予重视。如何建构一个和谐的传媒体制，这不仅仅是美国人的事，它应该成为所有期待人类和谐发展的人的共同关怀。就我国而言，虽然我们的媒介体制和美国不同，但是，在我国，媒介同样是社会关系的联结者，是社会得以可能的前提。随着对新闻事业的市场属性的认知成为共识，我国媒体也面临着商业性带来的诸多影响，而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如何使媒介更好为构建和谐社会而发挥良好的作用，也是我国新闻传播研究的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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