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自1690年至今300余年间美国报纸报道模式的流变及其原因的探究告一段落之时，本文也应该就此打住了。但似乎总觉得还缺点什么，假如尝试着问一句：既然报纸的报道模式一直在应时而变，那么，今后它还会发生什么变化呢？不是常说知史可以明今吗，明今之后再延伸一步，似乎也应该能对未来进行一下预测。预测美国报纸报道模式的未来，究其根本是追问一个问题：在美国，报纸到底是什么？而这个问题又包含两层含义：人们对理想中的报纸有何期许？而实际中的报纸又是怎样的状态？
报纸是什么？这个问题曾让罗伯特·帕克困惑不已（Park，1923：275－276）：
报纸是什么？对此有许多回答。有的说它是人民的论坛，有的说它是第四等级，也有的说它是公民自由的保护神等等。
另一方面报纸也被视为智者。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时代，受欢迎的教师对雅典人做的事情，现在报刊已为普通人做到了。
现代报纸也被指责为商业企业。‘是的，’报人说‘报纸卖的商品就是新闻。’它是真理的商店(编辑是哲学家变成的商人)。报纸以低于打电话的价格提供任何人都可以得到的日常生活的信息，使我们即使是在克雷哈姆·华莱士(Graham Wallas)在《大社会》(Great Society)一书中称之为的复杂生活中也能重获对生活有意义的民主。
而广告经理的观点又不同，对他来说，报纸是创造广告价值的中介。编辑的职责是为登广告的人提供专栏。最后，报纸还可以被理解为某种公共载体，就像铁路和邮局一样。
按照《无耻收买》一书作者的观点，报纸又是一种犯罪。大财团给报界人士的贿赂是堕落的象征。……
帕克罗列了如此之多的观点，但他的立足点却只有一个：就是报纸在社会中究竟担当什么样的角色。他最终的结论是：“在任何时候，对我们任何一个人来说，报纸是什么，或者它看起来像什么都是以我们各自的观点为转移的”（Park，1923：276）。帕克的结论是报纸担当什么角色，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期待，这完全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他的结论中有一个重要观点：即报纸的角色是多元化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足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道理。虽然这一看法符合报纸的实际，但是这个结论还是不免令人失望，这种以一千个观众心目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式的方式来解释什么是报纸并不令人满意，毕竟一千个观众心目中的那个形象都叫哈姆雷特，他到底是什么性格？同理，对于报纸到底是什么，帕克并未给予一个明确的答案。但是当我们仔细辨析帕克的描述时，其实我们可以大致将这些报纸的角色分为两类：一类为公共服务机构，人民的论坛、第四等级、人民自由的保护神、教育人民的智者、公共载体都可以归于此类；一类为赢利企业，出卖新闻的商店、广告媒介以及为追求赢利而产生的犯罪皆可归于此类。
实际上，身兼公共性与商业性的双重属性正是美国报纸这一组织机构的本质属性。而这彼此矛盾又互相依存的双重属性所构成的辩证张力正是美国报纸报道模式流变的深层根源，并且它还规制了报道模式流变的方式和方向。库利说，每个人的个体生命历史中存在两个元素，即遗传和社会，而遗传和社会在正常情况下是互补的，彼此不能在没有对方的情况下起作用（库利，2003：12－14）。库利的这一理论为理解报纸的角色提供了一个视角：虽然媒体的自我角色认知是社会化的产物，但当这种认知基本清晰以后，它就与社会处于一种互动之中，这时媒体的自我角色认知在某种意义上就类似于人的遗传性，如同人的基因使得个人在与社会持续互动的过程中保持了某种稳定性一样，报纸自身的结构性矛盾所构成的辩证张力亦使得报道模式的流变轨迹最终有章可循，而这正是报道模式流变过程中的“不变”。因为遗传与社会不再是分立的力量，所以库利认为对两者直接的度量是不可能的，但是，他认为具体情境下的间接推理却是可能的。这也为考察报纸的自我角色认知带来了希望。
报纸在美洲甫一创世就是印刷商谋生的工具，印刷商通过为北美殖民地的政治和商界精英们提供欧洲大城市的新闻和本地的船讯、商业公告、死亡、布道、政治任命、灾祸等消息而赚取钱财，广告一直是殖民地报纸的重要内容。在布尔斯廷看来，美国的报纸很早就以自己是一种商品而不是正统观念的鼓吹者自许，而这正是美国报刊的独立性和高质量的根源（布尔斯廷，1997：443）。因《印花税法案》的实施而蒙受重大经济损失的美洲殖民地报纸积极投入到独立革命中，其对公众舆论的影响力使其迅速被革命派、保皇派作为政治斗争的宣传工具。在这个大是大非，观点和立场压倒一切的时代，新闻的重要性屈从于言论之下，新闻不可避免地带有色彩和被扭曲。而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18世纪70年代。虽然新闻的发展迟缓于言论，但报纸因在革命年代显现出的对舆论的影响力而获得了新的权威，它被彰显个人权力的启蒙主义者看作是公民言论自由的载体和保障，是民意通达政府的渠道，是“第四等级”。作为政党喉舌的政党报纸，不再以赢利为目的。
布尔斯廷所谓的以需求和满足为核心的商业精神始终在美国报纸的发展过程中发挥着作用。民主政治、市场经济的确立为报纸培育了新的读者群，他们有着不同于政治、商业精英的需求，从乡村和国外进入美国都市的这批人需要一种传播媒介帮助他们与外界建立联系。而便士报通过富于人情味的故事模式成为了这群新的读者与社会发生联系的中介，而这种角色在佩恩看来，具有民主意义（Payne，1920：xv）。芝加哥学派也认为此时的大众媒体起到了恢复受工业化、城市化和移民侵蚀的大众民主和政治一体化的作用。经济独立的便士报开始以“大众生活代言人”自居。报纸积极投入到揭丑运动中，他们深刻揭露政府、企业的黑幕，积极推动社会变革，改善城市公共设施建设。所以，作为商业机构的媒体并不仅仅是像辛克莱描绘的那样，是一种罪恶，它亦成为报纸履行其公共服务职责的前提和保障。早在殖民地时期，正是报纸在经济上获得成功后，印刷商才得以摆脱对政府印务的依赖，报纸才可能成为革命思想的温床。并且，出于赢利的考虑，报纸也不可能完全漠视公众的需要，这也正是埃默里所谓的任何时候，只要现有的传播机构长期忽视了大批民众，那么最终总会有人设计出新的机构来满足这一需求的原因所在（埃默里等，2004：125）。在美国，媒体也因为具有通过刊登广告来沟通商品或服务的买方和卖方市场的功能而服务于经济制度（彼德森，1980：85）。
在基恩的理解中，自由竞争的市场理念之所以能作为媒介公共性的基础是因为很多“新闻自由”的支持者，把他们可以面对面进行沟通的传统信念嫁接到以市场为基础的媒体模式下。现代社会早期的新闻自由理想，作为反对专制体制重要的手段，来源于小规模的企业和分散的市场竞争中的普遍信念（基恩，2003）。小规模的企业和分散的市场竞争是形成大量自由民的基础，美国早期各州对选举权做出财产方面的规定，就是因为他们认为经济上对他人的依赖将妨碍个人做出独立判断，而独立判断对于选民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方纳，2003）。所以，在沟通手段中，私有财产才被看成是自由沟通的一个关键因素。而市场也被看作是保证民意自由流通的中介，它是看不见的、公正无私的、温和的。同时，市场又被看作是在一个秘密、阴谋和傲慢的专制世界里仅存的一片绿洲（基恩，2003）。基恩将市场喻为绿洲，其实是想表达市场可以成为牵制政府权力的力量。正是在这样的逻辑下，基恩认为市场竞争的特征影响到新闻出版业不足为奇，因为财产权是个人自由的基础，而将这一理念扩展到媒体中，就成为媒体私有才能保障新闻自由。
报纸公共性和商业性的依存关系不仅仅在于后者是前者的前提和基础，实际上，公共性也是商业性的基础。伊利诺伊州《丹维尔商业新闻》（Danville Commercial News）的编辑哈里森（J.H.Harrison）认为一名编辑可以将报纸视为自己的私产，但是他最大的财产却是称之为“善意”或“影响力”或“声望”或“报纸的力量”的那种特质，而他其实是靠这个在赚钱，那是他手中的一笔信托基金，是读者给予主编引导自己的权力和特权（转引自弗林特，2005：227）。哈里森对于报纸公共性的认知相当清晰，在他眼中，公共性正是商业性的基础。弗林特（Leon Nelson Fliner）也认为强要在商业性和专业行为两者之间划定界限没什么意义，因为在商业追求中不难发现专业精神，反之，在专业行为中也可以找到商业追求。尽管他也认为新闻事业不同于医疗、法律、教师或牧师等其他专业，因为这些专业都不需要由一个制造业来支撑，既生产一种商品，又负责把商品卖给公众，就像新闻业需要出版业制造和出售报纸一样（弗林特，2005：221，219）。所以，确切地说，报纸公共性与商业性的依存关系是相互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