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媒体在报道的时候，要更多说明中国的投资给东道国带来的益处。据统计，2009年境外中资企业实现境外纳税106亿美元，雇佣当地员工43.8万人。自2000年以来，中国企业在非洲的房建竣工面积累计约7000万平方米，修建道路约6万公里，电站装机容量约350万千瓦。一大批高质量项目树立了中国企业的良好形象。例如，2003年阿尔及利亚发生里氏6.7级强烈地震，中建总公司承建的5万余套“阿总统民心工程”住宅无一倒塌，被当地誉为“中国建筑——震不垮的丰碑”。
实践证明，中国对外投资合作给双方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和好处，促进了各自的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中国媒体在报道的时候，要多从这些方面入手，说明随着中国对外投资合作的深入发展，将更多地造福当地社会和人民，实现互利共赢。
其次，中国与发达国家优势互补。在与发达国家的合作过程中，中国始终坚持优势互补，互利共赢。优势互补是深化合作的前提和基础，互惠互利才能实现双赢乃至多赢。媒体在报道的时候要注意多强调这些方面。例如，2002年，国际航运市场不景气，历史悠久的美国波士顿港濒临关闭。应马萨诸塞州州长邀请，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决定调整航线挂靠该港，为9000名美国码头工人解决了就业问题。
此外，发达国家拥有先进的技术、充足的资金和高素质的技术管理人员，而中国有相对低廉的劳动力。我们能够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发达国家都能够从事，他们之所以不这样做只是为了以更低廉的价格获得所需商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加工产品出口，实际上解决了发达国家的劳动力价格高等问题。
对于一些西方国家以所谓“反倾销”之名，行贸易保护主义之实的做法，应及时予以回击，强调保护主义会减少商业机会，最终导致两败俱伤。各国要积极维护开放的贸易和投资环境，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自由化，创造国际经贸合作的有利环境，为困境中的世界经济注入新的发展动力。
（五）加强自主策划，主动设置议题
1.增强新闻策划意识
对外传播面对的是外国受众，不能以对内传播的手法从事对外传播。要淡化说教味道，增强新闻策划意识，在尊重新闻本身的写作规律的基础上，提高对外传播的效果和针对性。
当前，世界上每天发生的新闻事件不计其数，但每个人可能接受的新闻却极为有限。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外国媒体有关中国能源问题的报道能够让那么多的受众阅读并接受，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比较注重新闻策划。他们认为重要的新闻，一定会不计成本地进行深入挖掘报道，从而比较容易形成舆论合力。
中国媒体要想改变这种局面，就不能不重视新闻策划。因此，在经济问题的对外报道中，中国媒体要根据需要报道的新闻题材和媒体的特点，着力策划制定最能揭示事物本质、最有冲击力和感染力、最有希望达到预期目标的新闻报道方案。
2.提高议题设置能力
不同媒体的议题设置的能力不一样。越是有影响力的媒体，其议题设置的能力越强，它们不但为公众设置议题，而且可以为其他媒体设置议题，再塑造受众对事物的看法。有时候媒体在影响受众对事物的认知上，其作用远远超出想象。
近期外国媒体关于中国能源问题的报道即是如此。通过观察我们不难发现，外国媒体非常善于运用议题设置，左右外国受众对中国能源问题的判断。也就是说，一些外国媒体能够通过议题设置，将本媒体的观点转化为受众的观点，进而影响受众对中国能源问题的判断。
所以，中国媒体尤其是对外传播媒体必须增强主动设置议题的能力。以往中国媒体在采访报道的过程中，往往从党和政府的文件中寻章摘句，直接把红头文件变成新闻作品，这其实是缺乏主动设置议题能力的表现。从根本上来说，提高新闻媒体的议题设置能力，不仅仅是对新闻作品的内容和形式的要求，更重要的是要求新闻媒体转变观念，牢固树立主体意识，从新闻作品的内容和形式、方法和手段上推陈出新。
以能源问题为例。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能源需求总量确实有所增加，但如果按人均计算，中国人均能源消费量比发达国家要少得多。同时也应该看到，中国在新能源发展方面所取得的成绩。目前，中国水电装机全球第一、太阳能热水器利用规模全球第一、核电在建规模全球第一、风电装机增速全球第一。中国媒体完全可以围绕这些内容进行议题设置，力求在影响外国受众的同时，也使外国媒体跟进报道，逐步改变国际舆论对中国在能源问题上的片面认识。
案例十一
中国多管齐下开发新能源
《人民日报（海外版）》2007年12月12日，记者：金建军、袁星。
日前，中国国电集团负责人透露，将开发建立新疆、甘肃、内蒙古、河北、东北和东南沿海六大百万千瓦级风电基地；中国政府制定的“可再生能源与新能源国际科技合作计划”也在不久前启动。中国国家能源办副主任徐锭明在第二届中国能源战略国际论坛上表示，未来中国能源的方向是清洁、高效、多元、可持续。
小水电星罗棋布
小水电一般是指容量5万千瓦以下的水电站。中国可开发小水电资源占世界一半左右；而且，中国的小水电资源分布广泛，特别是广大农村地区和偏远山区，适合因地制宜开发利用，既可以发展地方经济，解决当地居民用电难的问题，又可以给投资人带来可观的效益回报。
据2005年统计资料，中国小水电年发电量已达1300亿千瓦时，担负着全国近1/2国土面积、1/3的县、1/4人口的供电任务。《2006－2007年中国小水电行业分析及投资咨询报告》指出，在国家各种优惠政策的鼓励下，全国掀起了一股投资建设小水电站的热潮，尤其是近年来，民企投资小水电悄然兴起。
沼气千家万户
在中国农村，许多家庭主妇正在干净明亮的厨房里以沼气为燃料，为家人烹制一日三餐，有些地方还用沼气照明、取暖、烧洗澡水。目前全国使用沼气池家庭已达到1800万户，年产沼气约70亿立方米。
中国资源综合利用协会可再生能源专业委员会主任朱俊生说：“‘十一五’期间国家拿出25个亿来发展沼气，西部地区每建一个沼气池补贴1200元，中部补贴1000元，东部补贴800元。”沼气技术已从单纯的能源利用，发展成废弃物处理和生物质多层次综合利用，并广泛地同养殖业、种植业相结合，成为发展绿色农业和巩固生态建设成果的一个重要途径。
风力发电发展迅速
朱俊生说：“最近，发展最快的是风力发电，去年装机容量增加了100万千瓦，今年肯定能增加200万千瓦。到2006年止全国风电装机容量260万千瓦，今年年底有可能突破500万千瓦。”此外，在偏远地区还有约25万台小型独立运行的风力发电机，为解决农牧民用电问题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可以预见，不远的将来人们会看到，在新疆、内蒙古以及东南沿海一些地方耸立着更多巨大的“风车”，源源不断地向千家万户提供着电力。
太阳能热水器举世独步
中国太阳能热水器的年生产量是欧洲的2倍、北美的4倍，现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太阳能热水器生产国和最大的太阳能热水器市场，并仍在以每年20％-30％的速度递增。朱俊生指出，中国太阳能热水器的产量和产能都是世界第一，已占全世界总产量的60%以上。他说：“据2006年统计，累计使用面积已经达到9000万平方米。”在中国，太阳能热水器领域已经形成较完整的产业体系，并且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技术。
虽然中国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可再生能源仍不能满足可持续发展的需要。除水力发电、太阳能热利用和沼气外，其他可再生能源的技术水平较低，缺乏技术研发能力，设备制造能力弱。对此朱俊生说：“国家目前的发展规划表明了我们对发展可再生能源的决心，现在国家加大了对可再生能源开发的投入，出台了一些优惠政策。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目前处于一个最好的阶段，也是一个最快的阶段，无论从国际大背景来说，还是从中国自身的发展现状来讲，发展可再生能源都将迎来一个黄金时期。”
纵观这篇只有一千多字的文章，十分清晰、深刻地描绘出中国开发新能源的若干画面。对于这些内容，外国受众是十分关心的。抓住他们感兴趣的内容进行报道，能逐步改变他们对中国在能源问题上的片面认识，对树立中国负责任的国家形象也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第三节 民族问题
一、实质及特点
所谓民族问题，指的是在民族关系上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矛盾问题，即民族从形成、发展直到消亡之前的各个历史阶段，不同民族和民族集团间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发生的各种矛盾。民族问题是一个社会政治问题，属于一定的历史范畴。它随着人们形成不同的民族而发生，也将随着民族差别的消失而消失。
民族问题是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由于它涉及范围十分广泛，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演变成为社会主要问题，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统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稳定和边防的巩固。
同时，民族问题内容繁杂，既包括反映民族间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综合内容，又涉及民族共同体语言、传统习俗和心理状态等诸多因素。同时，它还常常同国家关系、种族问题、宗教问题等交织在一起，使民族问题更加复杂。
二、民族问题报道的必要性
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有56个民族，少数民族有一亿多人口，分布在全国各地，民族自治地方占国土面积的64％，西部和边疆绝大部分地区都是少数民族聚居区。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民族问题始终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处理好的一个重大问题，也决定了民族工作始终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全局的一项重要工作。
因此，深入研究新形势下民族问题的特点，增强国际传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是当前中国媒体的重要责任之一。拉萨“3·14”事件和乌鲁木齐“7·5”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再次证明，中国媒体的国际传播能力虽然有所提高，但国际舆论“西强我弱”的态势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这要求中国媒体必须重视并切实加强民族问题的国际传播。
三、现有的民族问题
目前中国所面临的主要民族问题是西藏问题和新疆问题。
（一）西藏问题
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13世纪中叶元朝统一中国，整个藏族地区被纳入中央王朝的直接管辖之下。以后的明朝和清朝、中华民国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西藏都是中国的一个行政区域，这本来是一个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
但是，自18世纪开始西方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亚洲以来，一些帝国主义势力从侵略中国、争霸东亚的目的出发，对我国西藏抱有不可告人的阴谋，企图将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有计划、分阶段地制造出一个“西藏问题”，一直延续到今天，西方反华势力中的一些人仍然在极力鼓噪，并操纵利用他们豢养的达赖分裂主义集团，寻找各种时机制造“西藏问题”的事端。
所谓的“西藏问题”以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界，主要可分为两个时期：“西藏问题”前期主要是英国帝国主义制造的；后期是美国反华势力制造的。
在侵略西藏方面，英国走在其他各个列强的前面。为了把西藏纳入英国的势力范围，1888年、1903年，英国侵略者发动了两次侵略中国西藏的战争，并迫使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拉萨条约》。但清朝政府拒不签字，条约无效。在靠直接军事侵略没有达到完全控制西藏的目的之后，英国就开始策划把西藏直接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阴谋。1913年，英国政府利用袁世凯称帝心切，迫使北京政府参加英国政府提出的中、英、藏三方会议，即“西姆拉会议”。在英国的唆使下，西藏代表首次提出了“西藏独立”的口号，但当即遭到中国政府代表的拒绝。英国代表按事先策划，提出把中国藏族居住的所有地区划分为“内藏”、“外藏”两部分的所谓“折衷”方案，“内藏”包括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等省的藏族居住地区，由中国政府直接管辖；“外藏”包括西藏和西康西部地区，要求中国政府“承认外藏自治”，“不干涉其内政”。这个“折衷”方案的实质是把中国在西藏地方的主权篡改为所谓“宗主权”，使西藏在“自治”的名义下，脱离中国政府的管辖。这个方案当时遭到了全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1914年7月3日，中国政府代表陈贻范奉国内训示，拒绝在所谓“西姆拉条约”上签字，并且发表声明：“凡英国和西藏本日或他日所签订的条约或类似的文件，中国政府一概不能承认。”中国政府同时将此立场照会英国政府。会议遂以谈判破裂告终。1942年夏，西藏地方政府在英国代表的支持下突然宣布成立“外交局”，公开进行“西藏独立”活动。消息传出，遭到全国人民的同声谴责，国民政府也发出严正警告，西藏地方政府迫于压力，不得不向国民政府报告改变原议。1947年3月在新德里举行的“泛亚洲会议”，英帝国主义幕后策划邀请西藏派代表参加，把西藏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对待。经中国代表团提出严重抗议后，会议组织者不得不改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