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老派名士对女人的态度，或者眼观鼻、鼻观心，这是对朋友内眷的礼貌；或者谑浪玩弄，这是对妓女的风流。可书生若我辈者，不但不该在此全国扫黄之际有所“谑浪玩弄”，还恨不能连带着对花枝招展的妇女投以侧目。
这种态度还是有根据的，记得民国旷日持久的“新生活运动”，收效未必没有，但留下更多的是趣事，比如当日以女子烫发而为出格，运动就禁止妇女烫发。湖南常德别出奇招，竟规定全县妓女、舞女一律烫发，此令一出，非但良家妇女不再烫发，连规定要烫发的妓女、舞女们，也把头发拉直了。重庆走得更远，竟在各理发店门口高挂“烫发即是娼妓”的标语，让人望而却步。结果自然是收获甚佳，连第一夫人宋美龄也被逼得向媒体解释“禁烫”是出于“崇尚朴素”，当时还有个小小的市长竟然把“烫头”上升到中西文化之争，让人哭笑不得。
如果黑格尔的“存在即合理”在某种程度上还成立的话，其实谁也不会责备那些风尘中人，不仅不苛求今人，我们还会回想一些旧时的风流。出入风月场所本身并非恶，恶在那些场所的保护伞、亡八鸨儿之流。旧史旧文学里的青楼，甚至都是激发灵感创造力与美的地方，绝非今日“ISO的标准服务”那么俗不可耐，若一并去故纸堆里扫黄，那不知要扫掉多少好东西。且不说旧史里的名妓苏小小、李师师、洪桐县的玉堂春、投了水的杜十娘，单说那些轰轰烈烈的近人身边，那些娼门也并非俗粉。如曾因嫖妓不巧被开除的陈独秀，就久为顽主，只不过他的相好不算名流罢了。今天的话题，是让世人知道风尘中还是有铮铮的女丈夫，红楼里说女管家“裙钗一二可齐家”，青楼里也有大风流。
窑姐有时是那种有真豪情的。比如，宋人笔记里提过一个风尘女子严蕊，因朱熹挟私怨罗织她的相好唐仲友，牵连到了自己，被拿入大牢。面对严刑逼供，严蕊至死亦不愿诬告仲友。不久新任巡抚岳霖重审此案，观严蕊新填的《卜算子》便放了她。这个被后人编入《二刻拍案惊奇》的段子当然漏洞百出，显然是攻击朱子的无聊文人所作，不过严蕊自辩自况的《卜算子》算是文学史上的好句子，那句“花落花开自有时，总赖东君主”，把这位坚贞够意思的风尘女子勾勒了出来。
李敖2005年在北大演讲时也讲过一个忠义的窑姐的典故。他说俄国库布林作品叫“雅玛”里的妓院新来一个女孩，如花似玉，红得不得了，赚了很多钱。一天，她对同伴说：“我还是处女呀！”大家都讥笑她不正常。她解释：“你们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是共产党，为了我的党，为了我们的主义，我们需要钱，需要我来卖。赚的钱来帮助俄国革命。我是在做伟大的卖身，可精神上我是处女。”
这个段子很快在各大社区红遍，证明了许多主义还是认可主观唯心主义观点的。我一直疑心这个段子是李敖大师杜撰的，因苦于没有找到出处，不过也深服小说中这位小姐形象的伟大。直到请教颜胖师弟，才知道这位俄国现实主义作家通常的译名叫库普林，全名Kuprin，Aleksandr Ivanovich（1870-1938），那本《雅玛》现在又被翻译成《火坑》或者《亚玛街》。俄文“яма”音就是“雅玛”，本意是“坑”。小说《雅玛》创作于1909年-1915年间，反映的是沙俄时代腐朽糜烂的妓院生活，这大约与我们的《海上花》差不多时代，不过我们这里的笔触显然更现实、更平和一点。贾植芳先生说他在日本时去丸善书店淘到过这本《玛雅》，不过它长期在苏联作为禁书，我们的译介与赏析也停留在批判罪恶腐朽的沙俄与娼妓制度。这几日随手翻翻，实在觉得未必，只不过李大师提的段子还是没在国内版上找到，但不得不承认李敖看书还是颇有眼光的。
如今所谓文化气息浓厚的福州路，民国时有一片著名的高档妓院“会乐里”。有人说福州路整条都是红灯区，那也未必。尽管《申报》《新闻报》等近代大报早早入主四马路，但显然还是风月在民国时，成了四马路的重要符号。当日社会的妓院分几等，一种分法是“书寓”“长三”“幺二”和“野鸡”。妓女要取得最高等书寓的名号，要进行考核，内容有说书唱曲不一，大概还是明清以来青楼里的传统，至于禁止留客过夜之类的要求，也显得书寓不同于一般的窑子吧。陈洁如便自述是“会乐里”的“长三书寓”出来的。这说法有些蹊跷，不过她确实跟过蒋介石一段时间，这个是没问题的。
除此之外，其他自述则破绽百出，只须看《陈洁如回忆录》记录他俩见面的事，便可窥测出来。他俩初见是1919年夏在张静江家，同在的还有孙中山、戴季陶。那时陈洁如才13岁。蒋介石对陈洁如很感兴趣，在张家大门口等着陈洁如，并要陈的地址以便去看望她；陈洁如还故意说错自己的地址，但蒋居然找到了陈的家。在陈洁如母亲的干预下，蒋介石一开始没能追到手。两人再次在张静江家相逢，在蒋的强烈要求下，陈终于答应，又辗转在她母亲的干预下与蒋成亲。如果这段自述纯粹出自陈洁如这位文化水平不甚高明人之手，那我们可以从中看出其潜意识中浓重的妓院痕迹。那位干预她情感的“母亲”像极了老鸨的身份，那个蒋介石随意便能找到的陈家住址，自然就是“会乐里”的“长三”所在。陈洁如拉上的张静江，当日也是身在上海的党国名流，估计也时常出入其中，那戴季陶更是十足的风流小生。这些人“被”同时出现，很可能就是陈潜意识里最熟悉的“长三”场所了。只是看陈的照片，估计未必是当日第一流的“书寓先生”，不过毕竟跟过好汉名流，陈洁如也成为“会乐里”身后最红的长三了。
同样是妓女，有小凤仙一般，助蔡锷脱离险境，成就正义之名，也是大家熟知的民国往事；但还有一位从良的妓女正好相反，相好却因为她而深陷囹圄，那就是向忠发与杨秀贞。不过杨秀贞没有什么过错，甚至在后人的回忆里，她在狱中的表现还远胜向忠发。那是1931年，红色特工领袖顾顺章叛变，时任中共总书记的向忠发接到命令转移离开上海，可他恋恋不舍这位如夫人，而未服从组织的安排，两人迅速被捕。那位陈仲甫之后的总书记在被捕之后第二天就被枪毙了。而且据很多人记载，他死前变节了，可谓死得非常狼狈，不过近年也有替向书记翻案的文章。解放后的1967年，周恩来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明确指出过向忠发的叛变，后来周又在一次谈话中说，向忠发这个总书记，在上海住着好房子，还搞了一个名叫杨秀贞的妓女，每天吃喝玩乐。杨秀贞被捕后，还不承认向忠发是党员，可是向忠发被捕后立即承认自己是党员，并做了叛徒，“他的节操还不如妓女”——这句话像盖棺定论一样，压得向书记永世不得翻身。周当时是上海中央的实际领袖，他当然有发言权，不过向忠发的确没有出卖同志，关向应等被捕的高级干部并没有因之被揭发，这比之顾顺章叛变后，恽代英、蔡和森等相继牺牲来看，可以明白很多。不过杨秀贞应该算一位平凡而倔强的风尘女子，流传她扇向书记耳光的段子，有几分女中豪杰的意思。
记得陈寅恪先生表彰柳如是时说，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况出于婉娈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而又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厚诬之人哉？
我也深以为娼门之中，犹有不凡之人，上面这些旧日里青楼书寓“豪杰”的随想，都是由最近东莞乃至全国扫黄而来的。当然申明一下，我等是坚决和党中央站在一条路上的，因为我们既没钱没闲去那里消费，也看不惯那些出入其中的伤风败俗、“贼天杀男盗女娼的狗骨秃”（《金瓶梅》里平安骂白贲光），所以在连天的谴责声与不道德的口水中，我也正义地吐上我表示唾弃的唾沫。就算在网络上个别媒体奇怪的论调诸如“东莞不哭”“东莞挺住”，我看得也不太能容忍，并疑心言说者是秦楼楚馆的常客如薛蛮子一类的人物了。听说有人跟我一样痛恨这些有伤风化的行为，有位“扫黄老人”王秀勇，不过知道他的举动后，我还是震惊了：他举报窑子被警方称“这么大岁数就别管了”，他就学张松献图，绘制“虎穴淫窝图”待刘使君入川。这等义举足以勒石纪念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