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以前的旧文化人都好治水,尤其是治黄河,其中既有现实原因——黄河的桀骜不驯所致,也有文人主观经时济世的理想,唐宋八大家中,北宋那六个,都喜欢谈治河;晚清以来也有靠会治水博得科名的,如《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就颇擅此道——不过,治长江似乎没有这么多旧时传统,除了1919年时尚遥遥“蜗居”广州的孙中山提出的“建国方略”里,说要在长江造坝外,就剩站在如今的三峡大坝下,感受现代版的苍凉与孤寂了。
甚至,这种无奈仿佛都沾不到深潜水中的文物或古县城那种尘土气,最多不过是生活在此的一代代人层累的记忆空落。这些,能轻易地在讲三峡的电影里找到。比如,贾樟柯的《三峡好人》里,黑摩的车主将主人公韩三明拉到“四川省奉节县青石街5号”,指着江水中的长青草的土包包说,那就是青石街5号。三明责怪其明知道被水淹了还骗他五元钱;的哥说,又不是我让它淹的,是三峡工程淹的,并指着一艘船说,那下面就是自己原来的家。赵本山的《落叶归根》的最后,一个樵子说,水位都淹到156米,居民都搬走了。果然本山和孙海英警官来到三峡边亡友的老家,从倒塌的门板上看到亡友孩子的留言,说是搬去了宜昌。本山抱着骨灰盒,满脸惆怅,还带出了赵氏一贯的黑色幽默。
所以,今天讲三峡,若聊这种文艺电影还是会有隔空呻吟的味道。若只说治水,更不是谁人都能懂的,平白让人扫兴——不妨讲些大坝下的,被大坝淹没的那些人文景点,唤起大家的记忆,或许还显得有趣些。至于如今看不到的美景,包括深潜水中不见天日,或移至他处的——有位叫毕克官的学者统计,被淹的就有八百多处无价之宝——会不会有些可惜了呢?其实也未必。谁都知道我天朝地大物博,从来不会稀罕丢了、弄坏些旧物古董而妨害古国盛名的。想到此,我也可以心安地历数记忆中三峡周围的美景了。
人文语境之中,长江三峡就是国人说不完的话题,因为三峡里囊括了古往今来对其不停的关注,从游高唐的楚怀王到三峡边出生的昭君,尚有位还江陵的李白,再到现代史上“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这句毛泽东畅游长江后的想象。人们熟知的黄万里与张光斗之争外,著名的孙越崎老人也说大坝“害多利少”“不容欺上压下,祸国殃民”,都是三峡无尽的文化色彩。记得一次央视记者采访张光斗,张光斗说:“我当年就不赞成修三门峡坝,结果他们不听。”黄万里之子看后说:“我仿佛看到跪着的秦桧突然从岳王庙前站起来喊道:‘当年我要直捣黄龙去抗金,但岳飞不干!’”这个听起来让人哭笑不得的段子,倒可以证明,三峡本身的文化含义之深重。
唐德刚把屈辱激昂的近代历史,比作历史的“三峡”,终究要走过,过了这一段,就风平浪静。三峡的近代史,反过来也是成立的。三峡带来的阵痛,似乎也是过得去的。比如受影响最大的重要文物、三峡旅游重要的景点之一,首先就有涪陵白鹤梁,如今看来,只是换了一种存在的方法。这块“世界第一古代水文站”因蓄水需要,必须长眠在水坝底了,尽管它在过去的一千多年里,实际也没露出多少部位来——往年每年12月到次年3月长江水枯时,江面会露出水面的一块长约1600米、宽15米的天然巨型石梁。白鹤梁名字的由来,与北魏末年枭雄尔朱荣的一个族人尔朱通微有关,受到迫害而得神力漂流长江而不死,来到石梁修行,最终骑了白鹤飞走。根据石梁上的石刻记载着通微道人道士的身份,传说大概是唐人敷衍出来的。梁上存有历代九组石鱼图,最早的石鱼有两尾,现残存一尾,这便是人们所说的“唐人所见鱼”。康熙二十四年,涪州州牧萧星拱命石工镌刻了双鲤石鱼来替代唐鱼,双鲤鱼眼相当于川江航道部门当地水尺零点,而鱼腹高又相当于涪陵现在水位站历年枯水位的平均值,此为我国科学与艺术高度结合的典型范式。唐鱼的眼睛为长江中上游的零点水位,相当于海拔137.91米高程。此水文记录比英国在武汉江汉馆设计的水尺标点早1100年。因此享有“世界第一古代水文站”之誉。
石梁上题刻的时间跨度,上自唐广德元年(公元763年),止于1963年2月15日涪陵文化馆最后题刻落笔,刚好1200年。不仅如此,梁上刻着历代名人真迹,名家如黄庭坚、晁公道、黄寿、朱昂、王士祯等共三百多人所题三万余字,荟萃唐宋诸家书体,其中以“苏黄”之一的黄庭坚题写“元符庚辰涪翁来”为最盛。更有趣的是,淹没它的三峡工程及之前的葛洲坝,都参考过白鹤梁水文题刻,如三峡大坝之175米水位高程是以白鹤梁一千多年的洪水记录为依据。
如今的白鹤梁,虽然参访起来不如古人方便,但还是保护得非常周到的,现在小学里有篇不怎么有名的课文叫《白鹤梁的沉浮》,讲的就是为这座古代文水文站建“白鹤梁水下博物馆”的事,总算是一件颇有意义的事。这石梁似乎不再会每年按时浮出水面,不过这如同中国水文化中“神圣预备”的传统,看似不可能而变得让人期待,如黄河跃龙马河图、洛水浮神龟洛书一样,等伏羲据河图洛书演八卦,或是大禹治水时河伯献河图、宓妃献洛书——这江里唐鱼浮水,或许又会是一个尧舜时代了。
水位上升后,石梁尚且可以沉于水底展示,古建筑群就不方便如千岛湖下的淳安古镇那样,成为江中的亚特兰蒂斯。所以三峡也搬走了几个比较著名的景点,比如祭祀猛张飞的张桓侯祠、纪念屈原的屈原祠。屈原自己是楚人,投水在汨罗,祀在两湖自然没有问题;祭祀燕人张翼德大概是因为《三国演义》里说他为兄报仇、出征东吴,未发兵就被手下暗算在江边,倒成就了湖北祭祀幽燕人的佳话。鉴于祠祀制度在明代才被官方弘扬,这些现存的遗迹,至多也是近世以来的产物,远非秦汉时旧迹,虽说遗憾,但能恢复也不算损失很大。最有趣的是屈原祠,葛洲坝蓄水搬迁过一次,三峡又不得不让他再次让位搬迁,这位投水的大文学家,到最后还是拗不过水德泱泱。搬迁虽是无奈,不过还有更为无奈的保护办法,就是山峦变孤岛的方法。比如重庆的石宝寨,作为全国唯一一座穿斗式构架的高层木建筑,背靠玉印山,可谓真正“山寨”合一,因地势较高不至于被淹没,但在三峡蓄水后成了一座孤岛,四面被水环绕。不过说到孤岛呈现的,最著名的自然是白帝城。
白帝城之所以闻名于世,一是李白的名句“朝辞白帝”,还有一个是从《三国演义》里的重要桥段“白帝托孤”来的,倒把原来的正神“白帝”公孙述给忽略了。托孤的事情虽然在正史《三国志》中也有记载,但明清民间对三国的知识大略都来自那部流行的小说,鲁迅的《风波》里那位赵七爷,因为熟读三国而成为方圆30里以内“唯一的出色人物兼学问家”。托孤之类的情节,永远是小说比正史精彩,比如刘备对诸葛亮说的“可辅则辅之,要么自己可以取而代之”的话,可算是小说家能窥破大英雄的心机。可诸葛亮连马谡“言过其实、不堪大任”都没听,自然是要成就白帝托孤之实,而没有后代刘裕、杨坚或者袁世凯欺负人家“孤儿寡妇族”的意思。大家都知道,诸葛亮之后还是收拾了那位一起的顾命大臣李严,比起金二胖托孤时“不要姑父”的段子,三胖大概是学宗主先贤过了头了。
三峡水库蓄水至175米高程时,只淹到白帝山下,由三面环水变为四面环水,旧时“子阳城”不复存在,至多是个“白帝岛”了。高山而变小坻屿,白帝城外,巫山十二峰如神女峰等也是受害者,虽说一千多米的高峰少了几十米影响不见大,不过原来险峻的峡谷景观,还是逊色一些。而白帝城水下则多了被淹的景点,如八阵图、杜甫草堂、永安宫等,不过大多也是后人附会的,损失未必很大吧。只有刚刨出不久的宋城遗址,又被淹了回去,多少可惜了点。此外,沿三峡的丰都高家镇遗址、丁房双阙、酆都“鬼城”也不是搬迁就是受水。西方炼狱、地狱之中都是熊熊烈火,我们却让阴曹地府搬去了水下,这是东西方水火不相容的另一个表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