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公元1895—1976），生于福建龙溪（现福建漳州龙海）人。原名和乐，后改玉堂，又改语堂。笔名毛驴、宰予、岂青等，中国当代著名学者、文学家、语言学家。早年留学国外，回国后在北京大学等著名大学任教，1966年定居台湾，一生著述颇丰。
廖翠凤，鼓浪屿首富廖家的二小姐，1919年1月9日与林语堂结婚。
“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林语堂，在中国最早提出将Humour译成“幽默”。而他的幽默代表作，顶尖级的就是两段笑话：一是1961年在巴西的一次国际会议上，他说：“世界大同的理想生活，就是住在英国的乡村，屋子里装有美国的水电煤气管子，有个中国厨子，娶个日本太太，再找个法国情人。”二是1966年回到中国台湾不久，在台北一所大学参加毕业典礼，名流依次演讲，别人都是长篇大论，轮到他已经11点半，快吃中午饭了，他站起来说：“绅士的演说要像女人的迷你裙，愈短愈好。”当然，这样一位看上去“花心”的大师，也说过这样的话：“看一个文化人，就要看在这个文化里长大的人是变成怎样的丈夫和妻子，父亲和母亲。”
林语堂于20世纪30年代初期在上海创办《论语》半月刊，举起了幽默大旗，提倡小品文，以“闲适之笔调，语出性灵”为号召，进行写作和编辑实践，大获成功。《论语》的发行量仅次于《东方杂志》和《生活周刊》，在大学生中尤受欢迎。罗家伦博士说：“想在大学布告栏里宣布什么，只要在《论语》半月刊登个广告就行了。”从此，人们便给他戴上“幽默大师”的桂冠。
林语堂一生写作出版了近百种书（其中30多种是用英文写的），林氏其人也躲在厚厚的著作中，让人痴迷，其实他的爱情故事又何尝不是一部精彩绝伦的大作！
林语堂出生于福建漳州城内，童年是在故乡平和县板仔乡度过的，从小，他就有位青梅竹马的“意中人”，姑娘是他母亲义女的女儿，外号叫“橄榄”，喊林语堂为“五舅”。橄榄与五舅年龄相差无几，常在一起玩耍，抓鲦鱼，摸小龙虾。“她蹲在小溪里，蝴蝶落在发梢，缓步徐行，蝴蝶居然没有飞走。”这情景林语堂直到80岁仍如在眼前。可见自然的爱萌发于细微末节，并非重大事件。橄榄体型瘦弱，长一张瓜子脸，个性倔强，目光忧郁，总像心事重重，平时穿一袭黑衣干活，到星期天换上浅蓝色旗袍，非常迷人。林语堂与橄榄自觉是理想的伴侣，相亲相爱，橄榄向他献出无私的爱心，而不求回报。如此青梅竹马的一对，最后却无奈地分开了。当林语堂到上海读圣约翰大学时向她求婚，她未允诺。她不愿随林语堂背井离乡，远走高飞。她的祖父双目失明，随时需要她搀扶、伺候。她认定家乡什么都有，有最好的水果、鱼类、瓜菜和迷人的山水。分手的时候，橄榄站在悬崖上，头顶青天，发丝随风飞舞，那身影定格在林语堂的脑海中。林语堂到了北京后她则嫁给了板仔乡的一个商人。为此，若干年后林语堂写了一部自传体小说，名为《赖柏英》，赖柏英就是他的第一个恋人橄榄的化身。
林语堂的第二个恋人，是他朋友的妹妹C君。C君是个大美人，林语堂从圣约翰大学回来，常到朋友家小坐，一来二去，爱上了C君，但C君的父亲却看中一个名门阔少。当时子女的婚姻由父母包办，林语堂无可奈何，为此非常痛苦，闷闷不乐，身边的人都看出来了，半夜里母亲提一盏马灯到林语堂房里，问他有什么心事，林语堂失声大哭，哭得很伤心。
林语堂的妻子廖翠凤是他的第三位恋人。廖翠凤是鼓浪屿的首富廖家的二小姐，林语堂与她的兄弟很有交情，应邀去廖家吃饭。席间林语堂觉得有一双眼睛在偷看他（后来廖翠凤说是看他吃几碗饭），接着又发现他远行换下来的脏衣服被廖翠凤拿去洗了。后来廖翠凤上了圣玛丽亚书院，她听说林语堂在圣约翰大学读大二时连续三次上台领奖，大出风头，对林语堂更有了钦佩之情。而当二人拟订终身时，廖翠凤的母亲却有异议，说：“和乐（林语堂的本名）是牧师的儿子，家里很穷。”廖翠凤却坚决果断地说：“贫穷算不了什么。”就是这句话一锤定音，成就了林语堂与她的婚姻。
1919年1月9日，林语堂与廖翠凤结婚。那时，他已在清华大学当了三年英文教员，并且准备到美国哈佛大学留学。结婚之前的那个晚上，林语堂请求与母亲同床。小时候，他习惯玩母亲乳房，直到10岁才改掉这个毛病。母子关系一向很亲密，林语堂意识到再也不能同母亲同床睡觉了，想陪伴母亲一夜。次日，林语堂去廖家迎亲，把象征吉祥的龙眼茶喝了，连龙眼也全部吃光。结婚后，父亲送他到上海，他征得廖翠凤的同意，将结婚证书烧掉了，他说“结婚证书只有离婚才用得上”。烧掉结婚证书，表示了他们永远相爱、白头偕老的决心。这对新婚夫妇，在横渡太平洋的轮船上度蜜月。他们成天躲在船舱里，一同赴美留学的清华学子还大开玩笑，殊不知是廖翠凤盲肠炎发作，疼痛难忍，需要照顾。林语堂急得没有办法，想到夏威夷上岸做手术，可廖翠凤带的1000元嫁妆不敢动。因赴美留学，清华只提供单程船票，每个月只40美元的助学金。有廖翠凤的1000元嫁妆垫底，他们才成行的，若割盲肠用光了，到了美国怎么办？后来廖翠凤痛苦减轻，就省下了这笔钱，准备上了岸再治。抵达美国，到了哈佛，林语堂找到一位天主教医生给廖翠凤看病、检查、做手术，切除了盲肠。解除后顾之忧，林语堂可以安心读书了。
在哈佛读了一年，尽管林语堂的每门功课都是甲等成绩，助学金却被留学生总管施赞元停了。林语堂没法再待下去，恰逢美国的基督教青年会招募华工去法国乐库索城，他只好前往应征。在法国，林语堂用常见的1000字，为中国劳工编了一本教材，教中国劳工学文化。廖翠凤向一位法国女士学习法文，变成了莫逆之交。他们通过打工，存下了一些钱，这时德国马克贬值，他们便到了德国。林语堂先在歌德的故乡耶鲁大学攻读莎士比亚，获得硕士学位，又到莱比锡大学攻读比较语言学。经济困难时，廖翠凤只得变卖首饰以维持生活。外国人对玉器没有兴趣，每件首饰都卖不上好价钱。廖翠凤虽然心疼得像割自己身上的肉一般，也不得不贱价卖掉。每当此时，林语堂总是安慰她说：“凤，以后我挣了钱，再买给你。”廖翠凤并不计较这些，依然相濡以沫地支持林语堂。林语堂除上博士课程外，还与廖翠凤一起上英文课程，二人宛若兄妹。当时他们住在郊外，房东太太是个寂寞的寡妇，靠啤酒和腌肉过活，成天抽烟。寡妇拿自己写的诗给林语堂看，存心勾引他。有一次林语堂经过她的门口，她突然晕倒，要林语堂扶她起来，林语堂看出她的用意，连忙喊翠凤，寡妇就假装清醒了，两人会意而笑。终其一生，林语堂在操守上可以说是绝对纯洁的。美色当前，欣赏一番，幽他一默，亦不讳其所好，唯不越雷池一步。有一位与著名乐评家离婚的美国女士问他：“林博士，你们夫妻之间没有‘问题’吗？”林语堂回答说：“没有。”那女士非常惊讶，看出中国婚姻与美国不同。
结婚快4年了，廖翠凤才敢怀孕。由于经费不足，他们不得不决定回国分娩。此时，林语堂正在准备着博士考试。林语堂上学以来，从不把考试当一回事，他的老主意就是只求及格，不临时抱佛脚，所以绝不惊慌；而廖翠凤却胆战心惊，替他着急。
博士论文考试的最后口试，林语堂要从这个教授房间跑到另一个教授房间，轮番答辩，挺着大肚子的廖翠凤在外面焦急地等待着，倚闾而望。已到12点了，林语堂才出来，廖翠凤问：“怎么样啊？”林语堂说：“合格了！”廖翠凤就在大街上给了他一吻。这一吻，宣告了林语堂学生时代的结束，他获得了莱比锡大学的语言学博士学位。
1927年至1936年，林语堂在上海，先住在善钟路的一套西式公寓里，后在愚园路置了花园洋房。林公馆内，草木四季常青，仅白杨树就有40多棵，还有空地可以种番茄、芹菜、南瓜之类，雇有厨师、保姆、女仆、书童，廖翠凤已是阔绰的林夫人了。1936年应赛珍珠之邀赴美写作，林语堂将房子和家具标价出售，虽是亲兄弟买下了，他也照收款。8月1日林语堂夫妇带着三个孩子登上豪华客轮“胡佛总统号”离沪赴美，与1919年新婚时赴美留学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
到了美国，一家人先住在宾夕法尼亚省的乡村里，觉得不方便，后迁居纽约，在中央公园西沿的一座大厦的七楼安了家。美国的劳动力没上海那么廉价，林语堂出于写作需要，雇了一个秘书，专职仆人却雇不起了，只能用钟点工。家务劳动的重担就压在了林夫人肩上。
虽说林语堂和廖翠凤婚后日子还算不错，可因为家庭背景、受教育经历、脾气秉性大不相同，两人的生活还真有点特别。林语堂出生于一个快乐的牧师家庭，崇尚个性自由，不拘规矩。廖翠凤在重男轻女的旧式大家庭长大，一言一行都要符合大家庭的生存规则。基督教的清规戒律也要求她忍辱负重，吃苦耐劳。虽然婚后林语堂一直教她遇事乐观，享受人生，可幼时的教育已经在她的性格上扎根，她严肃地过着每一天。
林语堂讨厌一切形式上的束缚，如领带、裤腰带、鞋带儿。廖翠凤每次出门却非得打扮齐整，胸针、手表、耳环，连衣服边脚的皱褶也得熨帖，一个端庄而有教养的太太所需的东西，她都一丝不苟地完成。她还要求林语堂这样做。她常常盯着林语堂看，林语堂不等她开口，就学她的口吻说：“堂呀，你有眼屎，你的鼻孔毛要剪了，你的牙齿给香烟熏黑了，要多用牙膏刷刷，你今天下午要去理发了……”廖翠凤不仅不生气，反而得意地说：“我有什么不对？面子是要顾的嘛。”林语堂从这样的对话中发掘了无限的乐趣。
吃饭时，林语堂专拣肉吃，而廖翠凤却偏爱吃鱼。林语堂爱吃翅膀儿、鸡肫、鸡脖子，凡是讲究吃的人爱吃的东西，他都喜欢吃，可廖翠凤从来只拣切得周正的肉块吃，如鸡胸或鸡腿。
林语堂是读书人，有着读书人的多愁善感，有时情绪激动，见残月感怀，见落花伤心。廖翠凤对除语堂以外的一切艺术家都抱着钱庄女儿的怀疑。邋遢的画家、长发的诗人、街头卖唱的流浪艺人，她一概觉得是精神病的同义语。两人到雅典卫城参观。庄严肃穆的古城墙，深蓝幽静的爱琴海，林语堂对人类的巧夺天工和大自然的奇妙高唱颂歌，而廖翠凤捶捶酸疼的小腿，不屑一顾地说：“我才不要住在这里！买一块肥皂还要下山，多不方便！”林语堂哑然失笑。廖翠凤说的是实在话，林语堂欣赏这样的现实态度，因为它真实而不虚伪。
廖翠凤是尘世的、精明的。一个在精神的海洋里漫游的作家就需要这样的妻子。每当林语堂合上书，搁下笔，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尼采等离他远去，一桌热气腾腾的可口饭菜，还有笑吟吟的妻子、温馨的家在等着他，幸福的感觉就慢慢充盈整个心房。
林语堂常说：“我好比一个气球，她就是沉重的坠头儿，若不是她拉着，我还不知要飞到哪儿去呢。”
廖翠凤以中国传统女性的温良恭俭容纳了林语堂所有的放肆和不安分。林语堂的自由天性也只有在这样的妻子面前才能舒展。他还是像坂仔那个调皮的山乡孩子，时时出怪主意，作弄老实的廖翠凤。有时，林语堂故意把烟斗藏起来，叫着，凤，我的烟斗不见了！廖翠凤急忙放下手中的活，说，堂啊，慢慢找，别着急。廖翠凤满屋子翻找，林语堂则燃起烟斗，欣赏妻子忙乱的神情。
有女儿后，林语堂就随着女儿管廖翠凤叫“妈”。他从书房出来，总是像小孩子般地问：“妈在哪里？”有时腻烦廖翠凤的管教，林语堂也会说：“我以为我早就小学毕业了。”廖翠凤不说话，笑眯眯地看着林语堂，林语堂就乖乖地做廖翠凤交代的事。
林语堂对此有感而发：“才华过人的诗人和一个平实精明的女人在一起生活之时，往往是显得富有智慧的不是那个诗人丈夫，而是那个平实精明的妻子。”
林语堂说《浮生六记》里的芸娘是中国文学里最可爱的女人。“红袖添香夜读书”，芸娘陪着丈夫沈复读书求学，鉴画作词。她一心对沈复好，看见一位漂亮的歌妓，想方设法为沈复娶做妾。歌妓被达官抢走，她气得生了场大病，竟死了。《京华烟云》里的姚木兰有不少芸娘的影子。
林语堂也很崇拜明末清初的李香君。李香君以弱女子之身，怒斥魏忠贤的干儿子们，林语堂称她为奇女子。他托友人重金求得一幅李香君的画像，终日带在身边。他还为李香君题了一首“歪诗”：
香君一个娘子，血染桃花扇子。义气照耀千古，羞杀须眉男子。
香君一个娘子，性格是个蛮子。悬在斋中壁上，叫我知所观止。
如今这个天下，谁复是个蛮子？大家朝秦暮楚，成个什么样子？
当今这个天下，都是贩子骗子。我思古代美人，不至出甚乱子。
相较于芸娘和李香君，廖翠凤只是个再普通不过的家庭妇女。她不爱打扮，不赶时髦，头上梳个简单的髻，穿着样式普通的旗袍。她不懂林语堂嗜之如命的哲学、文学，对国家大事也毫不关心。但这些都无损她做林语堂的好太太。
廖翠凤是家中的“总司令”，她管理家政，指挥所有人的行动。不爱做家务的林语堂也必须负责饭后的洗碗碟工作。不过，林语堂每次洗碗都是大阵势，打碎碗碟的声浪不绝于耳。廖翠凤算算账，发现让林语堂洗碗实在不合算，就免了他的任务。林语堂高兴地去捏廖翠凤的鼻子。廖翠凤也笑起来，她向来自信她的鼻子又尖又挺直，最喜欢人家赞美。可看见林语堂那么高兴，廖翠凤又不禁怀疑，语堂是不是故意打碎的？
一星期一次的大清洗时，林语堂再怎么赞美妻子的鼻子，也无济于事了。廖翠凤让女工开着真空吸尘器像坦克一样轰隆隆地驶进每一个房间，林语堂跳着脚，“哎呀，凤啊，等我写完再让她清理书房，可以吗？”“不行，”廖翠凤说，“她吸完尘还要洗厨房的地板呢！”
厨房是廖翠凤的专属领域。她可以把一堆凌乱的杂物做出美味的饭菜。林语堂有时候跑进厨房，看着妻子做饭的样子，然后说：“看呀！一定要用左手拿铲子，做出来的饭菜才香！”廖翠凤不耐烦地说：“堂啊，不要站在这里唆，快出去！”女儿们笑话林语堂，他告诉她们：“我们都要听妈妈的话！”廖翠凤喜欢谈论家事，回忆过去，林语堂就坐在椅子上，点燃烟斗，不出任何声音，静静地听廖翠凤的唠叨。他笑称：“怎样做个好丈夫？就是太太在喜欢的时候，你跟着她喜欢，可是太太生气的时候，你不要跟着她生气。”
当时的文化名人大多抛弃了旧家庭的发妻，另找了时髦的知识女性。丈夫成名以后，廖翠凤担心他也会喜新厌旧。林语堂安慰她：“凤啊，你放心，我才不要什么才女为妻，我要的是贤妻良母，你就是。”他很讨厌矫揉造作、故作娇弱的女性。有一次看见当红明星林黛，林语堂很不喜欢。他说：“东方美丽的标准是板面、无胸、无臀、无趾的动物——一个无曲线的神偶，我要拿她来做木工的神尺。”
有时兴致起来，林语堂也会跟朋友们到三条书院“打茶围”。不过，像林语堂这样偶尔来一次的客人，是不会有出轨机会的。他曾经很喜欢一个叫“富春老六”的名妓，还给她写过好几篇捧场的文章。相熟的人知道，他只是喜欢而已，和他喜欢芸娘和李香君没什么两样。
林语堂有很多女性朋友，但“总以为他那些漂亮动人的女朋友，对他妻子比对他还亲密”。廖翠凤有时候会当众对他表示佩服，他不吝自我赞美，但决不肯在自己的书前写：“献给吾妻……”他说，那未免显得过于公开了。
抗战初期，林语堂写了不少文章宣传抗日，廖翠凤也走出家门，担任了纽约华侨妇女发起的救济会的副会长。每天从上午11点到下午4点半，她到第57街的救济会办公室上班，向纽约的贵妇人们宣传抗日，开展募捐活动，还召集救济中国难民和孤儿的各种会议。
廖副会长向救济会提出的许多建议和计划，常常令人拍案叫绝。时间一长，她才透露其中奥妙。林语堂不仅支持夫人从事社会活动，还对救济会的工作很感兴趣，经常为廖翠凤出谋划策，夫唱妇随，锦囊妙计皆出自幽默大师。
有杂志采访他们，问多年婚姻的秘诀，夫妻俩抢着说，只有两个字，“给”和“受”，只是给予，不在乎得到，才能是完满的婚姻。廖翠凤实在地总结了几条：“不要在朋友的面前诉说自己丈夫的不是；不要养成当面骂丈夫的坏习惯；不要自己以为聪明；不要平时说大话，临到困难时又袖手旁观。”林语堂则饱含深情地说：“婚姻生活，如渡大海，风波是一定有的。婚姻是叫两个个性不同的人去过同一种生活。女人的美不是在脸孔上，是在心灵上。等到你失败了，而她还鼓励你，你遭诬陷了，而她还相信你，那时她是真正美的。你看她教养督责儿女，看到她的牺牲、温柔、谅解、操持、忍耐，那时，你要称她为安琪儿，是可以的。”
林语堂在美国住了30年，既没有入美国籍，也没有办长住的绿卡，只带着中国的一张护照。思乡之情使他1966年回到中国台湾。
1969年，林语堂和廖翠凤结婚半个世纪。在林语堂的授意下，亲朋好友为他们举办了盛大的金婚纪念晚会。林语堂送给廖翠凤一个手镯，他说，是为了表彰她这么多年来坚定不移守护着家，以及多次的自我牺牲。廖翠凤想起结婚伊始，林语堂撕婚书时的坚决，百感交集。
手镯上刻着若艾利（James Whitcomb Riley）那首著名的《老情人》（An Old Sweetheart）：
同心如牵挂 一缕情依依
岁月如梭逝 银丝鬓已稀
幽冥倘异路 仙府应凄凄
若欲开口笑 除非相见时
林语堂幽默地说，我送了她一枚胸章，表彰她当年强有力的决定，50年来一次又一次为家庭的幸福做出的牺牲。
1976年3月26日林语堂逝世于中国香港，廖翠凤将他的灵柩运到中国台湾，埋葬于林家庭院的后园，廖翠凤仍与他终日厮守。
林语堂的女儿们说：“天下再没有像爸爸妈妈那么不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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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是才华过人的学者，一个是平实精明的普通女人，无论从文化水平还是性情习惯上讲，两人的差别都很大。如果凡事斤斤计较的话，他们的日子是很难过得下去的，可是，令人欣慰的是，他们却将诸多差别化成了婚姻中的有效互补。这就使得他们的婚姻成了优化组合。看来，“没有共同语言”的夫妻生活同样会过得有滋有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