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公元1904—2005），原名李尧棠，字芾甘，四川成都人，祖籍浙江嘉兴。代表作有“爱情三部曲”《雾》《雨》《电》；“激流三部曲”《家》《春》《秋》；散文集《随想录》。现代文学家、翻译家、出版家，“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中国现代文坛的巨匠。
萧珊（公元1917—1972），原名陈蕴珍，乳名长春，鄞县人。1936年认识巴金，在巴金鼓励下，开始文学创作，处女作《在伤兵医院》发表于茅盾主编的《烽火》杂志。新中国成立后，参加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任《上海文学》《收获》编辑，兼事文学翻译。病逝上海。
巴金的一生有一个不变的主题：爱。爱祖国、爱人民，也爱他的妻子、儿孙和朋友。
冰心说：巴金最可佩服之处，就是他对恋爱和婚姻的态度上的严肃和专一。是的，巴金对萧珊的爱情是严肃、真挚而专一的，28年的婚姻生活，他们相亲相爱，从未吵过一次架、红过一次脸，始终相濡以沫，相互关怀。他们的爱情是如此忠贞和灼热。对于爱情，巴金十分执着，他曾这样说过：“我看不惯那种单凭个人兴趣、爱好或者冲动，见一个爱一个，见一个换一个的做法……多多想到自己的责任，应该知道怎样控制感情。”而他也用实际行动印证了他的信念。这是他最可佩之处。
萧珊曾对巴金说过这热烈的情话：你永远是我的神，跟我的心同在。我的目光永远地跟随着你。我的心里永远有你。在艰苦中我会叫着你的名字。你知道我陪你走这一段路程有多么幸福吗？
而巴金的回应也同样让人震撼，他说过：她是我的生命的一部分，她的骨灰里有我的血和泪。她永远不会离开我，也从未离开我。以后我的骨灰将同她的骨灰搅拌在一起，撒在园中给花树做肥料。
巴金是四川成都人，他于1904年出生于一个封建家庭。巴金旧居在成都市正通顺街，现在是成都军区政治部战旗歌舞团宿舍。
1936年的大上海，年仅32岁的巴金在文学创作和翻译两方面已是声誉卓著，尤其是他的长篇小说《家》，深深唤醒了年青一代对幸福爱情和美好生活的追求。此时巴金收到了许多书信，很多是追求他的女性写来的。那天，巴金又拆开了一封信，突然，一张女孩子的照片掉了出来。他很诧异地拾起照片看了看，这女孩剪着一头短发，额前还覆盖着刘海，她头上戴着花边草帽，身着白衣黑裙，一脸天真稚气的笑容。下意识地翻过背面看了看，上面写着：“给我敬爱的先生留个纪念，一个十几岁的女孩，1936.8。”巴金微笑了一下，将那封信收了起来。后来，这个女生写来的信越来越多，她笔迹娟秀，言辞不多，落款总是“一个十几岁的女孩”。这个女孩的信，给巴金留下了非常特别的印象，他们通信了大半年之久，却从未见过面，这女孩就是萧珊。最后，还是萧珊在信中写道：“笔谈如此和谐，为什么就不能面谈呢？希望李先生能答应我的请求……”巴金深感这是位开朗、细心的女孩。因为信中不仅约了时间、地点，还夹着一张她的照片。显然，她是怕巴金认错人而闹出笑话。
按信中的约定，巴金来到新亚饭店。他在楼上选了间靠近楼梯的包厢，要了杯茶慢慢品着。一会儿，一位梳着学生头、身着校服的女生出现了，还没等巴金回过神来，她就像熟人一样欢快地叫起来：“哎呀，李先生，您早来啦！”巴金谦逊地一笑：“哎，你也早啊！”说着，请萧珊在对面的椅子上坐了下来。萧珊望着巴金，快活地笑道：“李先生，您比我想象的可年轻多了。”不善言辞的巴金一下子少了许多拘束，开心地说道：“你比我想象的还像个娃娃呢。现在可以告诉我你的名字了吗？”萧珊笑着说：“我叫陈蕴珍，小名叫长春。我可不愿李先生也把我当小孩看哟。”萧珊这名字是1941年读西南联大时取的。当时她和两个相好的女友住在一起，她们都亲热地叫她“小三”，后来她发表作品时就以“萧珊”的谐音为笔名了。
看着萧珊稚气的样子，巴金觉得很有趣，便追问她：“哦，还有人和我看法相同？”巴金这么一问，萧珊一股脑儿和盘托出这次找巴金的真正缘由来。“我恨我爸爸，他老说我小，一直不允许我参加爱国学生运动。其实，我在爱国女生中是有名的干将。我不但经常演进步话剧，如《雷雨》中的四凤，还因此结识了上海许多从事话剧运动的进步人士，经常参加他们的活动。”巴金说：“我相信。你爸爸是干什么的？家里还有些什么人？”
萧珊叹了口气：“我爸爸是上海泰康食品厂的股东，在南市城隍庙开了一家咖啡馆。他总是处处限制我，虽然妈妈有知识，懂文学艺术，倾向‘五四’新潮，弟弟也与我志同道合，但还是抗不过爸爸。李先生，我真想离开这个古板的家庭，去闯荡江湖。”巴金一听，忙说：“千万不要这样，我前段时间还写信劝过一个17岁的女孩子不要逃离家庭。像你这样的少年还是一只羽翼未丰的小鸟，很难远走高飞的。现在社会纷繁复杂，绝不可冲动行事。你现在应该多读书，多思考，再行动啊。”巴金语重心长的话语，打消了萧珊离家的念头。一位大作家和一位中学少女的心渐渐拉近了距离。
“新亚”见面之后，萧珊常给巴金去信。她坦率、热情地在信中说：我永远忘不了从你那里得来的勇气。巴金每次复信都称萧珊为小友，萧珊也常到出版社找巴金，以求思想上得到更多更大的启蒙。
巴金一直避免把萧珊当作“另一半”设想。但到了1936年年底，巴金的朋友马宗融要到桂林去半年，家里无人照料，巴金被请到襄阳路敦和里去帮助照看居所，于是萧珊常常去看巴金，并开始关心巴金的起居生活。萧珊的来访和关心，使从成都出走十几年很少与女性接触的巴金，感觉到了生活丰富多彩、充满诗情画意的另一面。当时的巴金，要赶写文章，要看资料，要给许许多多的读者复信，还要看校样，读稿、改稿——他太忙了。
1937年初夏，苏州青阳港碧草青青，微波荡漾。巴金邀请了萧珊和几个朋友一起在湖中荡起了小船。萧珊不会划船，但对挥桨击水的游戏却兴致勃勃，巴金也是刚学会划船，当萧珊看见朋友的船快靠近时便大叫起来：“快，快，别让他们赶上来！”朋友故意逗她，更有力地往前赶来，巴金也受感染，拼命往前划，结果累得满头大汗。这样一来，萧珊倒不好意思了，她掏出手绢，为巴金擦去额头上的汗：“李先生，太累了，划慢点，别跟他们比了。”巴金一阵心颤，感动得无言以对。
在巴金看来，萧珊主动热情，是她纯洁心灵的流露，他仍然把萧珊当作一个小朋友对待。萧珊对巴金的爱，是为他作品中真诚、激情和高尚的人格力量所感动而产生的。善良、热情、重感情的萧珊，常和巴金谈心，跟巴金讲青年学生对他作品的反应和现实的思想状况，讲家庭琐事。巴金总是静静地听着，从不打断她的谈兴，因为他很尊重萧珊。
一天，萧珊高兴地来到巴金在霞飞路霞飞坊的住处，不一会儿，却泪流满面地从楼上下来。同院的朋友好心问萧珊：“李先生欺负你了？”萧珊不好意思地回答：“我爸爸要我嫁给一个有钱人。我来请他决定。他却说，这件事由你自己考虑决定。”随后下楼的巴金赶紧解释：“我是说她还小，一旦考虑不成熟，会悔恨终身的。将来她长大能有主见了，成熟了，还愿意要我这个老头子，那我就和她生活在一起。”一番感人的话语，道出了巴金内心深处的顾虑，同时也坚定了萧珊追求爱情的决心。
巴金和萧珊订婚后，生命得到了新的升华。1938年7月，萧珊去广州看望巴金。他俩同住在出版社里，各有各的房间。两人一道上街，一起吃饭，巴金工作时，萧珊料理杂事，互相尊重，十分和谐，像朋友一样生活在一起。不久，巴金应邀去武汉，她随同前往。
1938年10月18日，日军进攻广州，巴金带着萧珊和文化出版社广州分社的同行，一起包木船去桂林，十多个小时后，广州就陷入敌人手中。去桂林途中，换船等船，防敌机，躲警报，一共9天。后来，巴金根据这段颠沛流离的生活，写了《从广州出来》等一系列文章，“这些通讯写了我爱情生活中一段经历，没有修饰，也没有诗意，我们就是那样生活，是没有半点虚假。”几个月后，萧珊考入昆明西南联大读书。一到桂林，巴金又投入忘我的写作之中，他写了《旅途通讯》和长篇小说《火》。
1939年，巴金从桂林去昆明，并和萧珊约定第二年在昆明相见。送走了萧珊，巴金回到上海，写完了他”激流三部曲”的最后一部《秋》。1940年夏天，《秋》交开明书店出版，巴金拿着样书，跑到昆明和萧珊见面。萧珊还是那么活泼开朗，那么风姿绰约、光彩照人。巴金见到萧珊，心情的欢愉是可想而知的。暑假期间，萧珊每天都和巴金在一起，一同游玩，一起接待亲朋好友。晚上，巴金送萧珊去女生宿舍，他回到自己住处伏案写作。
三个月后，巴金去了重庆，在重庆一住就是一年。这年暑假，巴金按约定去昆明看望萧珊后回到桂林。萧珊非常想念巴金，怕他在桂林只顾忘我地工作，不顾吃饭和休息，她一封接一封地给巴金写信，关心他的身体和生活。巴金每次收到萧珊的信，都是一读再读，在感动之后也及时回信互相鼓励，增进情感。
巴金说：“再等我一年。”萧珊没有提出过任何异议，因为她清楚地知道，巴金身后有一个大家庭，由于战争阻隔，原由三哥承担的生活费用，现在只能靠巴金了。一年多时间里，巴金拼命地写书、译书、编书，他写出了《火》第三卷，翻译完了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处女地》。侄儿、侄女的学费有了，结婚成家的费用也没问题了。
1944年5月1日，萧珊和巴金决定结婚。此时巴金已经40岁了，而萧珊只有27岁。从彼此相识到决定结婚，他们的漫长恋曲进行了8年，与他们共同经受的一场民族战争所需要的时间相同。或者可以说，正是因为战争，他们的爱才变得持久而深刻。这8年中，他们在连天的烽火中几度离散，几度相聚，天南地北，两情依依，患难与共的岁月早已把他们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了一起。如今终于要结婚了，萧珊清澈的大眼睛里盛满了对未来的憧憬和渴望。巴金在桂林漓江东岸借了朋友一间房做新房，没有添置一丝一绵、一凳一桌，只有巴金4岁时与母亲的合影，作为祖传的家产。也没有什么可安排的，只委托弟弟李济生以双方家长名义，向亲友印发了一张旅行结婚的“通知”。
一个星期后，巴金和萧珊去贵阳郊外风景如画的“花溪小憩”度蜜月，这是坐落在花溪公园内的一栋花园洋房。是夜，两人依偎着坐在一把长长的藤椅上，在一盏清油灯的微光下谈着过去的事情和未来的日子。萧珊转动着一双明澈如秋水的大眼睛兴致勃勃地谈着，巴金用温柔的目光凝视着那张纯洁和天真的脸。
萧珊忽然说：“我提出一个条件。”“怎么，还要约法三章吗？”巴金打趣地问。“不是约法三章，只是一条。”“请讲！”
“从今天起，我是您的妻子了，再不许叫我小女孩了。”“可是我这一生永远也忘不了那个忽闪着一双大眼睛的小女孩……”
“该罚，我以后一定记住，再不叫你小女孩了，因为你已经不是一个小女孩，而是一个妻子了。”
萧珊一下跳了起来，嚷嚷着：“可是您又接连重复了两次！”
巴金拍了拍脑门儿：“瞧，我这脑子！”
萧珊纠正说：“瞧您这嘴！”说着在上面轻轻吻了一下。
两人不禁相视而笑……
新中国成立后，巴金的社会活动日渐增多，变得十分繁忙，经常外出开会、出国访问，还得体验生活，写应景文章，加上无休无止的送往迎来，一年总有好几个月不在家。家里的一切，事无巨细，都由夫人萧珊操持。萧珊可以说是他们家真正的“顶梁柱”。好在他们在此之前曾有过几年聚少离多的日子，两人早已习惯了温馨的笔谈。
在最繁忙的时候，巴金也不会忘记给妻子写信。他是一个感情内敛的人，也是一个感情非常细致的人。对妻子，他心里常常存着一份感激。他感谢妻子对他的帮助，更感谢妻子对他的深深的理解。妻子和他之间的默契，常使巴金感到极大的安慰。他深知，在他的生活中萧珊总是十分妥善地为他处理着各种琐碎的事务，毫无怨尤地分担了他肩头的重担，使他从无后顾之忧。
1960年冬天，全国正陷于严重的饥荒危机中。上海家中，全靠萧珊料理安排，她既要照顾儿女，又要侍奉婆母，还有小姑；她自己还在《上海文学》上班。这时因粮食紧张，家中三餐饭已改为二稀一干，稍后又被迫不得不改为一天三顿稀的。每人每天只能吃到二分钱的菜，给孩子们订的牛奶，只能三天供应一次。孩子生病，想吃挂面，还非得有医生证明才能买到。煤也短缺，限量供应。连煤炉用的铁皮管子也买不到。萧珊尽量节省用煤，唯恐到急需时供不上。巴金在成都，虽然招待所很照顾，可以减收粮票，但巴金不愿意接受，仍要萧珊把他那份按月寄来，于是粮食更紧张了。
相比之下，巴金在成都饮食算是有保障的。李宗林专门给他配备了一个炊事员，经常由商业局调拨给他一些吃食材料。但是一走到街上，一样萧条和荒凉。菜店无菜供应，公共汽车因无油而停开。连蚊香都买不到。亲友们到招待所来看望他，他请他们吃一个包子，或是一碗挂面；他去探望长辈，送点挂面、点心，这在当时都是最好的款待，最佳的礼品了。所以，每当巴金享用这些美食佳肴，就会想到家中瞪大眼睛的儿子、不胜羡慕的妻女。他们快要“三月不知肉味了”，甚至处在半饥饿的状态。他看到大家生活得如此艰难清苦，心中说不出的难过和痛苦。他在给萧珊的信中，屡屡说道：“我每顿饭都想到你们，我要是能分一半给你们就好了……关于你来不来的事，我有时也矛盾，特别是在吃饭的时候希望你来分享‘盛馔’，在黄昏时分，希望有你对坐谈谈。……”“国煜（侄女）送来萧荀（朋友）的信，讲到你们，特别是小棠要把那一点好饮食留给我吃。我主张你们在我回来之前吃吧。我一直吃得好，实在不需要什么，而且我还有可能带点吃的东西回来。我回家，有好饮食，也一定让给你们吃。”于是，巴金开始积攒可以带回去的食品。有时晚饭有一小碟花生，他不舍得吃，省下了。想带两斤挂面，又怕路上折碎。最后积留了一些花生、花生糖和两个罐头。花生就那么可怜，一点点，只够萧珊一个人一次就吃完了。在那个饥荒岁月里，巴金一家和其他老百姓一样过得很艰难，也在忍饥挨饿。他们相濡以沫，总算熬了过去。
“文化大革命”中，巴金不知向萧珊隐瞒了多少次自己所遭受的待遇，萧珊也替巴金承受了很多罪。作为巴金的妻子，萧珊被关进“牛棚”，挂上了“牛鬼蛇神”的纸牌，并被派去扫大街，受到周围不明事理的人的辱骂和折磨，为了保护巴金，她还被红卫兵的铜头皮带打过。不过萧珊一直默默地忍受，就是为了不让巴金难过。萧珊经常一大早便陪着巴金从家里走到车站，她从后面将巴金推上49路公共汽车，努力不让他摔下来，还要叮嘱他不要忘了将小红书带在身边。这段时间里，巴金十分自责，认为正是自己的写作，害苦了萧珊。
1970年春节以后，上海的文化教育单位采用军事管理体制，编为团、连、排、班。上海作协被编为文化系统某团第四连，巴金从正在劳动的松江县辰山公社直接去到奉贤县“五七干部学校”劳动。
1972年6月初，巴金从干校回来度假。萧珊卧床不起已经有好些日子了。见丈夫回来，她发灰的脸上露出了笑容。女儿和女婿前些日子已从杭州回家照料母亲。巴金见妻子的病越来越重，有时烧到39℃以上，看门诊，看急诊，都弄不清到底是什么病，便要求延长假期，留在家里照顾妻子，但没有得到“工宣队”的批准。女儿和女婿又去请求，得到的答复是“留在家里对他的改造不利！”幸亏儿子小棠突然从外地回来了，巴金这才稍稍放心地回到干校。在巴金离家前，意外地收到沈从文从北京寄来的一封五页纸的长信。信中告诉了一些朋友的近况。老友的惦记和关切，使病中的萧珊万分感动。巴金却不敢给老友寄去片纸只字。
7月中旬，家人托人想了不少办法，给萧珊拍了两次X光片，才查出她患的是肠癌。后来在亲戚的帮助下，萧珊住进了中山医院，这时，发现癌细胞已经扩散到肝部。在这种情况下，巴金才获准留家照顾妻子，他每天去医院陪伴妻子大半天。8月8日，萧珊进手术室开刀。手术前，萧珊生平唯一一次对巴金说：“看来，我们要分别了！”巴金用手轻轻地捂住了萧珊的嘴巴，低下了头，两人的泪水相互交融，肝胆欲碎……手术后，巴金默默地守在萧珊的床榻前，悲极时几乎想高声大喊：“一切朝我的头打下来吧！”萧珊努力克制住自己的疼痛，不叫不喊，除了迷糊中几次要求开床边的氧气筒和担心输血太多付不起医药费外，从不抱怨什么。萧珊忍受着巨大的痛苦，巴金却在为输血、输氧的费用心忧。巴金默默地陪着妻子，萧珊含着泪望着形容憔悴的丈夫说：“我不愿丢开你。没有我，谁来照顾你啊？”望着妻子那双很大、很美、很亮的大眼睛，巴金心中充满了酸楚，唯一的期望是妻子赶快恢复健康。
8月13日，萧珊手术后第五天，中午，巴金在家中刚刚端起饭碗，突然接到传呼电话，说萧珊去世了。真是晴天霹雳！全家人立即赶到医院。萧珊的尸体已经用白床罩包好，停在太平间的担架上。巴金弯下身子，隔着白布拍着萧珊的遗体，无声地哭喊：“蕴珍，我在这里，我在这里……”心中涌出千言万语，此刻一句也说不出来。他悔恨妻子临终时自己没有守在她身旁，他悔恨自己没有听妻子留下遗言，他悔恨自己有许多话没有向妻子倾吐。当时，只有萧珊的表妹一人守护萧珊。萧珊临终前一直念叨着“叫‘医生’来”。萧珊当时习惯称巴金为“医生”。后来，巴金回忆这段经历，披露内心的感情时这样写道：“她非常安静，但并未昏睡，始终睁大着两只眼睛。眼睛很大、很美、很亮，我望着、望着，好像在望快要燃尽的烛火。我多么想让这对眼睛永远亮下去，我多么害怕她离开我……”
现在，一切都晚了，晚了。妻子再也睁不开那双明亮的大眼睛了，再也露不出高兴或忧伤的面容了，再也发不出亲切柔和的声音了。悲愤充溢着巴金的心。为了避免家破人亡的惨剧，他一向逆来顺受，委曲求全，结果比自己小13岁的妻子还是受尽迫害，忍辱死去。这是多么不公平！
萧珊的一生已得到了最好的安慰，她曾经翻译过普希金和屠格涅夫的作品，并为世人所熟知，但那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巴金先生对她悠长的怀念。萧珊故去后，她的骨灰一直放在巴金的卧室里，巴金的床头放着萧珊的译作。巴金时常对着这些物品出神。在骨子里，巴金对萧珊是一往情深的，他写了《怀念萧珊》《再忆萧珊》，还有《一双美丽的眼睛》等文章。巴金的这些文字平静而沉痛。细细读来，让人心里隐隐作痛。
巴金向往与萧珊在另一个世界相会，他在《病中集》中说：“想到死亡，我并不害怕，我只能满怀着留恋的感情。”巴金曾说过这样的话：“等我永远闭上眼睛，就把我的骨灰同她的掺和在一起。”
现在，巴金终于如愿以偿地和妻子萧珊在另一个世界相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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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是神圣的，两个人的结合是严肃的。夫妻之间，除了忠诚，还需互相关怀、彼此包容，才有幸福和甜蜜可言。这些，巴金和萧珊都做到了。28年的婚姻生活中，他们彼此欣赏，在生活琐事上不钻牛角尖，面对大风大浪互为心灵支撑，这就是他们相亲相爱的真实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