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五一”节，毛泽东、周恩来亲自批准“大闹怀仁堂”的叶剑英、李富春、谭震林、陈毅、徐向前、聂荣臻、李先念等老同志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看节日焰火。5月4日，陈伯达、戚本禹窜到北师大，向谭××等煽动说：“他们上天安门，你们反他们嘛！”“如果真理在你们手里……按照你们的意见去办嘛！”于是，造反派们又开始反击所谓“五月妖风”，使已经混乱不堪的形势变得更加复杂、多变。
自5月中旬起，北京又出现直接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和大标语，提出：周恩来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之一”，“炮打周恩来是当前运动的大方向”，等等。一些造反派还提出“炮打”周恩来的理由：总理是“老保”，保这个，保那个，结果保的都是坏人；国务院许多副总理都垮了，他们的错误不会和总理没有关系；总理的多次讲话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讲话调子相差很远；周恩来是“二月逆流”的总根子；等等。
恰在这时，江青使出了更为狠毒的一手。5月17日，她写信给林彪、周恩来和康生，声称：红卫兵“查到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要求同我面谈”。随信附上红卫兵交来的材料。这个“材料”，就是1932年国民党特务在周恩来早已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后伪造的、在上海报纸上刊登的《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送给江青材料的红卫兵对历史事实的真相并不知情，而此时江青的险恶用心却是十分清楚的。面对这个挑衅，周恩来迅速地、断然地予以反驳。两天后，周恩来在江青的信上批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纯属敌人伪造。只举出243人，无另一姓名一事，便知为伪造无疑。我当时已在中央苏区，在上海的康生、陈云同志均知为敌人所为，故采取了措施。”同一天，周恩来放下其他事情，查阅了上海的旧报纸，亲笔写信给毛泽东，说明这件事。毛泽东批示将信及材料送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阅存。29日，毛泽东又针对正在掀起的“炮打”周恩来的浪潮，在一份材料上批示：“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请文革同志向他们做说服工作。”第二天，周恩来将毛泽东批件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传阅”。直到这时，对所谓“伍豪事件”真相十分清楚的康生才写信给陈伯达、江青，建议由中央文革小组召集有关造反派开会，批评“极左派”的观点。这场闹剧终于被迫悄悄收场。
四、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和九大“定性”
1968年10月，在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除谭震林以外的“大闹怀仁堂”的六位老同志被分别安排到六个小组，遭到无休止的围攻、批判。批判所谓“二月逆流”，实际上成为全会的一项重要的内容。
10月17日，在全会第一组的小组会上，康生率先发难，攻击所谓“二月逆流”是“反对毛主席”、“否定延安整风”和“为王明路线翻案”。江青则倒打一耙，诬蔑几位老帅“乱军”。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也跟着指责几位老同志是为“叛徒、特务、走资派”翻案，是搞“独立王国”，搞“修正主义”。
聂荣臻元帅因过去到过一些政治局委员那里交换工作意见，便被诬陷是“反党集团”。还有人甚至拿出聂帅的活动记录，逼他承认。聂当场痛斥这种卑劣行径：“我们政治局委员之间就不能交往吗？就不能相互商量问题吗？党内还有什么民主？你搞的是什么？是特务！”
全会期间，叶剑英、聂荣臻、陈毅、徐向前、李先念、李富春等人每日拖着病弱的身体出席会议，连请假写“检讨”也不准许。被折磨得精疲力竭的几位副总理和老帅们，只能在会议间隙时间稍事休息。经过连续的“批判”之后，林彪、江青一伙抓不住老帅们什么问题，就凭空诬陷叶剑英、聂荣臻是所谓“杨、余、傅事件”的黑后台。聂帅就此质问林彪：“这是怎么回事？”林彪狡辩道：“没有点名嘛。”聂帅气愤地说：“你没有点名比点名还坏。我宁可受明枪，不愿遭暗箭！”
10月20日，林彪再次宣称，“二月逆流”是“十一中全会以后发生的一次最严重的反党事件”，是“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由此给二月抗争定了“调”。
最后，还是毛泽东在会上提出，对“大闹怀仁堂”的老同志要“一批、二保、三看”，这才给几位副总理和老帅们解了围。
然而，这次全会通过的公报仍对所谓的“二月逆流”作出定论：“全会严肃地批判了那个反对八届十一中全会决定，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九六七年的‘二月逆流’。全会认为，击溃‘二月逆流’和今春那股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邪风，这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重大的胜利。”
全会结束后，林彪、江青一伙为继续迫害几位副总理和老帅，又下发了一期“会议简报”，其中以莫须有的“罪名”诬陷徐向前的夫人黄杰是“叛徒”、“特务”，聂荣臻的夫人也是叛徒，企图给两位老帅戴上“通敌”帽子，置他们于死地。在“批判”势头不减的情况下，徐帅先后被三次抄家，家中的文件、书信，甚至连作战日记也被查抄一空。与此同时，叶剑英、李先念等人也遭到迫害，叶帅被指责“要搞政变”，李先念则被诬蔑是“大叛徒头子”。
在1969年召开的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林彪、江青一伙人重又煽起对“二月逆流”的猛烈批判，并借党的合法会议名义再次对老同志们的二月抗争作出污蔑性的“结论”。在张春桥等人起草、林彪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政治报告中，特别提到“1966年冬季到1967年春季出现的那股逆流”，称：“这股逆流，矛头对着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它的总纲领就是一条：推翻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替已经被打倒的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翻案，替已经被广大群众批臭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翻案，对于革命群众运动进行镇压和报复。”但错误的批判和定性只能从反面揭示这场斗争的深刻内涵，表现出老一辈革命家的高风亮节。
就在九大召开前后，毛泽东、周恩来对“大闹怀仁堂”的老同志们的情况表示关注。1968年底，当获悉徐向前元帅还在因“二月逆流”问题受到过火的“批判”时，周恩来和毛泽东先后批示有关单位要进行劝阻，强调：“不要搞得过于紧张，防止意外”；“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把关系搞好”。九大期间，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被指责参与所谓“二月逆流”的老同志大都当选为中央委员。对此，周恩来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五、初步平反
1971年“九·一三”林彪自我爆炸事件，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失败。不久，毛泽东亲自出面为所谓“二月逆流”平反。这时，在二月抗争中与老同志们“针锋相对”、“势不两立”的江青一伙人仍在台上。尽管条件有限，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仍利用一切场合，不失时机地为老同志们恢复名誉和出来工作提供机会，扫除障碍。
同年10月初，经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建议并报毛泽东批准，由叶剑英主持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李先念、余秋里等同时担起重任。之后，周恩来又委托李富春等老同志参加和领导有关批判林彪的学习会和座谈会；与此同时，陈毅、聂荣臻等老帅也纷纷起来揭发林彪一伙的罪恶行径。
1972年1月，陈毅不幸病逝。此前，毛泽东在几次谈话中已经批驳了“二月逆流”的说法，认为“大闹怀仁堂”的几位老同志的矛头是对着林彪、陈伯达和“王（力）、关（锋）、戚（本禹）”。他还特意委托叶剑英将他对“二月逆流”的看法转达给临终之前的陈毅。在周恩来周密组织安排下，陈毅追悼会开得庄严隆重，影响深远；尤其是毛泽东亲自参加追悼会的举动，给包括参加二月抗争在内的所有老同志以极大慰藉。
同年12月中旬，周恩来亲笔致信纪登奎、汪东兴，指出“当时大闹怀仁堂是林彪故意造成打倒一批老同志的局势所激成的”，谭震林“还是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后经毛泽东批准，谭震林从桂林被接到北京治病。
1973年中共十大前后，周恩来多次批嘱外事部门：有关外事活动场合应多请一些老同志参加，并多次亲笔添加上叶剑英、李富春、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等人的名字，为这些老同志的“复出”广造舆论。在周恩来的不懈努力下，除陈毅先期病逝外，参加1967年二月抗争的老同志全部被选入党的第十届中央委员会。至此，所谓“二月逆流”一事已在事实上得到平反，从此不再提及了。
作为二月抗争的当事人，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自始至终与二月抗争这一“文化大革命”中的重大事件密切相关，不可分割。从他在二月抗争及其前后的一系列言论看，其主要思想是彼此衔接、一脉相承的。他曾在一定程度上以其特有的斗争方式给予这场正义抗争以持续的和有效的支持。在抗争失利后，他又在十分困难的处境下，继续起“中和”的作用，竭尽全力保护住了所有参加抗争的老同志，使他们成为“文化大革命”中、后期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抗衡并最终战而胜之的中坚力量。
（安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