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稳定军队，他指出：现在到处都在发生冲击军事机关、揪斗军队干部的事件，全国形成了冲击解放军的一股风；这不是从国家整体利益着想，是对解放军的不信任、不爱惜，是给解放军脸上抹黑。
以上周恩来的言论，十分清楚地表明他对当时若干重要问题的看法，尤其在“三个原则”问题上，可以说是毫不含糊，观点鲜明。与“文化大革命”发动时期相比，周恩来这时的认识已不仅仅是针对这场“革命”的方式方法，而是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不可避免地触及这场“革命”的目的和后果了。
在看到周恩来与老同志们在抗争“三个原则”问题方面认识一致的同时，还应当看到，在斗争的具体方式方法上，周恩来和参加抗争的老同志们又是有着明显区别的。周恩来之所以选择了不同的斗争方式，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深知自己的地位和作用的极端重要、极端特殊。这集中表现在他同利用和扩大毛泽东错误的中央文革小组的关系上。周恩来在中央文革小组内没有任何职务，但又常常要出席中央文革小组的会议，甚至还要定期赴其住地“办公”。这种“新文革”与“旧政府”之间既对峙、又共事的十分复杂、微妙的关系，迫使他不能不极其慎重地处置每一件事情，权衡每一言行所带来的种种后果。在这种情况下，用“如临深渊、如履薄冰”8个字来形容周恩来的处境，是再恰当不过了。然而，也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可能至今有人对周恩来难以理解，甚至不能原谅他所讲过的违心的话或错话，所做的违心的事或错事。在一些人看来，周恩来之所以不能像其他老同志那样向“中央文革小组”一伙人作面对面的公开抗争，似乎是某种软弱的表现，甚至认为是为个人保身的需要。对此，不少国内外学者发表过不同见解，如有论著指出：“周恩来没有拍案而起否定‘文化大革命’，历史地看，这正是他以党、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为重。当时周恩来如果拍案而起，结果无非两种可能：一是不仅不能在‘文化大革命’中继续起中和作用，反而被打倒的人更多，领导权被夺去更多；二是引起党的分裂、国家的分裂、军队的分裂。无论哪种可能成为现实，党、国家、人民都将遭受更为严重的灾难。”还有学者认为：“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谨言慎行并非由于怕冒风险。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他一向临危不惧，不怕牺牲，意志坚强，这都是毫无疑问的”；只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这种特定局面，才迫使他不得不“选择了一条比直言不讳、牺牲自己更为艰难和痛苦的道路”。总之，同是为着党和人民的最高利益，由于各种具体情况不同，甚至不排除个人经历和性格的差异，每个人所采取的具体的斗争方式也会不尽一样。
《历史决议》指出：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应该说，党和人民对于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位、作用及其斗争方式的历史性评价，也包括并适用于1967年二月抗争中的周恩来。
三、批判所谓“二月逆流”
1967年2月19日凌晨，毛泽东在听取张春桥等人对“大闹怀仁堂”情况的“汇报”后，严厉批评了参与二月抗争的几位老同志，指责他们是“翻案”、是“复辟”，并提出“文化大革命”不容否定。还说，如果文化大革命失败了，他就和林彪一起上井冈山打游击。毛泽东这次确实是动了肝火。按照康生的说法，“我跟主席这么多年，从来没见到他发这么大的脾气。”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作了检讨，并就怀仁堂碰头会承担了责任。会议决定陈毅、谭震林、徐向前3人“请假检讨”，同时召开中央政治生活批评会，批评陈、谭、徐等老同志。至此，持续了一个月之久的二月抗争即告失利。
在毛泽东严厉批评参加抗争的老同志们之后，绝大多数老同志便在实际上停止了抗争的行动（有的是改变了激烈斗争的方式）。这些老同志之所以很快改变了其斗争的方式和行动，从很大程度上讲，是因为他们所进行的长达一个月之久的激烈的或其他形式的斗争，终归是建立在对党和毛泽东的信赖、对党的组织领导无条件服从的基础上的；也正因为如此，即便在最激愤的情况下，他们也丝毫没有改变或动摇过自己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建立、培养起来的这种崇高的信念和感情。他们始终把矛头对准大搞倒行逆施的“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伙人，而把纠正错误的希望寄托在党的组织和党的领袖身上。
此外，在参加抗争的老同志们心目中占有特殊位置的周恩来的态度和作用，这时候也不能不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不言而喻，一直与二月抗争的老同志们关系密切的周恩来，这时候承担的是一个极其艰难、却又十分痛苦的“角色”。在仍然坚持“文化大革命”错误的毛泽东与思想感情同“文化大革命”格格不入的老同志们之间，周恩来已经没有回旋的余地。他甚至不能不亲自出面，负责召集和主持同年2月下旬至3月中旬连续召开的针对几位老同志的“政治生活批评会”（“政治生活批评会”期间，由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开列的供“批判”用的材料中，就有一份经李富春起草、周恩来审批的国务院系统开展运动的报告）。在这样的会上，他不得不讲一些违心的话，其中包括对那些犯“错误”的老同志，也包括对他自己。
在怀仁堂的会议室里，江青、陈伯达、康生、谢富治一伙对李富春、陈毅等老同志穷追不舍，大肆围攻批斗。他们指责几位老帅们在中央碰头会上的发言是“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延安整风运动”。康生危言耸听地指责说：“这是（八届）十一中全会以来最严重的反党事件！”“是一种政变的预演，一种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江青宣称：“你们的目的，是想为刘少奇、邓小平翻案！”“保护老干部，就是保护一小撮叛徒、特务……”陈伯达也表示：“反对文化大革命，炮打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这是自上而下地复辟资本主义，这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此外，他们还使用各种帽子、棍子，如“俱乐部”、“黑干将”、“联络员”等等，竭尽攻击诬蔑之能事。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因协助周恩来处理日常工作，是主管国务院工作的业务组长，几位副总理经常到他那里讨论问题。康生便诬称李是“俱乐部主任”。对此李富春冷言回答：“好嘛，那你就组织专案审查吧！人有嘴，话总是要讲！”
3月18日，是“政治生活会”的最后一天。老同志们“大闹怀仁堂”一事，终于被定性为“二月逆流”。陈毅从会场回到家里，感慨地对工作人员说：“真是巧合！41年前，1926年3月18日这天，在党和李大钊同志领导下，我们组织4000多市民、工人、学生，冲击北洋军阀段祺瑞的反动政府，革命群众遭到屠杀。鲁迅痛斥‘三一八事件’这天是‘最黑暗的一天’。想不到41年后的今天，我因反对这一类反动家伙，竟受到批判！”
二月抗争失利后，江青公开向主持党政日常工作的周恩来伸手要权，中央政治局被迫停止活动，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取代了中央政治局的职能。
从这年3月起，林彪、江青一伙在全国掀起“反击自上而下的反革命复辟逆流”的浪潮，更大规模地打击迫害对“文化大革命”不满和抵制的各级领导干部，使本来已经混乱的局势更加恶化。
在江青的直接授意下，戚本禹与北京高校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一、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密谋商量，决定“反击‘二月逆流’先从谭震林开刀”，“反谭震林可以从大寨展览开刀”。3月8日前后，北师大等院校的红卫兵组织相继制造了冲击北京农业展览馆和冲击“工业学大庆”展览事件。在十分复杂的局面中，原农垦部部长王震等坚决保护老一辈革命家，广大干部群众也同林彪、江青一伙掀起的黑风恶浪展开斗争。
3月14日，在林彪、陈伯达等人操纵下，首都北京街头出现了不明真相的大批群众的示威游行，他们高喊打倒“二月逆流”、打倒“国务院五个副总理和军委四个副主席”，“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中央文革”等口号，掀起全国性反击“二月逆流”的第一个高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