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他这副模样，我的心又软了。冷静下来，细细一想，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他又何错之有呢？如果不是我们的频繁出国，把他丢给母亲；不是母亲热衷麻将，又把他放到二弟家，小明何至于对网络游戏这样走火入魔呢？
这天晚上，我夜不能寐，自责不已：觉得小明染上不良习惯，我们负有最主要的责任！
半夜我把老公摇醒，告诉他我的决定：以后再有国外邀请，要去，你一个人去；需要外出采访，我们也只能一个人出去，必须有一个人留在家里。我们要对小明严加管教，要让他尽快改掉这些坏毛病。
老公是一个生活基本不能自理的人，我不陪他出国，他自己也就不愿出去了。这以后就有过两次出访的机会，想都没想，全被我们谢绝了。
由于有了约法三章，小明远离了网络游戏，我为他重新买来了作业本，并督促他认真地做习题，不许再乱写乱画，画那些士兵、武器和战争的场面。这以后，小明各科成绩明显好了起来。
一个周五的早上，小明才从床上爬起来，就诡秘地告诉我：“妈妈，我现在表现很好，老师都表扬了。”
看那样子，就知道他有什么弯弯绕。我不冷不热地说：“好像是有点进步。”他期期艾艾，欲言又止：“明天是周末了，不用上学，你能奖励我去小欣家里玩一次吗？”我想，这段时间因为管得太严，太憋屈他了，见他又说得可怜巴巴，也想让他放松一下，就同意了。他高兴得不得了，马上要我把头低下来，在我的额头上亲了一下。吃罢晚饭，我和老公就带他去二弟家。可是，他只准我们把他送到二弟家的楼下，不让上楼。我说我们也想上去坐一会儿，可他死活不同意，说：“妈妈在旁边，我提心吊胆的，玩也玩不好！”我很生气，又有些难过，说道：“你是不是还想上去玩那些打打杀杀的游戏？”“‘红色警戒’都已经删掉了，我保证只玩一般的小游戏。”他表现得少有的固执，就是不肯让步。无奈，我和老公只好在大街上和超市里转悠了一个多小时。看看时间差不多了，我们便上了楼，见他和小欣并排坐在电脑前面，正玩着开车的游戏。
我说：“小明，该回家了吧？”一听我催他回家，他又不高兴了，说轮到自己玩的时候，小欣一直在旁边捣乱，搞得他没玩好。我只好要小欣让他一个人再玩一会儿。过了半小时，我再次催他走，他又故意拖时间，一会儿是上厕所，一会儿又是要喝水，直拖到十点才恋恋不舍地离开。因为没玩过瘾，回家的路上小明一直闷闷不乐，脾气很大。我早已经不耐烦了，说道：“看来让你玩电脑还玩出毛病来了。太不自觉，以后不许再玩了！”他毫不示弱，气哼哼地顶撞道：“动不动就骂我，我不做你的儿子了！”不承想，平日傻乎乎的小家伙也知道用这种话来抗议了。我吃惊地看着他，但见昏黄的路灯下，他的小脸上显出了一种坚毅。儿子已经八岁了，再不能拿他当小孩了。
老公因此坚决反对小明再去二弟家。当然，强行阻止也是不会有效果的，必须想出别的办法。于是我便和小弟商量，建议每周的周五或周六的晚上，我们两家在一起吃顿饭，聚一聚，创造条件，让小明和玉儿姐弟多多接触。孩子们在一起，会有共同乐趣。再说，玉儿比小明只大半岁，年级相同，彼此还可以互相帮助，一道进步的。
小弟和弟媳也觉得这是一个好主意。玉儿是老师眼里标准的好学生，有时候老师布置的作业太多，做不完，小弟要替她完成，她不允许，会哭；考试比别的同学少了几分，她也会伤心地哭。她不仅是东门小学三年级实验班的副班长，还是学校少先队的宣传委员。
尽管玉儿个头不高，比小明还矮了半个头，看上去倒像是小明的妹妹，但她的个性很强。一开始，两人搞不好关系，我们去她家，她的玩具和书都不让小明摸；我们在喝酒聊天的时候，两人有时候会去小弟的书房玩电脑，玉儿也总是霸占着电脑，小明只有在旁边看的份；小明没办法就跑过来求小弟，小弟过去做玉儿工作，她才会起身让小明玩上一会儿，而自己却独自锁在另一间屋里生闷气。
小明却是热情得烫人。每次玉儿一来我们家，他都会把自己所有的好东西搬出来让她玩个够。就是这样，到了最后玩电脑时，玉儿也总是反客为主，依然独霸着我的电脑，搞得小明哭哭啼啼，说姐姐欺负他。
老公心疼儿子，事后感慨道：“还是小欣人厚道。看来那孩子也有可爱之处。”一直以来，我总以为小明是一个调皮捣蛋、爱闯祸的孩子，近距离地观察了他与玉儿的相处，才发现他原来是那么老实，老实得让人揪心。母亲也有点看不惯了，点着小明的额头，揶揄道：“好意思，比她高这么多还对着她哭，像个男子汉吗？”以后再在我们家玩电脑，小明便开始强悍起来，敢去推玉儿，说：“你都玩这么久了，就不能让我玩一会儿吗？也不想想别人的感受！”说得我差点笑出声来。
就这样，两人在一起玩的次数多了，便渐渐地变得融洽起来了。因为我经常表扬玉儿学习自觉，小明有点不服气，说：“我画画比她好！”玉儿马上抢着说：“我也会画！”小弟见二人争执不休，就要他们每人画一幅山村风光。两个人都憋着劲在那里画。小明先画完，我一看，乐了。他以远山为背景，画了一处楼房，通往楼房的路上，跑着一辆小汽车。整个画面富有诗意，山、树、楼房和汽车的立体感很强，旁边还配了一首小诗：
山村丽景真漂亮，绿色山坡搭楼房。烟囱白烟真环保，开着小车奔小康。
小弟看了也有些意外，点评道：“小明画得不错！嗬，没想到你还会写诗呢，将来准备当画家还是当作家呀？”
小明说：“我不想当作家。作家不好，像爸爸这样，除了写东西，什么都不会，连电脑都不会用！”老公自我解嘲道：“这小子，看不起爸爸是吧？告诉你，据说贾平凹也不会用电脑呢。”
小明仰起了小脑袋，问：“贾平凹是谁？没听过这个人。”“贾平凹没听过，是因为你才三年级，以后你们的语文课会讲到他的。”
老公的维权
文化街虽然取了“文化”二字，其实是一条名不副实的商业街。全长约三华里，按服装、饮食和儿童用品不同类别又划成了六七个区域。我们是住在文化街中央广场的附近，比街上的店面高出两层楼，门口就有宽阔的阶梯可以下到广场，散步购物倒也方便。
不幸的是，这条被称为萍城“王府井”的商业街，开业一年多却一直没有人气，沿街一楼有一半的店铺门口贴着“店面转让”的告示。这可急坏了文化街的开发商，买了一楼店面的都忙着转让，势必将影响到二楼、三楼店面的出租与出售。遂想了一招：为制造点儿热闹气氛，他们在沿街装上了高音喇叭，那些高音喇叭从早到晚“哇啦哇啦”不停地播放着歌曲，顾客是招来了不少，住在附近的居民却遭了殃。
老公的心脏首先就受不了，而且，这没完没了的噪声对小明的午间休息和晚上的学习影响都太大。
开始，老公为让小明静下心来做作业，把家里的所有窗户都关上。那正是炎热的夏天，关了窗户，没有风扇不行，于是上街一次性地买来三台风扇，每人一台。
可是，关上了窗户，却依然阻挡不了潮水般涌进来的高音喇叭的噪声。小明越来越显得躁动不安。老公很愤怒。然而想想自己不过是客住他乡，本土的居民都没有站出来反对，他也就只好强忍。这样过了十多天，不少居民也忍无可忍了，纷纷发泄起自己的不满来，甚至骂出了脏话。但这些居民也仅仅是在口头上发泄，并不见有人为之付诸行动。老公不免奇怪：一座历史上敢于斗争、不畏强权的城市，今天的市民怎会如此谨小慎微逆来顺受呢？老公拍案而起了。
他首先找到开发商设在文化街上的一个管理机构，经理接待了他。老公质问：“街道上怎么可以安装高音喇叭呢？而且是从早响到晚，特别是晚上九点之后孩子们都要睡觉了，还在那里响，严重影响到了这一片居民的生活。”
经理态度倒也和蔼，表态道：“我们会注意，我们会注意。”可表态归表态，噪声依然如故，而且，越来越大。老公再去找这位经理时，经理却不知去向。老公于是又去找“文化街物业经营管理行政部”。办公室里的人很多，一提到喇叭的事，却没有一个人吱声。问急了，他们说：“喇叭不是我们安的，谁安的你去找谁！”
老公问道：“那你们都管理些什么呢？”一个像负责人的男人蛮横地说：“谁叫你住在这里的？我们怎么没感觉到闹？”
老公见这人不讲道理，就反问道：“文化街的整体工程设计既然在街的两边规划出了居民区，我们在此居住，难道也错了？这么多的居民住在附近，作为管理部门，你们就应该考虑到居民们的正常生活。高音喇叭从早闹到晚，老人孩子都无法很好地休息和学习，你们真就感觉不到闹？你们张贴的标语也在宣传要构建和谐社会，商业街和居民区应该和谐相处，你认为这种局面和谐吗？”
那人自知理亏，躲进里屋再不露面了。老公偶然发现后埠派出所在文化街设立了社区警务工作站，里面的办公设施一应俱全，大门敞开着，老公走了进去，待老公说明了来意，也许由于他们门口不远就有一个大喇叭，对此已有同感，一个年轻警察便语出惊人，说道：“你干脆趁没人的时候把喇叭摘掉算了！”
老公对此很意外。他觉得这位警察挺有趣，也挺爽直，却也感到为难。一个文人能干这种事情吗？
不过有了警察的这句话，老公便理直气壮地又去找开发商。虽然没有再见到负责人，一个看似小头目的女人听了警员的意见，很不高兴：“这条街就是我们开发的，喇叭有什么不能安？”
老公说：“不错，商业街是你们开发的，但它现在已经成为萍城的一条公共街道，我想问，这条街道的产权是不是也属于你们？”
女人问：“什么意思？”老公说：“既然这是城市的一条马路，你们有什么权利在马路的两边安装那么多干扰居民生活的高音喇叭，通过谁了？”女人振振有词：“我们这是一条商业街，在商业街上放放音乐，热闹热闹，有什么不对？”
老公得理不让人，觉得应该给她普及一下环境保护方面的常识。不说欧美国家对公共场所的噪声有着严格的法律规定，就说日本，在地铁和公交车上，手机都是被禁止使用的，连在车上随便说话，也被视为在打扰别人，在破坏公共秩序。于是问道：“你到过北京，去过上海吗？要说繁华的商业街，在中国莫过于北京的王府井，上海的南京路，难道王府井和南京路不需要热闹吗？还不算热闹吗？但那儿有你们这样的高音喇叭吗？你知道不知道中国现在已经有了一部《环保法》？”
那女人看老公不像一般的平民老百姓，而且这么较真，便溜走了。那天，老公从文化街开发商的办公室回到家，小明刚好放学回来，听到外面的喇叭正在播放着刺耳的音乐，就问老公：“爸爸，他们为什么这样不自觉？咱们搬家吧！”
老公说：“干吗要搬家？”小明说：“太吵了，我怎么做作业呀？”老公说：“别急，我就不信，会没人过问这件事！”
事情到了这一步，在文化街的范围内已经解决不了问题了，老公直接拨打了“市长热线”电话。
也许是老公的身份引起了有关方面的注意，知道这位十分关注社会热点问题的作家住到萍城来了，有所顾忌，于是出面干涉，高音喇叭的事总算解决了。
谁知，这事刚解决，一件意外的事又发生了。当时，萍城报社正在筹备一期通讯员的培训活动，事前已正式邀请老公也去讲一课，还在报纸上登了广告，报名参加培训的人因此很踊跃，可就在培训班开办的头几天，报社突然接到市里一位领导的电话通知，要他们取消老公的讲课，理由是，他与“海外异见人士”有联系。
当小弟受报社的委托，把这件事告诉我们的时候，我们真的感到莫名其妙。我们是在二〇〇四年十月，在出席德国柏林一个“尤利西斯国际报道文学奖”
的颁奖大会上认识他的，因为大会安排他作为我们的英文翻译。他没有移居英国之前，在国内，就已经是有名的诗人，并且是中国朦胧诗的领军人物之一。现在，在我们书架上就有他的两本书。一本是他的诗歌卷《大海停止之处》；一本是他的散文和文论卷《鬼话·智力的空间》。这两本书都是国内出版的，是由上海文艺出版社于一九九四年初版，二〇〇三年再版，计六十六万字。在萍城这位领导看来，上海文艺出版社不仅与他有联系，简直是在为这位“海外异见人士”提供宣传的阵地。
萍城的这位领导大概是不读书、不看报的，其实不久之前，这位“海外异见人士”回国探亲，国内发行量最大的《南方周末》就对他进行了专访，长篇专访的文章在该报发表时，还配有他的一幅近照。
老公听了小弟的“传达”，还以为小弟在开玩笑，所以他戏言道，幸亏你们这位领导手不长，够不到北京去，否则我们也不可能应邀出席北京大学召开的一个全国性的“农村宪政与行政法治”的研讨会，更不可能应邀去中国政法大学和中国农业大学发表演讲。老公说：“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了，到处都在与时俱进，这里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