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可夫斯基满怀忧伤地踏上前往美国的旅途，船上有一位乘客在出航后一个小时就自杀死亡，外加心中的思乡病，使他的情绪更加低落。直到船快到美国时他才松了一口气，但抵达纽约后他却恼火极了，因为对方没得到他的同意，就把费城及巴尔的摩都列入他的访问行程。
到纽约的第一天，他逛过百老汇大街，他告诉莫杰斯特那是一条非常奇特的街道，一些九层大楼当中夹杂着一两层的房子，他还为看到黑人数目之多而“感到惊奇”。美国对他的热情接待立刻使他先前的疑虑一扫而空。他的四场音乐会是卡内基音乐厅揭幕的节目之一，而且每一场都很成功。
他在4月30日写给达维多夫的信中高兴地叙说着：“我相信我在美国比在欧洲出名10倍。刚开始，有人对我提起这事时，我只认为那是善意的夸张；可是，现在我了解确实如此。我的许多作品，甚至在莫斯科都没人知道的作品，也常在这里演奏，我在这里比在俄国时还更像是个重要人物。这真是一件奇妙的事，不是吗？”
巴尔的摩及费城的音乐会，证明了他在美国很受欢迎。华盛顿的俄国大使馆在他停留的短暂期间，特别举行音乐晚会向他们的这位爱国同胞致敬。柴可夫斯基在离开美国的前夕，参加了作曲家俱乐部在大都会歌剧院为他举行的惜别酒会。
第二天，5月20日，他身心疲惫地乘船到欧洲去，不过因在美国访问期间一切顺利而感到相当满意。他月底回到圣彼得堡以后，更因能和家人及朋友重聚而开心不已。
芭蕾舞剧《胡桃夹子》的大纲在7月7日完成，可是柴可夫斯基对它并不满意。他在给达维多夫的信上显示出些微的失望和无奈：“……它较之《睡美人》要差得多。我这老人家现在正是江郎才尽……不但头发渐渐变白变少，牙齿也正逐渐脱落，眼睛也越来越不中用，身子很容易疲劳，脚也开始蹒跚不便，最严重的是越来越写不出好作品了。”
他看来实在是比50岁要老得多，可是这并没妨碍新歌剧《Yolanta》的编写工作。9月中旬大纲完成以后，他转移精力编写大型交响乐曲《Voyevoda》，并且于11月18日在莫斯科由他指挥举行首度演奏。排练期间，柴可夫斯基曾因朋友们把它与《罗密欧与朱丽叶》及《交响幻想曲》相提并论而极为恼火。
他以漠不关心的态度指挥演奏，在休息时间甚至威胁要毁掉乐曲，还说这种不成才的东西根本就不应该写出来。第二天，他果真说到做到，幸好乐曲的一部分事先为人藏起而未被毁掉。以后，《Voyevoda》经他重新改写，于他死后被编为78号问世。
柴可夫斯基在编写《Yolanta》时找到了精神寄托，他在12月底将它完成，随后，他起程到西欧去从事另一次音乐旅行。首先，他在基辅两个音乐会中指挥演奏他自己的乐曲，接着又在卡明卡作短暂的停留。据莫杰斯特回忆说，柴可夫斯基看到他的老住所时，心中难过得很，因为那使他想起了死去的妹妹。
他在1892年1月10日抵达华沙，虽然“交响乐团比二流的还不如”，但他在4天以后举行的音乐会却很成功，华沙的许多名流都宴请柴可夫斯基，其中包括被他形容为“十分可爱”的波兰女伯爵。可是，思乡病仍然使他不能尽情享乐，他感伤地写信告诉达维多夫，在能回到他所喜爱的俄国以前，他是“一天天数着日子和钟表的时分”。
他从华沙到汉堡指挥演奏。歌手和交响团都有很好的准备，使他的印象十分深刻，但是歌词由俄文翻译成德文时必须将乐曲作一些细微的改动。柴可夫斯基对这事不在行，只好把指挥棒交给当地的音乐指挥。他告诉达维多夫说：“这里的音乐指挥实在很有天分。”
虽然歌剧并没有特别受欢迎，但他认为演唱的成绩“非常出众”。几天后柴可夫斯基抵达巴黎，非常想家并且显得十分忧郁，拿不定主意是否要放弃预定在荷兰举行的音乐会而直接回家去。两天以后他决定不去荷兰，立即返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