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铺开纸笔，信手写道： 主席、总理并中央文革： 现在，我被关在沈阳军区，不明白为什么把我看起来。我是个参加革命３０多年的老战士，对党、对毛主席无限忠诚。只要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就坚决照办，绝不会有二话。如果我犯了错误，主席、中央都可以处分我，该怎么处分就怎么处分，我不会有怨言。我希望你们派人来同我谈一谈。
如果是我有错误，我自然接受处分；如果有什么不清楚的事情，我可以向中央说清楚。有些事情，我可以为调查提供线索……
信送走后，他在房子里踱起步来。他怀着一个老战士的良好愿望，期待着中央派人来。
然而时间是最无情的。它照旧黑了明，明了黑，一分一秒也不停留。傅崇碧等了六七天，仍旧没有消息。
他烦躁极了，对警卫说：“屋里太闷，我要出去走一走。”
“不行。为了你的安全，上级命令我们不许放你出去。”
跟战士发火吗？不，不应该！他们只是执行命令。
他忍住火气，请求把窗户打开一点儿。战士不敢打开大窗户，只把上面的一个小窗户打开。
他呼吸着透进来的新鲜空气，听到了外面传来的口号声：
“打倒变色龙……”
“打倒小爬虫……”
他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谁是变色龙？……他竖着耳朵再听下去。
“打倒杨余傅！”
“杨余傅”又是什么人？他突然意识到，傅可能是指自己，可杨是谁？余是谁？百思不得其解。
不知是哪个单位的宣传车又开过来了，哇哇直响。他静等着宣传车开走，听到了人们的喊声：
“打退二月逆流新反扑！”
“打倒傅崇碧！”
他终于听清了。自己已经成了他们的打倒目标，已经成了不明真相的群众声讨的对象。自己还蒙在鼓里呢。
“打倒杨余傅！”
“打倒杨余傅反党集团！”
“好了，好了，该关上了！”
“秘书”走进来，要他把小窗户关上。
他厉声说：“我还没被判死刑呢，就不许透空气了？透透空气有什么关系？”
“不行，关上！”
“砰”的一声，小窗户关了个严严实实。他又被关进了一个封闭的世界。
几天前，他指挥着北京所有的卫戍部队。现在，却成了手无寸铁、可以任人欺凌的囚犯。这难道是正常的党内斗争吗？
关着的房门打开了。走进来的是傅崇碧认识的一个人。在抗美援朝战场上，他们就打过交道。他带来了两个从北京来的人，进屋就坐在桌上前面说：“现在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很好，运动正进一步深入，你应该看到目前的形势。”
傅崇碧沉默着，随他信口胡说。
“你近来交代得怎么样啊？”
“没什么可交代的。”
“这种态度可不好。”
“就这态度。”
“你看，这是什么？”
北京来的人举起一张放大成１２寸的照片。傅崇碧一看，是他办公桌玻璃板底下的照片，是叶剑英、聂荣臻、陈毅和他的合影……照片上几位老帅朝他微笑着，亲切，自然。
“看清了吧！”
“我办公桌玻璃板下的，早就看清了。”
“你要站在革命一边，反戈一击，还可以出来工作。”
“反戈一击，向谁反戈一击？”
“这你明白。”
“我没有反对过毛主席，有什么可反戈一击的？”
“朝他们反戈一击！”对方用手拍打着桌上的照片。
“他们有什么问题？他们是开国元勋！”
“事到如今，你还坚持反动立场，这样下去是没有好结果的！”
这话，如果出自一个稚童之口，或者出自一个红卫兵小将之口，傅崇碧都能够容忍。但坐在他面前的，是一位有着几十年党龄和军龄的人，他不能再忍下去了。
“我关在你们这里，攥在你们手心里，要杀就杀，我不在乎！叫我反戈一击，叫我诬陷别人，没门！”
“啪”的一声，对方拍响了桌子，吼道：“你的造反精神很厉害！你是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坏蛋！”
傅崇碧忽地一下站起来，怒目圆睁，手重重地拍在桌子上，墨水瓶被震起一寸多高：“你放屁！”
对方被骂得脸红脖子粗，嘴唇直哆嗦。
“你他妈混蛋！”
“我×你个娘！”卫戍司令用战场上骂日本鬼子、骂美国佬的语言，回敬这个败类。他存心要把这些人激火，激火了他们，就可以尽快处理了。不管怎样处理，也比闷在这小房间里强。
对方被骂得脸色发紫。“你……你……你等着！”好半天，没说出话来。
怒气冲天的卫戍司令，嘶啦一声解开衣服扣子，露出伤痕累累的胸膛，说：
“你们有种，朝我这里开枪！日本人、美国人没能打死我，我等着你们把我打死！”……
那伙人灰溜溜地走了。朝外走时，还说：“看你猖狂到几时！”“非得给他点厉害瞧瞧！”
……
一个月过去了，这伙人没再露面。“警卫”的面孔却愈加严厉了。晚上睡觉，要开一只200瓦的大灯泡照着；白天上厕所，也要有人跟着。这些监视他的人不同他讲话，他又不能同他们发脾气，如同生活在沙漠里——这种滋味儿，没有经受过的人是体会不到的。
发生“杨余傅事件”的原因是复杂的，但政治背景是比较清楚的。
“文化大革命”以来，林彪、江青两股政治势力正在崛起，他们篡党夺权的野心一步步膨胀。他们不断地制造混乱，以便乱中夺权。
他们要夺权的最大障碍当然是刘少奇、邓小平以及诸位老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他们的阴谋逐步得逞，老一辈革命家中，有的被打倒，有的被罢官，有的虽未被罢官，也“靠边站”了。
到１９６８年年初，“杨余傅”已经成为了他们的重要障碍。由于老一辈革命家被罢黜，被夺权，国家机器难以正常地运转。周恩来总理寝食不安地昼夜工作，仍不能扭转混乱的局面，他不得不使用军队的同志。这样，“杨余傅”自觉或不自觉地帮总理做了些事务性的工作。
林彪、江青也越来越发现这些人不仅不能步步紧跟他们，永远忠于他们，倒是有时坏他们的事，干扰他们的行动。再加之，“杨余傅”所处的位置都是要害部门，他们必须将这些部门牢牢掌握在手中。所以，就发生了……
难当的联络员
历史上有过很多巧合。
1967年7月，杨成武跟随毛泽东巡视大江南北时，住过武汉的东湖宾馆。
1968年3月25日，他又被押送到这里，所不同的是，上次住的是设备豪华的首长区，这次却是被关在不住人的地下室。
在地下室内，没有地面上的喧嚣，杨成武可以静下来想一想这突然发生的事件，思考思考为什么会发生这一切。
从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至今不到3年的时间，他经历了一段非常艰难的历程。３年来发生的事情，如同昨日发生的一样，历历在目。1965年年底，中央在上海召开了所谓解决罗瑞卿问题的会议。这个会上，林彪一伙发难，对罗瑞卿搞突然袭击，毛泽东偏听偏信，做出了错误的决定。
在这个会议之后，由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贺龙、刘伯承、陈毅、徐向前、叶剑英等同志参加的中央军委会议，决定杨成武担任代总参谋长。
会上杨成武很诚恳地对他们说：“我的能力不够，难以胜任。最好由叶帅兼任。”
中央领导同志说：“就这样定了，主席已经同意了，不变了。”
杨成武说：“如果非要我来代，那就把我原先管的作战的一摊子交给王尚荣同志，建议提他当副总长。”
少奇同志表示原则上同意，命令以后再下。……
回到北京后，杨成武还是觉得不适合担任代总长，又正式给军委、中央写了报告，希望叶剑英同志兼任总参谋长，自己给叶帅当助手。
这个报告送到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叶剑英手里，便被扣住了。叶帅找到他，对他说：“你的报告，我不同意送，定下叫你当代总长，这是中央决定的，你就不要推辞。”……
刚开始，杨成武同许多同志一样，真心实意地拥护“文化大革命”，紧跟毛泽东的“伟大战略部署”。认为“文化大革命”是“反修防修，使我们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的政治运动”，因而工作是比较积极的。他认为，既然主席、中央让我当代总长，我就要尽力干好。
在那个年代，许多同志对毛泽东的指示，是坚决执行、坚决照办，不打任何折扣的。他们服从毛泽东，崇拜毛泽东，有时是盲目崇拜。
他们忽略了这样一个问题：领袖并不是完人，领袖也会出现大的失误。一个伟人的错误，比一个凡人的错误所带来的后果要严重一千倍、一万倍。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杨成武逐渐发现了许多不正常的事情。林彪、江青一伙同各位老帅的矛盾日益公开化，作为代总长的他，经常处在“夹缝”
中。周恩来、各位老帅指示要这样干，林彪、“中央文革”却指示要那样干。毛泽东有时站在这一边，有时站在那一边。这叫他们这些做具体工作的人无所适从，百思不得其解。
到了1967年的7、8、9三个月，杨成武的这种感觉更为明显。
毛泽东外出巡视，是在人民大会堂研究“文化大革命”进程的政治局大碰头会上定下的。这次碰头会由毛泽东自己主持。
毛泽东坐在靠近窗户的、处于中间位置的沙发上，不停地吸着烟。林彪坐在他的旁边，煞有介事地拿着笔在纸上画着。康生板着脸，一副莫测高深的表情……
周恩来讲完话，毛泽东说：“7月了，我要到外面走走。去武汉游水，那里的水好。”并且提出让杨成武跟他一起出去。
多数与会者都不赞成毛泽东去武汉。理由很简单：为了他的安全。
周恩来也劝毛泽东：“大家都说你不去为好，还是不要去吧。”
林彪显出忧心忡忡的样子，说：“主席呀，你的身体是没问题的。到武汉去游水也是很好的，但大家都关心你的安全问题。”
林彪劝完，又有几个人发言劝主席不要去。
毛泽东对参加碰头会的这班人的意见，没有简单地否定。但他要做的事情，都是胸有成竹的，一旦下了决心，任何人都难以使他动摇。
他微笑着把烟按灭，说：“没有关系的。我去，让杨成武跟我去。成武，你跟我去，就这样定了。”
此刻，杨成武正坐在会议室的一个角落里，听毛泽东叫他，他忙站起来。
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
周恩来把杨成武留下来，对他说：“你的任务是当好联络员和保证主席的安全，直接同我联系。”
作为代总参谋长，跟随毛主席出去，他感觉到肩上的担子非常沉重。
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的行程是紧张的。
从凌晨离京开始，他每天都请许多人来汇报情况，找各地党政军负责人谈话，了解各地开展运动的情况，似乎要对这场运动的规模、进程做出相应的决定。
一天，他把杨成武等人叫到自己办公的房内，同他们谈了对“文化大革命”
的一些意见。
针对沿途及武汉等地群众组织派仗越打越厉害的情况，毛泽东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为什么不能联合起来呢？
他具体谈了“文革”进程问题，指出，“文化大革命”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础，三年收尾。
杨成武感到，毛泽东和林彪、江青等人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不同。毛泽东要三年结束这场运动，而那些人希望越乱越好，打倒的人越多越好，拖的时间越长越好。
三年结束“文化大革命”？从1966年算起，到1968年就满三年，眼下已是1967年盛夏，各地的派仗打得正激烈，要把已经燃起的烈火压下去，有可能吗？
毛泽东的话，是最新最高指示。杨成武立即用保密电话向北京的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的原话。
在武汉，毛泽东一直想横渡长江。1966年的7月，他“万里长江横渡”，同跟随他一起畅游的青年人说：“长江又宽又深，是游泳的好地方。”“长江水深流急，可以锻炼身体，可以锻炼意志。”
去年，他老人家73岁，还在锻炼自己的意志和体力。今年，他自以为并不比去年老多少，他应该享受“极目楚天舒”的乐趣。
由于武汉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七二0事件”，“百万雄师”把“中央文革”
的钦差大臣王力扣了起来，两派斗争愈演愈烈。毛泽东的横渡长江计划只好作罢，离开武汉，到了上海。
这期间，毛泽东的一些精辟的见解，使杨成武愈发感到政治斗争的复杂性。
一天，毛泽东坐在沙发上翻报纸，翻着翻着，他的手停住，问在场的人：
“谁封我四个官啊？”他手指着报纸上的林彪在五一节用毛笔题写的“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当时这“四个伟大”被吹鼓手们吹得天花乱坠。一时间，全国各地的报刊争相转载、刊印，还被制成“语录牌”到处悬挂。就连毛泽东石膏像的底座上，也刻上了“林体”的“四个伟大”。
“谁封我四个官啊？”毛泽东的谈吐富有幽默感。
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人，对他的这种幽默是比较熟悉的。几天前，他同随行的一位摄影记者开了个很有意思的玩笑。
记者和他的妻子同在新华社工作，“文革”打派仗，两人参加了相互对立的群众组织。随着斗争“升级”，他俩的感情进一步恶化。先是不在一个锅里吃饭，后是不在一张床上睡觉，斗争发展到白热化程度。
毛泽东风趣地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你们也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啊！你们也要搞革命的大联合哟！”
大家都被毛泽东逗笑了。
现在，他说“封四个官”，却没有人笑。人们都不敢笑，因为这涉及党的副主席、军队的副统帅。
毛泽东非常烦躁。他说：“什么永远健康，难道还有不死的人吗？”
屋子里静得可怕。这恐怕是在座者第一次听到毛泽东主席对他的“亲密战友”表示不满。
毛泽东转过身，目光炯炯，语重心长地说：“你们不要宣传这些，要讲马克思主义万岁！讲马列主义万岁！不要宣传个人，否则将来要吃大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