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老板”这个称谓从何而来？
谭震林迈步走进怀仁堂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自己会成为主角。
谭老板有意见，不只是会下议论议论，他是要“放炮”的。
给林彪写信，给毛泽东办公室打电话，谭老板继续抗争着……
有人动手打了他一个耳光。他说，这件事我永生不能忘。
有人揭发谭震林是大叛徒！
“要是跟了江青，我的官比谁都大！”
上到毛泽东主席，下到农林口的一般工作人员，都称谭震林为“谭老板”，这个称谓从何而来？
中国革命史中的人物，有别名、绰号者甚众。细细考证，别名绰号的来源大致有两个方面——以形象特征得名者居多。周恩来早年蓄有漂亮的络腮胡子，人们便称之为“美髯公”。朱德的胡子也颇茂盛，因而红四军将士也称他为“朱胡子”、“胡子军长”。他当时的妻子伍若兰，英姿勃勃，脸上有浅白麻子，人们干脆叫她“麻部长”（她曾做过妇女部长）。罗瑞卿的个子高，年轻时消瘦修长，便得了一个“罗长子”的绰号。李作鹏眼睛不好，戴了墨镜，便被人们喊为“李瞎子”……
有些绰号、别名与职务分不开。比如：称叶剑英为“参座”或“叶参座”，是因为他当过八路军的参谋长；称彭德怀、陈毅、贺龙、聂荣臻等人为“老总”，是因为他们总管过一个地区、一个方面的党政军事工作。
谭震林却得了一个与形象和职务都无关的雅号——“谭老板”。他身材不高，大约不足一米六零；面色不白，甚至还可以说有点黑，肚子不大，还不如跟他多年的警卫员老沈肚子大。这些，都与“老板”的形象相去甚远。要讲职务，他当过司令员、政治委员、省委书记、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这些都与“老板”不搭界。
然而，“谭老板”的名声却是人们公认了的。上至党的主席、国家主席，下至新四军的普通战士都如此称呼他。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当着许多人的面，称赞他：“谭老板，你这一炮放得好哇！”在另一个会上批评他：“谭老板，你那大炮也相当多，放得不准，心血来潮，不谨慎。”谭震林分管的农林口，人们更是把“谭老板”挂在嘴边，汇报工作时，开口便是“遵照老板的意见……”。
“文化大革命”期间，“红卫兵”对“老板”的称谓也有了兴趣，经过多方调查写了一篇《雅号“谭老板”的考证》刊登在《新农大》报上。
“老板”必有些来历。
《新农大》报上说，“老板”之称，来自浙江杭州，是杭州解放后所得。这想必是那时报纸凑不够版面，东拼西凑起来的，当然不足为凭。
那么，“老板”到底来自何时何地？“老板”的战友、“老板”的亲属以及党史、军史研究专家的回答各异，甚至大相径庭。
有人说，叫他谭老板，是因为毛主席叫起来的。在一次会上，毛主席叫他：“谭老板，说说你的意见。”主席带头叫，别人跟着叫，老板老板的，很快叫顺了口。
有人说，因为他是店员出身，开店嘛，自然是老板，所以，“谭副总理就成谭老板了”。
有人说，叫他谭老板，起初是开玩笑。他不激烈反对，反而笑呵呵的，所以越叫越响，叫得快把原名都取代了。
还有人说，老板的名字是抗日战争时期他在新四军工作时，因执行任务的需要，化装成老板模样，对外称老板。以后就沿袭下来，习惯成自然，大家都称他谭老板。
经过一番认真考证，笔者认为，最后一种说法的真实性最大。他的部下、战友多数以为此种说法有道理。
1940年3月23日，中共中央东南局和新四军军部发电给中共江苏省委称：“现为加强东路工作，已调谭震林同志去组织军政会，以统一党军指挥，不日出发。”
这份只有几十字的电报，引出了许许多多的故事。
当时，谭震林正在安徽省的泾县。他的妻子田秉秀（葛惠敏）已经是怀孕９月有余，眼看就要临盆。军令如山，妻子一边为他整理行装，一边抹眼泪。他只能安慰说：“你放心，我很快就会回来的。”
妻子理解他，他也很为自己不能在妻子身边而感到内疚——这毕竟是新婚刚一年，而且是自己第一次做父亲啊！
“你身体不好，自己要注意。”妻子嘱咐他。他患有肺病尚未痊愈，还不时咳嗽。
谭震林没有时间儿女情长，他匆匆告别妻子，乘着月夜上路了。
此行的目的地是“东路”，即津浦路东段的“苏太常”、“澄锡虞”地区（苏州、太仓、常熟、江阴、无锡一带的简称）。
坚持苏南抗战，是有着重大战略意义的。它西有日本侵华派遣军司令部及汪伪政府所在地南京，东临早已沦陷的上海市，中间是国民党江苏省政府所在地苏州。要在这一带发展抗日武装，坚持抗日斗争，确实责任重大。
为了确保安全，谭震林和随行人员都进行了一番伪装。谭震林化名林俊，身份是上校衔的国民党“三战区参谋主任”。
“从今以后，谁再叫出谭司令，我就不客气！”谭震林这样说道。
他的两个警卫员，一个化装为马夫，一个是挎盒子枪的。而随行的廖海涛化名廖涛，是林俊的“秘书”，俞炳辉化名张德标，职务是“侍从副官”。
他们用特殊手段，制作了通行证，堂堂正正写好，去东路“检查工作”。
这个“国民党三战区”的“检查小组”，行色匆匆，奔走在皖南到江苏的路上。
行程是异常艰辛的。从皖南到苏南，本来并不算远的路程，走了整整18天。到达新四军江南总指挥部水西村后，他们稍作停留，又匆匆赶路。
此时，谭震林的衣着打扮已经是“鸟枪换炮”了——雪白的衬衣，毛料西裤，外披哔叽长衫，头顶黑色礼帽。走路时前呼后拥，俨然一派“大老板”的神气。这还不够，他还借用延陵镇一家绸布店老板的名字搞了良民证，证上的名字是：李明。
谭震林甩甩衣袖，对同行者说：“我走几步，你们看看，像不像老板！”
说完，迈起四方步，把肚子挺一挺，摇摇晃晃，逗得人们大笑不止。
“笑什么？像还是不像？”
“像是像，就是有点太摆架子。”
“不摆架子怎么行，我看很像。”
……
同行的吵吵闹闹，谭震林却说：“像不像三分样。我尽量摆出老板的样子，有什么破绽，你们替我弥补着点。”
“老板”的正式称谓，自此而始。
“良民证”上是李老板，实际姓氏应为谭老板，按照化名，应为林老板。姓氏上容易叫错，干脆把姓省略去，一律称“老板”。
几天以后，“老板”出现在常州街头。
到了常州，住进了一家“萃昌豆行”。“老板”的“买卖”越做越大，改行经营起豆类来了——由日本人签发的通行证上，他又变成了豆行的老板。
不要小看这张通行证，有了它，在苏州一带活动就畅行无阻。谭震林能够得到它，全凭“萃昌豆行”的小伙计，我们的地下交通员张建林。他买通各种关系，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搞到了这个证件。
虽说有了证件，谭震林仍然十分谨慎。在敌人眼皮底下活动，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因此，到了苏州以后，住进东来旅馆，“老板”对他的“伙计”们说：“累是累点，可今晚都去看电影。”
有随行者不解其意，谭又悄声告诉他们：“小心为好，看电影比在旅馆更安全。”
这伙“商人”连看两场电影，回到旅馆已是深夜。第二天天刚亮，他们又在“老板”带领下登船直奔常熟。
在常熟，大老板遇到了一对小老板。
董浜镇的“涵芬阁”茶馆，是我党秘密交通站。店老板是陈关林、陈二妹夫妇。他们热情接待了远道而来、讲湖南话的“老板”。
对此，谭震林记忆颇深刻。直到晚年，他还说：“1940年，我到东路，一来就到董浜的陈关林茶馆店，这位关林嫂，就是茶馆店的老板娘，曾经接待过我们。”
至于京剧“沙家浜”取材于这个小茶馆，那是另外的事了，我们不在此处赘述。
谭震林在常熟没有停留，连夜前往徐州市“民抗”司令部驻地。
第二天，太阳初升的时候，老板以很不协调的衣着，出现在“江南抗日义勇军东部司令部”和中共东路特委、常熟县委等同志的面前。
不几天，队伍里便传开了这样一句话：“上级派来了个老板！”
按理说，事情结束了，“老板”的称呼也就该结束了。谁知这称呼不仅没结束，反而越叫越响了。
这其中，有人叫着好玩；有人觉得他总管一个方面的工作，叫“老板”也合适；他自己也没有及时宣布该结束这称呼了，所以就叫下去了。他大概也没想到“老板”的称呼会伴随他的后半生。
“大闹怀仁堂”这一说法，出自“四人帮”之口，却成了老一辈革命家向邪恶势力抗争的代名词。
一排高级轿车，停在中南海怀仁堂前。
这座金碧辉煌的建筑，可以算一个历史的见证人了。远的不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这里发生过多少惊心动魄的斗争，演出过多少威武雄壮的话剧！
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在这里隆重召开。
最高国务会议，毛泽东在这里发表极其重要的讲话。
中国共产党七届四中全会在这里处理了高岗、饶漱石。
毛泽东去世以后，在这里抓走了祸国殃民的江青反革命集团——这是后话了。
当初建造“怀仁堂”的慈禧太后，怎么也想象不出她的这座“佛照楼”会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重要议事场所。
今天，怀仁堂前一片宁静。卫兵依然肃立，铜狮依然威严。
“树欲静而风不止”。这一段时间以来，中央高层的斗争几近白热化、公开化，双方阵垒分明，观点尖锐对立。一场大的政治风暴已经不可避免。
2月6日，怀仁堂会议室里，响起了叶剑英的广东式普通话音：“我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得什么巴黎公社的原则。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
叶剑英这是问陈伯达。那个时候，陈伯达了不起呀，是全党公认的“马列主义理论家”。
2月11，还是在怀仁堂，叶剑英、徐向前两位元帅又同中央文革的人发生了冲突。
叶剑英不无嘲讽地说：“请地方的同志保护一下我们军队！”
徐向前的态度更鲜明：“你们要不要军队？如果不要军队，我就不干了！”
2月14日，也是在怀仁堂，斗争升级了。在“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要不要稳定军队，要不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等问题上，双方拍了桌子，瞪了眼睛。
叶剑英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
徐向前接着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这样把军队搞乱，还要不要支柱啦？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
叶剑英问康生、陈伯达：“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国家体制，不经过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名称，又想干什么？”
……
这天是2月16日。
谭震林迈步走进怀仁堂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自己会成为今天的主角。因为今天会议的议题是研究“抓革命，促生产”。周恩来签署的会议通知上写得明明白白。
这是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大碰头会（当时有大碰头会和小碰头会，处理中央的日常工作。这两个碰头会的召集人都是周恩来。毛泽东、林彪都不参加）。谭震林的任务是“碰头”，他怎么会一下子成为会议的主要角色呢？
问题是“碰头”，却碰上了张春桥的“头”。
假如谭老板不是迎面碰上了张春桥，假如张春桥不是咄咄逼人，也许爆发不了这场尖锐的斗争。然而，这些假设，都只能是假设。事情按照它内在的规律自然而然地向前发展着。
本来，周恩来是召集人，他应该宣布开会，宣布散会。然而他没有宣布开会，也没有宣布散会，只是因为——谭震林碰上了张春桥。
他们是熟人。谭震林在上海工作时，张春桥是《解放日报》的总编辑。他们不仅打过交道，谭还曾经批评过他。
“文化大革命”以来，张春桥平步青云，步步得宠。但谭老板并没有把他放在眼里。因此，当张春桥迈着四方步进入会议室的时候，谭老板拦住了他，冷不丁问了一句：“春桥同志，陈丕显同志为什么不让来北京？”
谭老板曾经在两个场合亲耳听到毛泽东讲，把某些省委书记接到北京来。
江华、江渭清、谭启龙等人先后接来了，唯独上海的陈丕显没来。
张春桥怔了一下。谭老板的脾气，他是知道一些的。但现在的张春桥，已经不是前几年的张春桥了。他不冷不热地回答：“群众不答应啊！”
谭震林的火气不打一处来。最近，他经常听到有人把事情往“群众”头上推，动不动就是说群众不同意。他朝张春桥吼起来：“什么群众！群众！老是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搞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张春桥一伙被这突如其来的吼声镇住了。而陈毅、李先念、余秋里等同志暗暗为谭老板叫好。
见张春桥不说话，谭震林更来气了。几乎指着他的鼻子说：“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把老干部都打光！”
谭震林把目光转向在座的老战友，说：“40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老同志的目光，给了谭震林更足的勇气和力量。他把自己的愤懑，一股脑地往外倒：“黑五类有人讲话，高干子弟怎么没人说话！高干子弟统统挨整，见高干子弟就揪，这不是反动血统论是什么？这是用反动的血统论来反对反动的血统论。这不是形而上学吗！蒯大富是什么东西？就是个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