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天之后的夜晚，落叶的秋风瑟瑟吹来，一个黑影来到刘从文的住处——他是负责和刘从文联系的刘从志。他还不知道刘从文已落入人民的法网。
对于这位自投罗网的特务，华北军区也立即逮捕了他。
这样，连同被我地方公安部门捕获的刘其昌、孟建德，这个特务组织基本上被摧垮。
但是，审讯和宣判的工作又是很复杂的。
审判人员问：“他们要你谋害毛主席和聂司令的地点在什么地方？”
“我没有，我怎么敢谋害毛主席和聂总呢！我是10年的老兵啦！”
“我们的政策你是知道的。我们也有证据。你不要老是变来变去，要老老实实！”
“我那天是瞎说的。我真的不知道他们要害毛主席。”
过了两天再审他，他又承认说：“我的堂兄刘从志是问过聂司令的车号，问过毛主席的住地，可这是到北京来之后的事。”
再过几天，他又哭着坦白说：“只要组织上宽大我，我就都说出来。”
“我们反复向你交待过政策，你只有坦白，才能争取从宽处理。”
“我不是人，我丧尽天良，他们叫我干什么，我都干了，可他们叫我给毛主席和聂司令投毒的事，我确实没有敢干啊！”
经过一段时间的审讯和调查取证，搞清了这个特务集团的来龙去脉。他们是隶属军统保密局保定站站长曹亚夫领导的阜平小组。刘其昌是组长，刘从志是书记兼收发，刘进昌、孟建德均是这个小组成员。刘从文后来也被吸收为组员。
两包毒药，交到刘从文手上，他的手发抖了这个特务组织的关系并不复杂。刘其昌是组长，他领导着刘进昌、刘从志，利用着刘从文、孟建德。而他们几个又同是河北省阜平县王快镇人。
人都是复杂的，自身充满矛盾的。刘从文的演变过程，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出身比较寒苦。全家７口人，共有两亩半地。他当过店员，沿街叫卖过烧饼，到江西去出过苦力（修铁路）。抗战爆发后，参加了抗日义勇军，在新乐县作战负伤回家。1939年9月由人介绍到晋察冀军区供给部合作社当炊事员。后来调到军区司令部小伙房当炊事员、上士、司务长。可以说，他是在革命军队里成长为革命干部的。
在一些人看来，当“老炊”，当司务长是比较低下的差使，也不会有什么大的用处。然而那些想利用他的人，却很看重他这个位置。
当司务长，要经常外出采买一些东西，接触的人自然会多一些。终于有一天，他碰到了一个叫王宝生的商人，两人谈得很投机。
王宝生问：“你家的生活眼下怎样？”
“政府不供给，自己做点买卖也能凑合。”
“我来回跑保定，你需要什么，我可以给你捎来。你给他们工作，他们也不照顾你家里。”
刘从文当时恐怕没有意识到这是他走向深渊的开始，更不会想到王宝生是国民党军统特务。
不久，刘从文外出采买东西，见到了本村的刘其昌。乡亲相见，自然亲热。
“你在干什么呀？这副穷相。”
“给军区采买东西。”
“跟我们去一趟保定。保你有钱花，你看我们，花钱比你方便多了。”
“以后再说吧，保定是那边的（指敌区）。”
“王宝生不是说给你从保定买东西吗？我也可以帮你办理。”
这时，刘从文才知道刘其昌和王宝生是勾结在一起的。刘从文虽然受到他们的引诱，但还没有下决心跟他们去干什么勾当。
这些国民党特务也似乎没有立即将刘从文拉入他们圈内的想法，只是想利用他这个能够接触军区领导的小灶司务长，探知有关情报。
刘其昌或是通过王宝生，或是亲自出面，多次与刘从文联系。有时利用赶集、上庙会的机会，有时干脆到村外的菜园地里装作买菜。王宝生给了刘从文500万边币，说是自己花不着，让刘先用着。刘从文没有拒绝，把钱收下了。王宝生问他一些情况，他当然力所能及地告诉了他。诸如军区司令部在什么地方，中央局在哪里，首长到石门开会去了，过四五天回来……
这些情况，在刘从文眼里不是什么秘密，但在国民党军统局那里，却是很有价值的东西。几天之后，我华北军区所在地烟堡、石门一带，遭到飞机轰炸，房屋损坏100多间。
看着呼啸的飞机和升腾起的烟雾，刘从文心中直打鼓，他弄不清楚此事是否和自己有关。他想起曾经同刘其昌等人说过军区司令部的驻地，也知道他们是那边（国民党）的人。他希望自己的行踪不被人觉察。
上碑庙会上，人群密密麻麻，摊位摆满了街面。刘从文装作买东西，来这里同刘其昌见面。
在一个临街饭店里，刘其昌请他吃饭。同时交给他十二匹白粗布，说：“这是给你的。”刘从文犹豫了一下，还是收下了。
刘其昌说：“只要照我说的做，不会亏待了你。”
事情的发展，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有一天，刘其昌见到刘从文，交给他一个包。
“这是什么？”
“看了你就知道了。”
刘从文把包打开，看到一支精致的小手枪，几十发子弹，还有两个红纸包。
他指着红纸包问：“这是什么？”
“药。能毒死人的药。”
刘从文不解地看着刘其昌。刘其昌嘿嘿一笑，说：“你有这个便利条件，放到毛泽东、聂荣臻的锅里……”
“这……”刘从文的手在颤抖。
“给你两个月的时间，用什么办法都行。如果完不成，就到保定去找我。”
刘其昌说完，走了。刘从文听完，傻了。
后来，他交代说，看到这些东西，我好害怕，叫我谋害人民领袖，我不敢——毛泽东就有如此之大的震慑力量。
于是，刘从文生病了。头晕肚痛，不思饮食，卧床不起。白天似睡非睡，到了夜晚经常惊叫起来。可惜，这些都没能引起人们的注意。
他心惊胆战地把毒药扔到了村外，把手枪藏了起来，心里还是不踏实，总是担心会被人发觉。疑心生瘴鬼，他的病越来越重，一直病了一个多月。如果这时候有人吓唬吓唬他，非得灵魂出窍不可。他说他一直念叨：“再也不能跟他们联系了！再也不能跟他们干了。”
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发现没有什么动静，他的胆子又大了起来。只要搞得神秘，还是不会被人发觉的。因而，当刘其昌派刘从志（刘从文的堂兄）来找他联系时，刘从文又说了不少军区司令部的情况，甚至让刘从志住在部队，吃在部队，还送他点大米、白面之类的东西。不管刘从文承认不承认，他已经成了地地道道的内奸分子。
传播小道消息的人，到头来既害了他人，又害了自己探知毛泽东住处，并向国民党特务机构报告的，并不仅是刘从文一人。华北军区司令部大丰烟厂的副总经理孟建德，也从另外的渠道得知了这一消息。
孟建德有个妹妹，也在军区工作，并且嫁给了一位小有权力的什么长。３月的一天，孟建德来到军区机关，住在妹妹家里。
孟建德的妹妹，正好30来岁，爱学习爱唱歌，还爱吹吹口琴，也爱聊天，爱传播点小道消息，那时称为“小广播”。
有爱说的，就有爱听的。倒是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这天，兄妹相见，说完家事，自然而然地说到了国事。孟建德的妹妹很神秘地对哥哥说：“你知道吗？有大人物来了。”
“大人物？谁算大人物呢？”孟建德故意装蒜。
“就是我们这里最大的人物。”
“朱德？”
“不，是毛主席。”
“他能到这穷乡僻壤来？”
“那还有假。”
“他要来喽可住哪里呢？”孟建德好像是为毛泽东的住处操心。
“就住聂司令原来住的那个小院。”妹妹无意中把很机密的消息告诉了身为国民党特务的哥哥。
“他们一来，人多马多，也够你们军区忙活的。”
“人也不太多，平时也看不见他们出来进去的。”
孟建德从她家走后就到保定向特务机关报告了。不几天敌机出现在城南庄上空。
孟建德也有情有义，向保定站给妹妹要来了一批“报酬”——法币2000万元，美式金笔一支，口琴一个。
他再次来到妹妹家的时候，终于没敢把这些东西拿出来。他怕引起妹妹和妹夫的怀疑，不再给他透露消息。
直到此案查清以后，孟建德的妹妹才知道自己的小道消息起了那么大的作用，后悔晚矣。哭鼻子抹眼泪全无用处，严厉的处分使她好久抬不起头来。
历史不容篡改，江青的发难是徒劳的今天看来，此案的处理是相当严厉的。华北军区政治部军法处多次开会研究，拿出了处理方案，交政治部部务会讨论通过，正式将这几个人的材料上报给军区首长。
司令员聂荣臻、政治委员薄一波以及林铁等人均在报告上批示同意。华北军区政治部军法处于1950年9月28日正式做出判决：
孟建德、刘从文身为人民解放军干部，竟投敌叛变，接受特务任务、充当内奸，从事反革命活动，利用亲属关系窃取我战略性军事情报，屡次破坏我军作战行动，并向敌报告我人民领袖、军政首长之行动，屡次指使敌机轰炸，使人民生命财产遭受严重损失。此种甘心附敌、怙恶不悛的反革命分子，实属罪大恶极，必须严予惩办。刘其昌、刘从志押送河北省人民法院法办。依法判处内奸分子孟建德、刘从文二犯以死刑。
作出判决的当天，他们就被押赴一座小山包前的刑场处决了。
这一切都是明明白白的。连孟、刘二犯被执行枪决、验明正身的照片，至今都完好无损地放在档案馆里。
这一切，都已经成为历史。
江青重翻历史旧账，其目的是再清楚不过的——就是要打倒聂荣臻。然而，任凭江青怎样造舆论，毛泽东不点头，她是很难扳倒这些老帅的。
聂荣臻没理江青的茬儿，江青也没能把这一耸人听闻的罪名安在他的头上。
这其中的原因是复杂的，但也说明了一个真理：历史，绝不会按照某个人的意愿来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