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还不够，谭震林是65岁的人，经历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种种风雨，见到过党内多次重大斗争。他把心窝子里的话都掏了出来：“这一次，是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
谭震林说出这话的时候，他不是没有考虑到后果的。他把矛头指向了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他义愤填膺地说：“捕鱼问题，连续逼我四次。说政治上造成很大的影响，经济上造成很大的损失。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就是当着我的面讲的！”
他指名道姓责骂起江青来，使会议室气氛更加紧张。
谢富治也许是为了缓和一下紧张空气，也许是为了给江青辩护，朝谭震林摆摆手，说：“江青同志、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都多次保过你谭震林同志，并没有说你是反革命。”
谭震林不吃这一套，手拍着座椅，说：“我不要她保！我是为党工作，不是为她一个人工作！”
当时，如果有江青出面保谁，谁自然就有了一顶保护伞。谭震林却坚决不要。在场的陈伯达、王力等人都对谭震林的态度表示“义愤”，叽叽咕咕，也没敢大声说。
谭震林越说越来气，他站起来，拿了大衣说：“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
他跨出一步，又回过头来说：“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他边说边往外走。政治局常委的大碰头会就要出现有人愤然退席的局面。
人微言轻，会议召集人周恩来，当然知道这件事情的后果，他深知这其中的利害，他不能让谭震林这样离开会场。
周恩来站起身，很严厉地说：“谭震林同志，你回来！”
陈毅元帅也劝他：“谭老板，不要走，要留在里面斗争！”
看着几位老战友，谭震林似乎明白了什么。陈老总说得有道理，是要留在里面斗争啊！他放下了皮包。
陈毅元帅借题发挥，讲了一段也相当厉害的话：“这些家伙上台（指蒯大富之类），就是要搞修正主义。”
说到此处，他望了周恩来总理一眼。总理的脸色很严肃，紧抿的嘴角好像在说：陈老总，你不要再说下去了！
陈毅的脾气，在一定的程度上和谭震林有相似的地方，说起话来，一发而不可收拾。他又把“文化大革命”和延安整风扯到了一起，意思很明确，就是对整风运动中极“左”的做法不满。他对周恩来说：“总理在延安时不是挨整的吗？”
周恩来说：“我应该检讨，当时是整得对的嘛。”
陈毅又转向康生，说：“康生同志也被整。”
康生眼镜后面的眼珠子一转，说：“当时我是总学委主任，我不是挨整的。
当时我是批评过总理的。”
康生可谓旗帜鲜明，给陈毅一个“下不来台”。
陈毅不管他是什么态度，依旧按照自己的思路往下说：“历史将证明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的。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斯大林不是把班交给了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吗？”
周恩来接过话茬，说：“所以才搞文化大革命嘛！……”
余秋里站了起来，说：“这样对待老干部，怎么行？计委不给我道歉，我就不去检讨！”
谢富治说：“你们不要这样讲，文化革命小组的同志，经常讲谭老板的好话，这我们都是听到的。”
李先念抢白他一句：“你不要在这里和稀泥！”
阵垒已经十分分明，要么东风压倒西风，要么西风压倒东风，此时已经没有调和的余地了。
李先念操着浓重的湖北腔，指责“中央文革”：“现在是全国范围的大逼供信。中学生组织的‘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呢？都是十几岁的娃娃！”
谭震林留在会上，他的气没有消，也不可能消，说话的口气依旧：“我从来没有哭过，现在哭了三次。哭都没地方哭，又有秘书，又有孩子。”
“我也哭过几次。”××说。
谭震林拍着手里的皮包，说：“从井冈山到现在，你们检查一下，我哪一点反对毛主席！”
谢富治说：“是啊，是啊。我们不要从个人出发，要从全党的利益出发。”
“我不是为自己，是为整个老干部，是为整个党！”
谭震林把谢富治顶了个哑口无言。
李先念接着说：“就是从《红旗》13期社论开始，那样大规模地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还有什么大串联，老干部统统被打倒了！”
周恩来对康生说：“这么大的问题，你们也不打个招呼，送给我们看看。”
康生说：“我不知道，我没有看。”
周恩来又问陈伯达：“你看过没有？”
陈伯达忙说：“我也没有看。”
他们所说的《红旗》13期社论，题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其主要精神是：有些地方，有些单位，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是很尖锐、很复杂的。
有极少数人采取新的形式欺骗群众，对抗十六条，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极力采取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形式，去达到他们的目的……
这篇社论发表前，陈伯达、康生都看过。见到老同志们如此激烈地反对这篇社论，他们又都改口说没看过。
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是他们这类政客惯用的伎俩。
谭震林的思路，随着李先念的话题扯到了瞒着中央批发军委、总政的《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他说：“10月5日的紧急指示是什么？我看消极面是主要的！”
……
问题越扯越多，话越说越长，当时在场的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等人只是低头记录。他们也没有见到过这样的场面。
本来预定研究的“抓革命，促生产”的议题也只好作罢。
从紧跟到抵触再到抗争，谭震林经历痛苦的思想斗争，决定要公开反击
谭老板因“二月逆流”而声名大震。
说起“二月抗争”，笔者访问过的几个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伸起大拇指，说谭老板同江青反革命集团斗争“是这个”！
是的，听听怀仁堂里“就是砍头坐牢也要斗争到底！”的铿锵之声，你就不得不佩服这个人物。
然而，谭老板为什么会这样干？他为什么敢这样干？这其中有多少必然的因素？又有多少偶然的因素？“文化大革命”以来，他的思想脉络是怎样的？都是人们关注的问题。
为了解开这其中的谜团，笔者曾经往返于北京的小胡同、上海的大马路，寻找一个又一个的知情人士，终于有了一些感性的认识，弄清了谭老板在此前后的言行及思想轨迹。
假如说，谭老板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反对这场史无前例的大动乱，那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谭老板本人也反对这种说法。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刚刚点燃的时候，谭老板和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样，并不了解毛泽东发动这场运动的真正意图，也没料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权势会那么迅速地膨胀并祸国殃民。他们出于对毛泽东的尊敬和崇拜，努力使自己的思想与毛泽东的讲话、指示合拍。那段时间里，他们的确是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投身在这场“反修防修，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中来。
对此，谭震林曾经说过，刚开始，我们不了解主席的态度，“文化大革命”搞到什么程度，要达到什么目的。对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的所作所为看不惯，但也不好多说什么，因为我们弄不清是毛主席的意图，还是他们自作主张。
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向大专院校派工作组的时候，谭震林也曾决定向农业口所属院校派工作组。
“红卫兵”大串联，到北京接受毛泽东检阅的时候，谭震林曾经跟随周恩来、李富春等同志接待过来京的外地“红卫兵”。
北京农业大学，北京农业机械学院等大专院校的运动开展起来后，谭震林曾经到学校看大字报，同“造反”的学生谈话。
在林彪的主持下，谭震林曾经参与讨论、研究、制定了《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等文件。
……
应该说，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他是积极参加，并且按照自己的理解来搞这场运动的。
“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历史过程。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得势也是一个历史过程。因而，人们认识到他们的反动面目也需要一个过程。至于认识到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那就更是艰难而复杂的甚至是痛苦的过程了。
面对大字报铺天盖地，学校停课，工厂停产的局面，谭老板的疑虑越来越深。他是分管农业口的副总理、书记处书记，如果农村都造起反来，８亿人口的吃饭就成了大问题。他找到刚到中央不久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陶铸，诉说了心中的疑虑。在陶铸的支持下，经请示毛泽东、周恩来，他们起草了《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
这个规定，定下了许多“框框”，诸如：北京和外地的学生不得到县以下各级机关和社、队去串联；不得参加县以下单位的辩论；县以下各级干部和公社社员也不要外出串联；秋收大忙季节，应集中力量搞好秋收、秋种、秋购；运动可以暂时停下来，等等。
规定还特别要求：各级干部，应在群众的帮助下，揭发错误，批评错误，改正错误。对上级党委任命的干部，均不应采取群众直接罢官的做法。
这份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下发的红头文件，对于稳定农村的形势，起了很好的作用。“中央文革”的人十分恼火，他们认为，这是“压制群众，压制革命”
的典型材料。文件成了他们攻击诬陷陶铸的重要内容。
1966年的金秋，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陈伯达作了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报告。林彪发表讲话，指名攻击刘少奇、邓小平。并且说：“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错误路线主要是刘邓发起的。”
这些，都引起许多老同志的反感。
吃饭桌上，会后散步时，谭老板和陈正人、江一真等同志议论，觉得陈伯达的报告有许多片面性的东西，不那么实事求是，而且把问题上纲上线。江一真说：“不少省委书记不同意陈的报告。”谭老板也说：“对反动路线的‘反动’二字，很多人是接受不了的。”
他们的这些议论，被专爱在背后搞小动作的人听到了，捅到上头，同时告诉造反派组织，让他们在小报上登出来，加以批判。
谭老板有意见，不只是会下议论议论，他是要“放炮”的。果然，在正式的小组会上，他亮出了自己的观点：“这个报告，讲群众群众，不讲阶级观点，不讲阶级路线……”“没有强调党的领导，光讲群众，没有党的领导。”
针对陈伯达讲的多数、少数问题，谭老板火了。他说：“少数就好吗？多数就不好？在农村，地富反坏是少数，贫下中农是多数，该怎么理解？……”
这些话，当然很刺陈伯达的耳朵。引起他们对谭震林的不满，也是很正常的事。
这些，仅仅是铺垫。一些令谭震林目瞪口呆的事情相继发生了——贺龙的家，被“造反派”冲击了。国务院副总理，一代开国元勋，不得不在周总理的帮助下，住在中南海里面。中南海里的造反派同外面的相勾结，透露了消息，外面的广播车开到中南海门口，不分昼夜地高喊：“打倒贺龙！”声言：“不揪出贺龙绝不收兵！”周恩来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指示有关人员，将贺龙转移到西山……谭老板得到消息后，气得手直抖，说：“这像什么话！”
陶铸被打倒，是典型的“突然袭击”。1967年1月4日下午，陶铸正和周恩来总理等人开会的时候，江青、陈伯达、康生接见了武汉“专揪王任重造反团”，公开点陶铸的名，说他执行“刘邓路线”，应该被打倒。谭老板问司机：“是打倒陶铸吗？”司机确认无疑。他沉默不语了。他找到李富春，开门见山地问：“要打倒陶铸吗？”“不知道哇！”“这就怪了！”要打倒一个政治局常委，而另一位常委却根本不知道。可见当时党的政治生活不正常到了何种地步！“陈伯达有什么资格讲陶铸的问题？”李富春说：“这得问主席去。”据说，李富春真的去问了毛泽东，毛泽东也不知道此事，因而引出了后来毛泽东批评陈伯达“一个政治局委员，打倒另一个政治局委员！”
上海爆发了所谓的“一月革命”，以王洪文为头头的造反派组织，召开了打倒中共上海市委的大会，成立了“上海人民公社”。山西、贵州、黑龙江、山东等地，相继出现了“曙光”，响起了“春雷”，一场遍及中华大地的夺权斗争全面展开。谭老板愈来愈想不通：共产党的权力机关都被推翻了，还能叫“革命”吗？
一批和谭震林很熟悉的老同志、老部下被打倒，被批斗，被戴上叛徒、特务的帽子。“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是他们的真实写照。经过多方努力，他们中的一些人被接到北京，保护起来。他们刚住到京西宾馆，谭震林就去看他们。
江华、江渭清、谭启龙、李葆华等老同志见到谭老板，纷纷诉说心中的愤懑和本人的遭遇。“老板啊，这样下去，国将不国，党将不党！”“老板啊，得想想办法啊！”他们的肺腑之言，使谭震林吃不香，睡不着。他们被接到北京来还难保得住，那些来不了的同志呢？井冈山时期仅剩的女同志之一，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吴仲廉竟不明不白地被整死在厕所里……
那段时间，他时常去李富春家里，同富春交换意见，和陈毅、叶剑英、李先念、余秋里、谷牧等同志一起忧国忧民。谭震林说起话来，容易“放炮”，他说过许多“出格”的话：
“叫那几个秀才（指‘中央文革’）乱搞，国家不垮才是怪事！”
“他们就是要把国家搞乱，乱了以后才能夺权。他们的野心大着哩！”
“我看他们下一步要搞总理。他们要把主席封锁起来，不让别人跟主席接近。”
“应该找林××反映情况，争取他的支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