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小资产阶级的特殊历史作用，陈独秀并没有作清醒的认识，他一概把小资产阶级视为“非革命的资产阶级”。对民族资产阶级，陈独秀在党的四大之前，即过高地估计了它的作用，把它视为民主革命唯一的社会基础。此后一直因害怕资产阶级退出革命而对其采取退让政策。1926年7月，中共第三次中央扩大执委会上，陈独秀虽也提出无产阶级要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地位，但强调要拉住资产阶级，因为害怕同资产阶级斗争会逼跑他，使革命运动流产。在农民问题上，早在1923年1月，陈独秀写了《中国农民问题》，混淆了“佃富农”、“二地主”与农民半无产阶级的界限，尤其是还把农村中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连同半自耕农）一并称为自耕农，认为自耕农人数超过佃农（半无产阶级）一倍以上。这实际上混淆了农民中的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的区别，并颠倒了农村阶级力量的对比关系。到1926年12月中央汉口特别会议上，陈独秀所作的政治报告中，为了拉住汪精卫等国民党上层人物，仍完全否定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必要性，说土地问题也可作为一般的宣传口号，不可作为斗争口号。会议通过的《农民运动议决案》，把土地问题称为“研究室中”的问题。这在当时农民问题已成时局发展之重大关键问题之际，也是一个带全局性的错误。
正是陈独秀思想中存在着如此诸多的认识误区，使其右倾机会主义不断发展，进而在大革命末期犯了投降主义错误：在统一战线中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对资产阶级做无原则的妥协退让；不重视农民土地革命在民主革命中的重要性，最终竟放弃了农民这个伟大的革命同盟军；同时还放弃政权和军队，结果在资产阶级叛变革命时，使党处于无能为力的地位。表现在行动上，从对“中山舰事件”的退让到对“整理党务案”的退让；从对“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毫无戒备到对“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的无能为力，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最终遭到了巨大的失败。
尤其严重的是，面对大革命的失败，陈独秀还表现出了少有的迟钝。大革命失败虽也曾使陈独秀痛心地自责苦思，但由于自己理论上的浅薄和幼稚，仍缺乏马克思主义的自我解剖精神。特别是由于共产国际推卸大革命失败的责任而对共产国际抵触怄气，而没有着重从中国党的历史和现状中，从自己的政治领导和世界观中进行深刻检讨；未能从失败中吸取教训，迷途知返。相反，继续沿着他建立在对国情缺乏认识又无视民众力量基础上的“二次革命论”，越陷越深。没有从国民党右派残杀革命的政策中意识到自己“二次革命论”的错误，反而在所谓自省后消极地对待革命，看不到中国革命的出路，最终走上了革命的反面，成为取消派的领袖。
三、简要的评说
从前面的评述中，我们可以看到，陈独秀既是一位给人以雷电般刺激的思想启蒙者，又是一位被历史推向前台的政治家；既是一位冲锋陷阵的勇猛斗士，又是一位站在政治潮头的政党领袖。复杂的中国社会赋予了他复杂的使命。作为前者，他的才华得到了充分表现，成为耀眼的明星，有人甚至认为他对于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变革的贡献，不亚于在西方文艺复兴时期卢梭、孟德斯鸠对于西方社会文化变革的贡献。陈独秀在20世纪初提出的“民主与科学”的命题，13亿中国人民至今仍在努力完成，就是明证。然而，作为后者，他常常力不从心，勉为其难，甚至内心苦衷无处言表。在那个特定的阶段，历史选择了他，很快又抛弃了他。
面对这么一个人生历程，我们如何对陈独秀一生功过作出全面正确的评价，答案已经明朗，也即不管陈独秀在前期有这样那样的不足，和别人一样会有或多或少的缺陷，然而，其总体的历史地位是不言而喻的。学术界的诸多争论也许正是因为陈独秀后期的所作所为而引起。因此，我们如何面对后期陈独秀，尤其是如何面对陈独秀后期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这是问题的关键。
陈独秀在大革命过程中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是谁也否认不了的；与此相连，这种错误的发生与他自身众多理论和实践的缺陷紧密相关，也是一个既定的事实。我们前面在阐述这一问题时，就是主要从这一角度出发的。他自己也并不否认自身的原因。大革命失败之后，他就曾说过：“认识不彻底，主张不坚决，动摇不定的我，当时深深地沉溺在机会主义的大气候中，忠实地执行了国际机会主义的政策，不自觉地做了斯大林小组织工具，未能自拔。”后来，他又说：“自1927年中国革命遭受了悲惨的可耻的失败后，我因亲身负过重要责任，一时感觉无以自处，故经一年之久，我差不多完全在个人反省期间。”
那么，造成陈独秀迅速右转，是否还有其他客观原因呢？我们认为不仅有，而且还是理解陈独秀错误发生的重要视角，也是在评价陈独秀过程中不能不看到的。
我们知道，大革命时期的历史情境表现出极其复杂的矛盾现象，致使陈独秀始终处于诸多矛盾的纠葛中。当时历史情境的矛盾主要有：其一，共产国际和苏联的“瞎指挥”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脱节的矛盾；其二，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矛盾，大革命是在以新三民主义为基础的国共合作旗帜下进行的，由于两党阶级实质不同，统一战线内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以及争夺武装力量的斗争自始至终地存在着，只不过有时明显一点，有时消隐一点；其三，共产党内部的矛盾，初有支持合作和反对合作的矛盾，后有主张退出国民党和主张继续维持统一战线的矛盾，另在地区上还有中共广东区委和党中央的矛盾，后还有武汉党组织和上海党中央的矛盾等等；其四，国民党内部的矛盾，主要是起初的国民党“左派”和“右派”的矛盾以及其后的“新右派”与“左派”的矛盾。
正是这许许多多的矛盾组成了大革命洪流中许许多多的急流漩涡。作为中共中央书记的陈独秀正是处于这无数漩涡的中心，面对各方不约而至的冲击力，有时奋起拼搏一番，但更多的时候则显得无能为力。他的一举一动都与这许许多多矛盾所组成的历史情境紧密相连。
尤其让后来的研究者不能回避更不能忘怀的是，前面四大矛盾中的第一大矛盾，这是困惑大革命时期陈独秀的最大矛盾，甚至可以说是影响并推动陈独秀走向右倾机会主义深渊的一个最重要的外在推动力。比如，共产国际一再警告中国共产党人不可有丝毫退出国民党的念头，而且在两党合作中要以国民党为主，这是斯大林不可动摇的对华政策的基本点。然而，这却苦了陈独秀。两党不是对等的合作，一开始就造成国民党是主人，共产党是客人的被动局面；两党之间的关系不是平等的盟友关系，而是有明显差异的兄弟关系。久而久之，作为共产党书记的陈独秀自觉是“临时工”，也就不敢大胆地开展工作，怕“喧宾夺主”授人以柄，一切工作都要以国民党的名义展开。这使陈独秀一方面为不能与国民党对等地开展工作而苦恼，另一方面又为不使“党内合作”遭到破裂而忧心忡忡；一方面他要不折不扣地执行共产国际关于不可退出国民党、要忍让的指示，另一方面他又要忍受党内一些同志的批评，责备他在与国民党的交涉中退让、妥协、委曲求全的态度。
陈独秀妥协退让的难处可见一斑。
共产国际将中共放在“临时工”、“苦力”位置上的倾向，使身为领导人的陈独秀首当其冲，而且共产国际给中共的一些政策也有矛盾。最典型的比如，它要求中共既要保全统一战线，又要深入开展土地革命。1926年底共产国际在召开的七次全会上作出的《关于中国形势问题的决议》，其中心思想就在此。然而，共产国际的这一指示在当时中国形势下是矛盾的，但又是权威的，也即是执行不下去的，但又是必须执行下去的。可以说，这是共产国际给中共和陈独秀出的一道“哥德巴赫猜想”。陈独秀就是在这种特定的环境中勉为其难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
也许陈独秀缺乏一种政治家的韬略和胆识，也许陈独秀更缺乏像其后毛泽东的那种将原则性和灵活性高度结合、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紧密结合的高超的领导艺术，使他在当时的情况下只好采取一味妥协退让的举措，最后坠入右倾机会主义的泥潭。但我们不能不看到共产国际在右倾机会主义形成中有着实实在在的影响。同时，我们还不能不看到，在如此复杂的历史背景下处理如此众多的矛盾，对作为一个尚处于幼年时代、对中国革命规律问题还远没有认识清楚的共产党的领袖，又是文人出身的陈独秀来讲，要将革命顺利推向前进而不犯任何错误，是相当困难的。
我们从中所得的教训和启示，不应该是对陈独秀个人的过多苛求，而应是必须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在正确认识本国国情和历史特点的基础上，对国外革命经验进行正确分析和借用，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走出中国自己的路，这才是正确而富有成效的。同时，在对历史人物，尤其是像陈独秀这样一个曾在中国历史发展中产生重要影响的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上，必须遵循实事求是的观点，做出历史的评价。后人的评判不能离开历史人物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当时的历史情境而空发议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