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20世纪中国的伟人，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象征，也是中华民族和中国共产党英勇奋斗历史的体现。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将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毛泽东是引导中国迈向光明、迈入新时代的伟大导师。毛泽东的内心世界是一首诗，毛泽东的事业也是一首诗。毛泽东的思想发展更如长江黄河，波浪翻腾，蔚为大观。
一、毛泽东的早期思想及其历史底蕴
1.“志于学，蕲其精”的文化态度及其鲜明的现代化观念的产生
毛泽东早期的文化态度是毛泽东思想演进的基础和前提，也是衡量毛泽东早期思想基本倾向的一个依据。
毛泽东早年所处的时代，正值众多新思潮冲击下，中西文化冲撞与交汇的时代。对此剧变的形势，有人无所适从，有人宣扬全盘西化，有人固守封建文化传统。而毛泽东确立的基本文化取向则是“志于学”。早在1915年，毛泽东就制定了一个学习计划，“学校浊败，舍之以就深山幽泉，读古坟籍，以建基础”，然后“下山而涉其新”。他在传统文化中列出了“经之类十三种，史之类十六种，子之类二十二种，集之类二十六种，合七十有七种”，认为这是“中国应读之书”，“苟有志于学问，此实为必读而不可缺”。后来，他与萧子升、黎锦熙讨论“志于学”的方法，吸取他们“通为专之基，新为旧之基”的观点，开始求“通识之是”，求“公理公例”，注意“中西之比较，取于外而资于内”。在毛泽东看来，“维学如基础，今人无学，故基础不厚，时惧倾圮”。因此，近几十年来所谓的新思想，都是“自大的思想”、“空虚的思想”、“中体西用的思想”，一切的变法也只是从枝节入手。为此，他提倡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之人”，真正“志于学”，“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可见，毛泽东的基本文化思路，就是静下心来，立志于倡学，以达到变换旧思想之目的。虽然这时他还寄希望于“大气量之人”，认为“小人累君子”，需有“圣贤豪杰出世”，有唯心史观的倾向，但他“志于学”、求学理的自觉，已经接触到了时代发展的根本脉络。
在“志于学”的过程中，毛泽东深感“今世学问之涂愈益加辟，文化日益进步，人事日益蕃衍”，因而提出唯有“蕲其精”方能真正“志于学”。也即必须在众多文化中，去其芜杂、取其精华、求其真理。为此，他极为重视中西文化之比较，认为“吾国古学之弊在于混杂而无章，分类则以经、史、子、集，政教合一，专著不分，此所以累数千年而无进也”。而西学则“有所谓纯正者焉，有所谓应用者焉，又有所谓说明者焉，有所谓规范者焉，界万有之学而立为科”。因此，要真正有志于学，则必须“蕲其精”。在毛泽东看来，“蕲其精”的关键在于研究，在于在深入研究中探索真理。他反对“空言立志”，要求研究一切学问，都要“以其所得真理奉以为己身言动之准，立业为前途之鹄”，若“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他多次强调：“在学术方面，主张彻底研究。不受一切传说和迷信的束缚，要寻着什么是真理。”正是在这种求真求实思想指导下，毛泽东将“输入新识，一循真理”作为他创办的健学会的宗旨；而“富有研究精神，自由讨论学术，不尚虚文客气，以诚实为主”等被他定为会员之公约。他还在问题研究会章程中列出了130多个大小课题进行研究。可见，毛泽东文化态度中“志于学”而又求真、求实的精神。
在“志于学，蕲其精”的文化态度下，毛泽东的文化批判是深刻而富有特色的。他坚决批判国人“为强力者所利用，全失主观性灵”，认为必须用大力“摧陷廓清”“伪而不真，虚而不实”的旧思想旧道德。同时，他的文化批判又是冷静客观的。他没有被新文化运动中的情绪化倾向、形式主义倾向所左右。在求真求实研究学问的基础上，毫不客气的指出“怀中先生言，日本某君以东方思想均不切实际生活。诚哉斯言，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这种冷静客观的态度体现了毛泽东文化观念的独到之处。
毛泽东作为一个矢志倡学、以求真理的仁人志士，他“志于学，蕲其精”的思想和行动清楚地表明，他努力要实现中国传统文化向现代化方向转换。
他的立足点是现代化，其实质是求真求实，主张融合中西文化之优点，同时改造两种文化的缺点。正因此，他能在早年熟读四书五经，完成传统文化建构之后，再度完成了两次文化重构，从中确立起鲜明的现代化观念。首先是1912年至1913年在长沙省立图书馆，阅读了大量西学，包括严译八种及希腊、罗马的古典文艺作品和世界地理、历史书籍，使他开始突破传统文化的框架，向世界文化、现代文化方向转换；在进入湖南一师学习，特别是新文化运动后，他又大量研究西学，讨论问题，从而完成了文化的再度重构，其核心内容是传统文化受到批判和改造，被融入新吸收的西方文化之中。从此，毛泽东具备了开放的、走向世界的、鲜明的现代化观念，而且其中少了一些新文化运动中普遍存在的空洞、形式、情绪化的特点，多了一些求真务实之内涵。也正是这种现代化观念一开始就将毛泽东的思想引向了一条独立探索和思考的路途。
2.“由强权得自由”的平民主义思想及其正确的民众观的确立
如果说毛泽东早期生长在中西文化冲撞的大背景下，进而形成一种独到的文化态度和现代化观念的话；那么，另一方面，他生活在穷人食不果腹、富人铁石心肠、官府无情镇压人民反抗的具体环境中，则促使他同情下层民众，形成一种平民主义思想和正确的民众观。
少年毛泽东耳濡目染了尖锐对立的社会矛盾。1910年，长沙发生饥民暴动，为首者被砍头示众，毛泽东知后大受震动；1911年韶山发生大饥荒，父亲毛顺生却不顾乡民困厄，将大米运往城里，以备高价出售，被饥民没收而怒不可遏。在此唯利是图、冷酷无情的环境里，唯有母亲支持他多带饭菜到学校与穷人孩子分着吃。在环境的熏陶及父母对立的价值取向影响下，毛泽东同情下层民众。同时，少年毛泽东从所读民间小说中发现，“他们颂扬的人全是武将，人民的统治者，而这些人是不必种田的。因为土地归他们所有和控制，显然让农民替他们种田”。毛泽东很早就产生了朴素的阶级情感，感受到了这种社会存在着不公道。
随着认识的加深，毛泽东努力探索社会不公平的原因。他说：“一国的民众，总比一国的贵族资本家及其他强权者要多”，可为什么民众却处于被压迫、被剥削的地位呢？他带着这个问题来到长沙求学。在学校中发表政见，剪辫明志，继而投入反清斗争，后又一头扎进图书馆寻求真理。经过革命实践，又经过“志于学，蕲其精”的理性整合和指导，他认识到“贵族资本家及其他强权者人数既少，所赖以维持自己的特殊利益者，第一是知识，第二是金钱，第三是武力”。他明确指出，“从前的教育是贵族资本家的专利，一般平民绝没有机会去受得，于是生出了智愚阶级”；那些有知识的贵族和资本家，想出“资本”集中等种种手法，控制土地、机器、房屋，由千万平民替他们做工，“于是生出了贫富阶级”；贵族资本家有了知识和金钱，即设军营练兵，设工厂造枪，抓壮丁，“平民就更不敢做声，于是生出了强弱的阶级”。
总之，一切不公平都是“非平民主义思想”所致。毛泽东接触到了社会阶级对立之实质。
作为一个从不“坐而论道”的毛泽东，一旦认识到了问题之实质，就立志铲除社会不平等，救国救民。既然产生社会不平等和阶级对立的原因是“非平民主义”，毛泽东便举起了“平民主义”大旗。加上时值新文化运动大发展，而其变动的动力，毛泽东认为正是“由强权得自由”的平民主义，从而更强化了他的平民主义观。他兴奋地指出，几千年来思想大解放，导致了文学上由贵族的、古典的、死刑的文学，变为平民的、现代的、有生命的文学；政治上，由独裁政治，变为代议政治；社会方面，“由少数阶级专制的黑暗社会，变为全体人民自由发展的光明社会”；教育方面，“为平民教育主义”；经济方面，“为劳获平均主义”。他说，一言以蔽之，“‘由强权得自由而已’。各种对抗强权的根本主义，为‘平民主义’”。因此，他深刻指出，对于一切强权，“都要借平民主义的高呼，将他打倒”。在毛泽东看来，平民主义就是要在政治上要求普遍选举；经济上要求平均分配；教育上使文化普及于平民。而平民主义教育则是一切的基础，如果教育不得，国民知识贫弱，国家就不是民主的国家，而是民奴的国家。他说：“现代政治，为代议政治，而代议政治之基础于选举之上，民国成立以来，两次选举殊非真正民意。而地方初选，劣绅恶棍，武举投票，乡民之多数，竟不知选举是怎么回事，尤无民意可言。”究其原因，在于多数平民没有接受教育的机会所致。他吸取欧美国家平民教育采取夜学、露天学校、半日学校、林间学校、保姆学院等经验，提出要创办一所“平民主义的大学”，要破除少数人对学问的垄断，要使平民“看学术如粗茶淡饭，肚子饿了拿来就吃”。同时要养成一种劳工神圣意识。并为使穷人有力量读书，必须实行工读主义。
毛泽东由对社会的认识及理性的反思所形成的平民主义思想，直接导致了他正确的民众观的形成。其中有两个主要内容：首先是相信民众、为了民众。毛泽东从认识社会现实，分析社会矛盾开始，日益注目民众及其力量，特别是在平民主义运动中，他坚信民众才是一切。毛泽东在领导群众运动中，特别是在五四运动中，亲身感受了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如策动湖南各界组成了400多个“救国十人团”，在抵制日货运动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他坚信，“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压迫愈深，反动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只要民众起来，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
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更启发他认识到只有相信民众力量，只有为了群众的政党，才能取得革命胜利。为此，毛泽东上至反帝反封建，要求重组新政府；中至驱逐张敬尧；下至赶走校长张干，痛斥恶霸豪绅，为人力车夫抱不平，乃至同情因逼婚而自杀的赵女士等，有所必为。其次，启迪民众、发动民众、组织民众，努力实现人民与主权相结合。毛泽东早期受启蒙思想影响，认为救国必先救民，救民必先“改造民心道德”，以“变化民质”。启迪民众，造就“身心并完的新人”。如果说原先毛泽东的思想还处于希冀掌握“大本大源”的圣贤豪杰以教化、拯救民众的话；那么，在实践中感受到民众力量之后，就让位于“民众的大联合”，让位于打倒强权的“平民主义”，组织民众，实现人民主权了。从中可见毛泽东民众观的渐次深化，从同情苦难民众到邀约同志者救国救民，再到联合无产阶级为主体的民众改造中国与世界。在实际斗争中，从大范围的所有国民到小范围的同志者、从被强权压迫的所有民众到“台柱子”无产阶级，他的民众观得到了一次又一次飞跃，而其主线就是实现人民与主权的结合，使人民由奴隶成为主人。
毛泽东的民众观将自己摆在了与人民平等的地位，发动和组织民众，体现了毛泽东民众观的深刻性和正确性。
3.“踏着人生与社会实际说话”的现实主义态度及其深刻的国情观和科学社会主义观的形成
从“志于学，蕲其精”的文化态度出发，又与平民主义思想和民众观紧密相连的是，毛泽东的现实主义态度及其正确的国情观和科学社会主义观的形成。
毛泽东早期在哲学和伦理学上持有明确的现实主义态度。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毛泽东明确指出：“吾于伦理上有二主张，一曰个人主义，二曰现实主义。”他认为做任何事情都要致力于现实，“比如一种行为，此客观妥当之事实，所当尽力遂行，一种思想，此主观妥当之实事，所当尽力实现，吾只对于主观客观之现实者负责”。因此，一切活动都要为“以资于发展现实之具足生活”。现实主义态度成为毛泽东认识论之重要组成部分，他既主张读书穷理，又主张用已知之理益穷天下之物。他在行动中总要把书本知识运用到社会中去；也要求了解社会生活，把对社会生活的经验加以条理，上升为理论。因此，投入社会、认识社会成为他现实主义哲学的根本宗旨。
他把这种现实主义贯彻到社会活动中，提倡“为学之道不得不重现在”，“讨论各种学理，应该傍着活事件来讨论”。要求“踏着人生与社会实际说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