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从共产党首任书记到右倾机会主义者
从1921年7月党的一大到1927年7月党的五大，陈独秀历任中共中央局书记、委员长和中央总书记，是大革命时期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在这一时期，陈独秀在列宁和共产国际帮助下，主持制定过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彻底反帝反封建的纲领。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第一次大革命运动的根本指针。在这一时期，陈独秀曾于1922年11月初至12月初，率中共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并将会议要求建立反帝统一战线的思想带回中国并贯彻于党的三大之中。在党的三大中，陈独秀主持制定了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并领导共产党积极参加对国民党改组的工作，在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中起了重大作用。在全国革命高潮即将到来之前，1925年在党的四大上，陈独秀领导制定了正确的四大路线，《中国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虽是魏金斯基起草，但得到了陈独秀的赞同。该《宣言》基本正确地分析了各阶级在民族革命中的地位和趋向，初步总结了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经验，提出了帮助和扩大国民党“左派”，批评争取中派、反对右派的政策，同时对发展工人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作了具体部署。党的四大后，陈独秀还主持中央工作，贯彻了党的四大路线，推动了革命形势迅速发展。
在这一时期，陈独秀又积极领导了五卅运动，为促进革命高潮到来作出了重大贡献。陈独秀不仅以中央总书记身份统筹全局，在中央集体领导中起了决策作用，而且在1925年2月，还亲自领导了在上海的日本和其他外国纱厂的罢工斗争。这是五卅运动的前奏。五卅运动期间，陈独秀和瞿秋白还在《向导》周报和《热血报》上发表了许多文章，以揭露帝国主义残暴罪行，鼓舞群众革命斗争，指导运动的发展。在这一时期，为维护国共合作大局，陈独秀还领导并参加了同国民党老右派的斗争。陈独秀曾撰写了著名的《我的回答》一文，针对国民党右派出版的《护党特刊》、《民权旬刊》、《共产党破坏国民党证据之一部》等印刷品中污蔑共产党的论调，进行了有理有力的批判；1925年3月7日又发表《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对付中国国民运动之总策略》一文，告诫工人阶级“要认清敌人——帝国主义、军阀、国民党右派、工贼、冒充工会运动者——的策略”；从1925年下半年至1926年春，陈独秀又发表了《什么是国民党左、右派》、《预防赤化的国民党右派》、《国民党新右派之反动倾向》、《国民党右派之过去、现在及将来》等一批文章，批判了右派反苏、反共，反对工农运动，歪曲三民主义，破坏国共合作的反动谬论，分析了国民党分化为左、右派的原因、背景，揭露了右派的阶级实质。
总之，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都和陈独秀都有密切的关系，陈独秀在大革命过程中，尤其是大革命的前、中期，有过极其重要的历史功绩。然而，也正是在这一时期，陈独秀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这一错误并且在大革命进程中得到持续发展，在党的领导机关中占据了统治地位，给革命事业造成了严重损失。
那么，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呢？可以说，尽管陈独秀已经完成了向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转变，但对中国具体情况并未作充分而深刻的研究。因而，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过程中，造成对中国民主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的认识上，存在着重大的缺陷。
在历史如此悠久、封建性如此严重、情况又如此复杂的国度进行民主革命，必须极为慎重。正如列宁所说，这“无论在哪一部共产主义书本里都找不到”，不能完全照搬照抄别国的经验。为此，20世纪20年代初，列宁根据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必须与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相结合的原理，形成了关于东方革命的系统的伟大构想。1920年6月，列宁在他著名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中，明确地把东方革命称之为“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并强调指出：“必须特别援助落后国家中反对地主、反对大土地占有制、反对各种封建主义现象或封建主义残余的农民运动，竭力使农民运动具有最大的革命性。”同时，列宁十分重视东方革命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合作，但“无产阶级运动”在统一战线中必须“绝对保持这一运动的独立性”。
而且还要把资产阶级对农民运动的态度作为衡量统一战线能否建立和维持下去的唯一标准。
列宁这一伟大的革命构想对中国民主革命是具有重大指导意义的。但如果将陈独秀和毛泽东作一对比的话，这一理论对他们的影响有共同的方面，也有本质的差别。其共同的影响是在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理论指导下，党对现阶段中国革命性质的认识有了质的变化，开始重新认识中国独特的社会状况。认为国际帝国主义和本国军阀是现阶段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认为无产阶级应该援助“这种反抗封建的民主革命新的战争”。正确地阐明了现时中国社会的性质，认为无产阶级“应该联络民主派共同对封建式的军阀革命”，“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但在此表面共同的现象背后，由于对当时中国国情认识的不同，导致陈独秀和毛泽东的认识发生了实质性的重大差异。这就是毛泽东强调的是政治革命，而陈独秀阐明的却是经济革命。陈独秀断然不信政治革命“能将中国从危险中救出”，认为劳农专政的实现有待长期努力，不能一步登天。正因为这种认识，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理论一传入中国，很快就为陈独秀所接受和消化，并提出了中国革命两段路程、两次争斗的思想。但也正是在上述思想指导下，陈独秀过于强调资本主义不发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同样幼稚，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政党政治也同样“萎弱”。于是，他在呼吁“阶级的觉悟”和“革命手段”的同时，又觉得在“中国幼稚的产业和幼稚的教育”条件下，只能“鼓起勇气说句实话：卑之无甚高论”。由此可见，陈独秀民主革命意识中一开始即夹杂着二次革命的因子。他虽然在党的二大上主持制定了正确的民主革命纲领，但实际上，在他的思想深处，并未将列宁的理论引向正确的路途，却为其二次革命的思想的形成找到了一个理论依据。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所开展的两年工人运动以“二七”大罢工的失败而结束。“二七”惨案在这一时期无疑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它使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探索自身的实际，走上了国共合作的道路。然而，“二七”惨案对陈独秀的影响的另一方面，却是强化了他的“二次革命论”，使他对这一错误理论确信不已。“二七”惨案发生后，陈独秀觉得以往的理论纯属“浪漫的‘左倾’观念”。他痛切地感到“要打倒军阀，散漫的各个争斗是不济于事的，必须是各阶级各部分各自由民权的各种势力，在一个统一的目标之下集中起来，成功一个有组织的广大的国民运动，才有充分反抗军阀的力量”。因而，他对共产国际所说的“国内独立的工人运动尚不强大”，“工人阶级又尚未完全形成独立的社会力量”深表同感。虽然他一度坚持认为“资产阶级应该和无产阶级之分化，尚未到截然分离的程度；所以革命的资产阶级应和革命的无产阶级妥协”，“联合一个革命的战线”。但经过对人类进化的历史，特别是辛亥革命的再次思考，陈独秀认为，“将来革命事业完全成功时，社会阶级分化究竟至何种程度，那时对于革命的性质究竟如何解释”，“现在还不知道”，“也没有其知道的必要”。从而把国民革命等同于辛亥革命，把革命的阶级意义和社会基础赋予了资产阶级。可以说，经过“二七”惨案，陈独秀对工人阶级在国民党中与资产阶级的势均力敌失去了信心。
由此可见，在国民革命过程中，陈独秀的思想是在自我否定中呈螺旋式下降的趋势，由劳农专政而转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联合专政（非无产阶级领导的），终于对二次革命理论作了完整的补充，突出了“民主革命的成功诚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的思想。如果说此时共产国际对国民党的过高估计影响了陈独秀对国民党的认识，那么，陈独秀对工人阶级力量的低估，不仅与共产国际异曲同工，而且直接影响着对共产国际决议和指导中的正确方面的理解和接受。从此，陈独秀跟着共产国际陷入了右倾机会主义的泥潭。
与此同时，陈独秀对中国资产阶级及农民阶级的认识也有很大的偏颇。
